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改革需要更多共识

    国进民退的十年
    搜狐财经：您认为过去十年重要的经济政策有哪些？怎么评价这些经济政策？
    许小年：过去十年出的政策有点多，也许太多了，其中不乏前后矛盾、朝令夕改。回过头来看，很难对这些政策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只能说这些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政府对经济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的干预。
    从理论上讲，你可以说它是凯恩斯主义，其实凯恩斯主义从来没有主张政府如此深入、如此广泛地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思想是通过适当的政府干预来提高市场的效率，但到了中国，就变成政府直接插手经济，政府在市场上追求自己的经济目标和经济利益，变成披上凯恩斯外衣的计划经济。随着政府干预的扩大和深入，形成了过去十年间非常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趋势？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效益逐渐减少，到19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用当前的时髦词汇讲，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在消失，最近领导层也在谈改革红利，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这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改革红利，而不是人口红利或者劳动力成本。计划经济时代也有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啊，为什么没起作用呢？制度不行。必须要有好的制度、好的市场环境，才能把潜力释放出来，红利才能兑现。
    改革的红利递减，农业是个例子。1970年代农业改革，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就子上来了，农村经济繁荣，很快解决了农副产品的短缺问题，支持了城镇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但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有很大局限，生产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碰到天花板，上不去了。这时如果继续推动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明晰产权，促进土地的市场化配置，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形成专业化和集约性的农业，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在包产到户之后，我们在农村的改革停顿下来了，不仅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城镇经济。
    农业只是一个例子，改革一旦停下来，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不得不靠政府来推动。结果是什么呢？政府的投资力度越来越大，这时真的走上凯恩斯主义的道路了。
    改革红利和政府推动的区别是什么？改革开放前半段的效益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改革打破了计划体制对资源的束缚，在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土地和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经济利益的吸引下，人力、土地等资源流向高收入、高回报也就是高效率的部门。具体来讲，资源从农村向经济效率更高的城镇配置，到今天，已有两亿多农民在城镇工作。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么多地，配置方法改变了，资源使用的效率、经济的总体效率就提高了。
    第二个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从国有部门到民营部门，允许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低效和无效的国有企业倒闭，人力、资本、土地等资源释放出来，流向效率高的民营经济。私有制比公有制效率高，这是人性决定的，我们每个人都更关心自己的钱，私有制的效率不用什么理论去证明。
    资源重新配置带来效率的提高，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却极为重要的效应，那就是激励机制。包产到户后，农民为自己干活，不是为人民公社或别人干活，劳动积极性、经营的主动性和以前大不一样。在城镇经济中则是出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千方百计地进行创新，降低成本，他们的激励机制和国资、国企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也完全不一样。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改革开放前十几年，经济增长的源泉一是资源的重新配置，从低效到高效部门的转移；二是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劳动生产率、每亩土地或者单位资本的产出都增加了。
    改革开放的良好势头从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发生逆转，不是更多地通过市场化机制配置资源，而是相反，在政府的干预下，资源从高效率部门流向低效率部门，从民营部门回到国有部门，表现为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强力扩张。民营经济的空间受到挤压，经营环境恶化，企业家信心不足，移民成风。微观层面上的增长动力衰减，政府不得不在宏观层面上用政策推动，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形成了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的态势，凯恩斯主义兴起，计划思维回潮。
