陶短房：6000亿美元如何非法流出中国

    必须承认，的确有相当资金流出境外，其性质是“黑钱”，目的是转移非法所得，或偷逃税款。倘如新闻所言，中国资金源源外流，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便宛如失血一般，一旦“血尽人枯”，后果必然不堪设想。问题是，真是如此么？
    “中国资金外流为世界发展中国家之最，并将危及经济成果和社会稳定”，这一新闻自12月17日起赫然出现在国内外诸多媒体上，令人怵目惊心。
    资金就是钱，钱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泉”，意即“流动、流通”，如周身血液般在经济体内循环不息，经济体才能得到充足的养分和均衡的发展，倘如新闻中所言，中国资金源源外流，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便宛如失血一般，一旦“血尽人枯”，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问题是，真的会如此么？
    并非新闻的新闻
    此次作出这一论断的并非官方或重要跨国非政府组织，而是一家名叫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研究、游说机构，其主要研究课题，是“发展中国家逃税、犯罪及腐败非法所得去向”，通俗地说，是一家研究“洗黑钱”和如何对付“洗黑钱”的游说机构。
    按照GFI在12月17日所提交的报告，截止2010年的10年内，总计约5.9万亿美元非法资金流出约150个发展中国家，其中以中国为最。
    报告称，2010年一年，中国非法资金流出总量就达4200亿美元，截止2010年的10年间总计流出2.7万亿美元，接近全部150个发展中国家总额的半数，远高于第二名马来西亚（2010年流出640亿美元，10年间累计2850亿美元）和第三名墨西哥（2010年流出510亿美元，10年间累计4760亿美元）。报告还称，10年间上述国家非法资金外流的来源，61%为亚洲，15%为西半球，10%为中东、北非国家。
    事实上这一新闻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近年来类似、甚至更激烈的说法比比皆是。
    如今年11月，胡润百富宣称，他们估计中国千万富翁资产的19%已“流落境外”，有海外分析家根据胡润百富提供的公式，结合渣打银行数据，认为仅今年3季度，就有高达800亿美元资金滞留或流失境外。
    还是这家GFI，今年10月的另一项研究报告称，“大笔资金”未经政府许可或申报从中国流向境外，过去11年间非法外移资金达3.8万亿美元，且从2000年的1726亿美元，增加到6029亿美元。该报告称，此现象“令人严重质疑中国经济的稳定”、“就长远而言将令社会、政治和经济正常运转难以为继”，并认为尽管这些资金中究竟有多少是腐败或犯罪所得不得而知，但大笔资金外流，不但意味着逃漏税情况严重，也代表着贫富差距扩大。
    至于小道消息就更多了，别的不说，光“贪官带走的钱”或“富豪移民带走的钱”究竟有多少，就是笔说法无数、一个数字比一个数字更吓人的糊涂账。
    何以外流？
    必须承认，的确有相当资金流出境外，其性质是“黑钱”，目的是转移非法所得，或偷逃税款。
    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曾出台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其中引述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管，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1.8万，所携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是迄今所披露“腐败资产外逃”最大的数目，尽管纪检委随后表示“数据绝对不准确”，但综合其它较可靠版本，“腐败资产外逃”涉案金额也应有千亿人民币规模。当然，涉案人流亡在外，未必等于涉案资金也全数转移出境，事实上有不少已侦破、审结的外逃大案，嫌犯外逃多年，但赃款却有相当一部分仍滞留国内。
    移民的富翁所带出去的资金自然也不是个小数目，在各移民主要接收国纷纷上调投资移民资金门槛的情况下就更可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仅就移民过程中所流失的资金而言，这笔钱是“白钱”，属于合法外流，可包括在诸如胡润百富等的“资金流外”总额中，但不应被计入GFI的“黑钱流出”总额。
    另一部分外流资金，则是从境内通过非法渠道流出境外，从事投资、理财等活动，或单纯存入海外账户的钱，按照各方的说法，这笔钱才是“资金外流”的“大头”。
    这些钱并非都是贪官、移民富豪或“黑社会”所操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合法经营的单位、个人，他们中有些人已移民海外，有些人却一直在中国境内经营、生活。事实上，许多中国人虽已移民，却仍然“过中国时间，赚中国钱”，且越是富豪、这样的人比例越高。
    那么，这些为经济目的流出境的资金为何要流出，又何以要如此“不见天日”？
    原因是复杂的。
    一些中国富翁在原始积累阶段存在不少非法经营的“原罪”，惟恐“秋后算账”；一些人抱着“狡兔三窟”、“多买一份保险”的心态，把一部分资金放到海外，以分散风险，防止政策变卦；还有为数不少的企业、个人，出于避税、赚取优惠政策，或配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指标完成等种种目的，把资金转移到“避税天堂”，注册一个“外企”，再摇身变作“外资”，堂皇杀回境内投资、赚钱。