    应该解散发改委
    搜狐财经：但政府推动效果是很差的。
    许小年：政府推动永远是低效的，如果国家计委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解散它？解散了计委为什么又要成立发改委？搞市场经济，发改委没有存在的必要。
    搜狐财经：因为它管得太多了？
    许小年：不是管多管少的问题，而是政府不可能有效配置资源，凡是它管的事，效率一定低。管光伏，光伏死掉；管高铁，高铁出问题。哈耶克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就说过，政府管不好经济，因为它一没信息，二没激励。信息在市场上，不在政府的办公室里。政府官员的激励是升官、寻租发财，而不是把企业经营好，企业效率高低和他有什么关系？
    搜狐财经：取消发改委的可能性大吗？
    许小年：没参加十八大，不太清楚。大家对改革的预期很高，可以理解，但改革的难度比以前大多了，比1978年困难多了，所以最近在一次会议上我说：“Nothing is going to happen”。说一切照旧，可能太悲观了，但预期确实不高。
    搜狐财经：因为既得利益比以前更强大了吗？
    许小年：既得利益是原因之一。1978年刚开始改革时，没有很明显的既得利益，那是在“文化革命”的晚期，“文革” 给中国经济造成的破坏有目共睹，这是党内、党外的一致认识，按照那一套路子再走下去，经济要破产，社会要动荡，不能再那样干下去了，朝野形成了关于改革的共识。关于“文革”，没有什么好说的，执政党的中央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通过。）已有总结，你要想重新肯定“文革”的话，党中央得再出个文件，说前面那个错了。
    现在可不一样了，权贵既得利益不想改革，而且改革的社会共识也没有。今天的共识仅仅是对现状的不满意，大家都不满意，要求改变现状，但怎么改，往哪里改就没有共识了。
    收入分配恶化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
    搜狐财经：改革呼声大，但是要怎么改大家看法很不一样。
    许小年：对于“怎么改”，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些人甚至不愿意提改革，认为一提改革就是邓小平路线。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人认为是错的，本人当然认为是对的，历史也证明是对的。
    分歧大的一个原因是收入分配的恶化。过去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越来越多，为政府官员创造了不断扩大的寻租空间，各种各样的现象冒出来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造成国民收入分配的恶化。恶化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政府甚至不敢公布过去十年间的基尼系数（编者注：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20世纪初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用于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分析指标。）。最近的民间调查显示，现在的基尼系数0.61，早已超过了触发社会动荡的警戒线。收入分配的恶化恐怕是社会的共识，连高收入阶层都承认，再发展下去要出社会问题。
    但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关于改革的分歧，如何阻止收入分配的继续恶化？从源头上看，答案非常清楚。政府的权力过大，对经济的干预太多，制造了合法、非法的寻租机会。央企垄断市场是合法的寻租，经济学中称为“垄断租金”，石油石化、通讯等行业不许民资进，这是合法获取租金。非法的寻租就更多了，寻租的结果一方面是暴利的富商，另一方面是暴富的官吏。王小鲁等人做过一个研究，中国基尼系数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货币供应等宏观指标，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来自寻租腐败的收入。改善收入分配，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减少政府掌握的资源，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
    可是有些民众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腐败是头号问题，政府要提高反腐力度，抓贪官，打击奸商，管制价格和市场，反市场化的思维就在反腐的过程中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这也是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媒体管制下的信息不对称，这些民众看不到每天都在进行的官商勾结和寻租活动，他只看到地产商赚了多少钱，垄断行业的工资是我的多少倍，于是要求政府控制房价，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而不是铲除两极分化的根源，根源就是政府垄断资源和市场啊。
    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是消除政府的寻租空间，这就必须让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进一步干预经济。更多的干预只意味着更多的寻租机会，差距更加悬殊的收入分配。
    我们的建议是反垄断，是打破垄断，但社会上的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潮仅仅针对结果，而不是针对收入分配恶化的根源。老百姓希望出现一个朱元璋式的皇上，能为他们打贪官，为他们均贫富，所以网上有不少支持“文化革命”的言论，支持重庆式的“打黑除恶”.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很难理解这样的思潮，只能说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考虑以赎买推进改革
    搜狐财经：有人提出一种建议，以赎买机制推进改革。比如我们要改革国有企业，我们给那些官员或者高管比较高的份额，即便是一半被他拿走也无所谓，这样才能打破垄断，百姓才能创造财富。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许小年：赎买政策从理论上讲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赎买政策是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非要搞激烈的、群众斗争式的或者用强力的行政手段来打破垄断，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用赎买的办法来减少改革的阻力，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公众能不能支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有些人一提起赎买、一提起高薪养廉马上就说：“凭什么？他们已经富得流油了，你还要给他们钱？！”感情上就不接受。人们对赎买政策的效果也是疑虑重重。高薪真的就能养廉吗？人心有满足的时候吗？给多少钱算是够？当然我们也承认，仅仅有高薪还不够，高薪应该配合监督和制衡，配合媒体的开放。
    从国际经验看，如果没有多党制，高薪就是必要的，有了反对党，高薪就没有必要了。譬如台湾，民进党天天在那盯着，国民党想腐败也不敢动，那么多人那么多眼睛，有一点动静就被曝光出来。陈水扁下台后，因为腐败被投到监狱里，台上的马英九还敢贪污腐败吗？他有贼心也没贼胆。
    两党制是什么？两党制是低成本的反腐工具。香港现在是有自由没民主，公务员你就要给他高薪，新加坡公务员也要给高薪，因为他们没有宪政民主，没有反对党天天盯着。台湾的公务员就过得惨兮兮的，薪酬和福利跟香港没法比。差在什么地方？因为台湾实行民主制度，不给你那么多钱你也不敢贪，想在任上利用权力捞个人好处？你试试看。
    最近有人提出大赦，官员财产公式，凡公示过的，不再追究财产的来源。这个我同意，再加一条，不愿公示的就请他辞职，并且永远不得进入政府，古代叫作“永不录用”。既往不咎，减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这是个办法。
    福利政策来自官员短期行为
    搜狐财经：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不少讨好百姓的政策，比如保障性住房、全民医疗、免费高速公路，您怎么评价这些政策？
    许小年：这是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他反正就干五年，级别高的干十年，任期内竭泽而渔，把我自己的业绩做得漂漂亮亮的，问题都留给下一届。政治家能不能为公众的长远利益着想，并不取决于他的个人的修养和造诣，而取决于激励机制。这是经济学基本原理。现在官员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呢？就是这五年之内的政绩、GDP、百姓的口碑。
    你会说官员在意百姓口碑不是好事吗？是好事，但口碑效应对级别高的官员影响大，越往下影响越小，下面的县官是不怎么管口碑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能捞钱就行，谁在意口碑呀？清朝官员的行为和现在官员的行为是一样的，因为激励机制没变。合法的薪酬福利有限，皇上给的俸禄有限，利用权力搜刮民财却是无限的。官员敛财太甚，老百姓骂娘，但县官不在乎，你骂的是大清皇上，又不是骂我。责任和收益不对称，风险和好处不对称，这就导致了基层官员大量腐败行为的发生，进而动摇整个政权根基。政权根基和县官有什么关系？他才不管呢。
    激励机制没变，又没有公众监督，他的行为就必然跟清朝、明朝的官员一样。比较顾及口碑的属于高官，官做大了就想青史留名，这类激励随着职位的上升而增加。想青史留名怎么办？那就得让老百姓说好话啊，让人家说好话就得给好处。这些好处财政能承担吗？不管，财政赤字和银行坏账都是下一届的事。
    搜狐财经：其实说到底，就是所谓的高官不知道怎么给老百姓好处，
    他不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比如保障性住房这样的短期好处他能给你，但其它长期的好处该怎么给，他们是想不到的。
    许小年：不是想不到，根本都没有那个想法。“渔”是要长期才能发挥作用的，我今天给你点钱、给你一点补贴，你就说我的好，但是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农村要想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一定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农村发展生产怎么发展呢？要思考农业如何集约化，要把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这就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这多费事啊！土地制度改革是我能碰的吗？要碰土地制度改革，会得罪多少人？赶紧发点钱，让他们说点好话就行了。
    中国老百姓比较简单，容易满足，因此就有短期政策，迎合底层百姓的非理性预期。这个下乡那个下乡，把陈旧的、低质的产品向农村倾销，价格稍便宜点，老百姓觉得还不错，他们以为国家兜里有用不完的钱，他们看不到财政补贴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政府搞小恩小惠的福利也能收到效果。
    超发货币，迟早通胀
    搜狐财经：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历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许小年：通货膨胀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政府印了太多钞票。哈耶克说过：“通货膨胀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中国为什么要发行这么多货币？就是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无法实现，所以只要靠印钞票来拉动。目前中国的M2/GDP的比例已经高达167.3%,之所以还没有引起严重通胀，是因为经济在下行，货币流通速度较低。
    搜狐财经：您认为通货膨胀还会持续吗？
    许小年：有这么多货币在，就是一堆干柴，就是一个汽油桶，遇上火星就炸。火星是什么？经济复苏。等到经济重新活跃，货币流通提速，通胀马上就来。美国也一样，美联储最近在谈货币政策转向，要加息了，不转不行，他们那一堆干柴、那一桶汽油不亚于我们。
    搜狐财经：美国好一点的地方，是有中国帮他们兜底？
    许小年：中国经济体量比起美国还是小的，兜不了它的底。最近联储的副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就在谈什么时候加息，实际上已经给市场放风了。美国除了财政悬崖以外，经济复苏的迹象很明显，一旦复苏，货币流通加速，就是周转次数增加，比如说从一年周转一次增加到两次，货币存量就一块钱当两块钱用，通货膨胀压力马上显现。