    此外，中国是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初创，不仅品种少，规模小，且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近年来因经济形势的需要，政策在适度从紧和适度宽松间反复变化，令不少私人、甚至单位资金选择“出洋冲浪”。
    然而中国是存在外汇管制的国家，经营活动用汇有严格报批程序，私人换汇一年上限仅5万美元，这对于上述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外流”需求而言，显然都是杯水车薪，正因如此，见不得光的“非法外流”就大行其道。
    资金外流的“血管”
    不论胡润、渣打或GFI，都表示中国流出资金的主要去向，是境外“避税天堂”或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而资金外流的主要手段，则是在贸易单据上做文章。
    GFI10月的声明中曾“认为”，中国外流资金中有8成多，是以企业虚报进口价格的手段转移出境，即在进口中故意虚高报价，通过多付货款的方法转移资金；而香港“财讯快报”根据渣打和胡润百富估算所作的分析，则认为外流的主要方式是企业虚报出口价格，即明明出口的货值较高，但发票上却显示低价，其中差价则滞留境外不归。
    这种做法适合转移大宗资金，且手段隐蔽，很难察觉，即便察觉也不易处理。然而必须看到，由于种种原因，这类手法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一直在采用，甚至一度是中国官方外贸机构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操作手法，目的是打破国际封锁，获得更灵活的外贸空间和手段，如今形势虽然不同，但采用这种方式操作的资金，并非都是“黑钱”，更非都是单方面“失血”、“流出”——事实上只需将步骤颠倒，就可很方便地让境外资金“输血”、“流入”。
    除了这条广为人知的“大血管”，密如蛛网、无所不在的国际地下钱庄，也是换汇、流汇的重要渠道，目前许多国际地下钱庄已可做到“全球通存”，即只消用自己人民币账户向指定人民币账户汇入人民币，就可在自己海外外汇账户收到对方汇入的外币，整个过程有时只需十几分钟。
    中国不仅实行严格外汇管制，且人民币至今不能自由兑换，外贸活动和海外投资活动存在许多限制和障碍，客观上造成不少企业、个人需要频繁、大量在境内外大手笔转汇、换汇，且无法求助于手续繁琐、效率低下的官方正统换汇、流汇渠道，这就造成上述“血管”客观存在的必要性。
    必须指出，不管“大血管”、“小血管”，都不是单向的，而是既有流出，也有流入，这不仅因为许多钱本就是要汇回国内，或以外资形式在国内投资，更因为国内金融、投资市场同样“内外有别”，许多真正的外资希望以“内资”面目，进入“外宾免入”的市场投资。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GFI是专门研究“反避税天堂”和“反黑钱”方案，并向“买主”兜售这类方案的智库，其研究成果，是为支持其一贯坚持的“卖点”——各国政府应加强互通税收信息，完善反洗钱立法，改善法规防止通过匿名实体隐匿资产转移，确切地说，其论点的关键，一是支持美国2011年底公布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截至2011年12月31日，居住在美国境内、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外籍美国绿卡持有者，需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政府申报；藏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二是支持美国对海外公司、及在境外有关联交易的会计师事务所、银行等机构提出客户信息披露要求（不久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向涉及中资股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中概股“看门人”提起诉讼，则是另一种施压的方法），其论点具有一定倾向性和目的性，且缺乏实际数据、资料佐证，不加辨析地采信并不科学。
    不仅如此，GFI以资金11年来大量流入作为“严重质疑中国经济稳定”的论据，却回避了这11年（2000-2011）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稳定11年的基本事实，其客观性也要打一些折扣。
    但必须看到，提出“资金外流问题”的并非GFI一家，且既有官方机构也有非官方机构，既有境外机构也有境内机构，资金外流现象客观存在，赃款、黑钱的外流，情况也是存在的、严重的。
    即便是“有进有出”，不至造成“血尽人枯”的局面，但这种“体制外循环”的大量、普遍存在，不论“流入”、“流出”，都会造成大量税款流失，且这种“体制外循环”的肆虐，也会增加金融风暴的杀伤力，成为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血尽人枯”的警告绝不应掉以轻心，国际间加强税收、金融、反洗钱等方面的合作是大势所趋，但前提是互相尊重、互通有无，而不应成为单方面施加、强金融霸权的借口。
    还应警惕另一种倾向，即因过于担心“资金外流”而质疑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放缓金改步伐。应明确地认识到，当前的金融体系缺憾（尤其人民币国际化步骤的长期停滞不前），同样是造成“体制外循环”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这一“梗阻”，让许多本来可以“见光”的外汇流动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改革是硬道理”，是解决许多棘手问题的出路，这一规律，在“资金外流”问题上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