    搜狐财经：这几年人们对恢复金本位的呼声比较高，您对金本位怎么看？
    许小年：我也一直在呼吁恢复金本位。金本位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手段，在超主权货币不能达成共识时的一个替代方案，超主权货币就要说到这次金融危机，危机凸显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货币发行本地化之间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了，从理论上讲就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货币，但是现在货币发行还是本地化的，这一对矛盾无法解决。谁应该成为国际货币？美元是第一候选，可是大家现在不信任美元，因为美联储发货币的时候根本不管其它国家，它只看自己国内的经济。大家要求美国人负起责任来，说美元是国际货币，不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不能滥发。美国人说，我的货币关你什么事，我爱发多少就发多少。国际社会呼吁美国控制货币发行，但美国人不会同意。为此我们曾提出超主权货币，但反对的还是美国，因为超主权货币等于挖美元的墙角，有货币发行权就有利益，美国不愿意放弃这块利益。
    其它货币没有美元那样的国际地位，而且用任何国家的主权货币来做国际货币都有同样的政治问题，就是彼此之间不信任，既然美国人可以滥发货币，伤害其它国家的利益，换了任何一个主权货币来做国际货币，都有这个问题。打破困境的一个办法就是金本位制度，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和具体的国家脱钩，谁也不可能滥发。
    搜狐财经：其实不管大家认不认，黄金还是有那个作用，如果是美元或者欧元太糟糕，大家就起用黄金了。
    许小年：但现在黄金只是起储备作用，它不流通，不是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经济学是科学而不是宗教
    搜狐财经：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不必建立中央银行，认为货币应该去国家化，主张将发行货币的权利交给个人和市场，对此您怎么看？
    许小年：这个我也同意。我最近在做一项研究，想说明一个奥派的观点：货币超发引起了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的学术研究要求你拿出模型，没有数学模型的文章很难发表，好吧，我做一个模型来证明，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证明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多了一个关闭中央银行的理由，既然你是一个祸根，既然你的货币政策引起了金融危机，我留着你干什么？
    搜狐财经：这也是罗斯巴德对美国大萧条的解释。
    许小年：是的，但罗斯巴德有点太极端了，我还是比较喜欢米塞斯和哈耶克。罗斯巴德有它的贡献，但是变得有点像宗教狂热，这不太好。
    搜狐财经：经济学到底还应该是科学，不应该是宗教。
    许小年：不应该是宗教，经济学不是信仰，它是可以表述的，因此就是可以争辩的、可以论证的。信仰没办法表述，即便如此，宗教也还有很多形而上学的争辩。藏传佛教喇嘛都要辩经，经过多少轮的辩论，喇嘛才能提级。经济学不许人家怀疑、争辩，这是不对的，罗斯巴德有点这个味道。
    美国财政悬崖不会对私人部门造成太大影响
    搜狐财经：美国的财政悬崖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您认为这问题有那么严重吗？
    许小年：财政本身的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对美国的私人部门影响不会太大，起码不会像欧洲那样。欧洲的政府财政危机连着银行，当政府债券价格大幅度下跌的时候，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债券”这一项缩水很厉害，导致银行资不抵债，西班牙、意大利的银行，都需要外面的救援资金来补充资本金，因为在国内已经筹集不到资本金了，大家对银行没信心。银行瘫痪，欧元区经济就衰退。
    美国的银行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的程度没有欧洲那样严重，反映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虽然也随着“财政悬崖”的讨论上下波动，但波动幅度并不大。欧洲就不一样了，西班牙国债收益率可以从3%跳到7%，你想它的债券价格要跌多少，债券价格一跌，银行就麻烦，因为银行资产中20%、30%都是国债。西班牙的银行蛮糟糕的，已处于危机之中，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中，有一部分资源是用于救助西班牙的银行，因为西班牙政府拿不出钱来。
    搜狐财经：中国现在也在搞很多福利政策，会不会有一天也这样？
    许小年：中国的情况跟他们不太一样，中国的金融化程度没那么高。我们的泡沫在实体经济中，实体经济泡沫破灭不会通过金融体系放大。我们是慢性病，他们是急性病。金融化程度高，政府财政一出问题马上拖累银行，银行一出问题马上拖累经济。
    我们楼市泡沫如果破灭，银行估计会有一点损失，但损失不大，遭受损失的主要是老百姓，是付按揭贷款的人。我们经济中有泡沫，主要是实体经济中大量过剩产能，但这些产能泡沫的破灭不会是雪崩式的，它表现为钢价的下跌，水泥价格下跌，企业的经营困难，不会像美国、欧洲那样，通过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迅速扩展到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奥地利学派抓住了经济活动的实质
    搜狐财经：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当中，您是对奥派评价比较高的一位。
    许小年：是的，我对奥派评价比较高。
    搜狐财经：您认为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区别在哪？和凯恩斯学派的又在哪？
    许小年：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有很多观点相同的地方，比如说政府的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这两派的观点都是很一致的。
    奥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区别，主要是在方法论上。芝加哥学派的基本分析方法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编者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创立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他还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下，出售一切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和出售一切消费品的总收入必将相等。该理论的实质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处于稳定的均衡状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消费者可以获得最大效用,企业家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可以得到最大报酬。），和一般均衡相关联的是微观层面上的完全竞争理论，对于芝加哥学派的这两个理论基石，奥派都不赞成。
    奥派认为，经济从来不在均衡状态，虽然市场的力量总是把经济推向均衡，但经济永远不可能达到均衡，因为在到达均衡之前，经济内部的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像一条船在河流里面一样，原来向东，从侧面冲来一股水，船就转向东南方了，趋向另一个均衡，还没有到达新的均衡时，又过来一股水，把船冲向南方。
    奥派说最重要的不是研究经济运行的终极目标，而是趋向那个最终目标的过程。这是奥派和芝加哥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不同，由于方法上的不同，它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奥派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理想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也不存在所谓的“完美竞争”。哈耶克对“完美竞争”的批判是最到位的，他说“完美竞争”实际上就是没有竞争，你读他这篇文章，就会觉得“完美竞争”的概念真的如同垃圾一样，可以彻底抛弃掉。
    凯恩斯主义的问题是逻辑的不一致性，奥派的理论体系是逻辑一致的（Consistent） ，一致性或一贯性的概念在中国很淡薄，甚至没有这个概念。讲自相矛盾的话，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比如领导经常说“既要…,又要…”，他想要的两件事自相矛盾，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但中国人会觉得领导讲话挺全面。比如“多快好省”地发展什么事业，自相矛啊，“多、快”就不可能“好、省”。凯恩斯学说有严重的内在自相矛盾，它假设市场失灵，但政府就不会失灵。在基本的经济分析上，奥派强调长期供给，凯恩斯强调短期需求。奥派接受萨伊的观点，萨伊说供给自身创造需求，而凯恩斯认为需求创造供给，从根子上就不一样。
    奥派比芝加哥和凯恩斯都深刻，抓住了经济活动的实质，效率的源泉是创新，创新来自垄断竞争，而不是“完美竞争”，把竞争看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状态。对奥派也不要百分之百肯定，百分之百肯定就可能造成一种宗教情怀。
    凯恩斯学说的自在矛盾
    搜狐财经：您曾经说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
    许小年：我说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本来经济学不分宏观、微观，凯恩斯之后才分开的，如果你非要分宏观、微观，那我认为微观比宏观重要多了。宏观经济学假设经济像一个人一样，有独立的意志，有思维能力，可以做出选择，可以做出决策，这怎么可能呢？你怎么能假设13亿人就像一个人那样决策呢？但宏观经济学就是假设有这么个“超级人”，然后把个人决策的模式套到这个“超级人”身上，50万亿的经济总量就像一个公司的产值一样。
    搜狐财经：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会很难推进，您赞成这种观点吗？
    许小年：我赞成，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两者的分离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问题。凯恩斯经济学只研究个人的行为，只研究企业的行为，从来不研究政府的行为。在它的理论框架中，一边是企业，最大化利润，一边是消费者，最大化效用。在这个框架中没有政府，政府是隐含地出现在背板上的，当企业和消费者的活动使经济偏离最优的瓦尔拉斯均衡时，政府就来干预市场，把经济拉回最优均衡。“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多完美的图像啊。
    政府就是凯恩斯理论中的上帝，而且是仁慈的上帝，体现在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慈悲为怀，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政府不仅仁慈，而且法力无边，想做什么都能做到，用经济学的话讲，就是它的政策成本等于零。
    这下问题就来了，政府为什么要以公众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如果政府谋求自己的利益呢？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企业是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为什么政府官员最大化跟他不相干的社会福利呢？如果官员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我们就得把政府也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不是两极的结构，而是一个三角结构。三方博弈就是政治经济学，两极结构叫作纯经济学，也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为什么说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因为不存在一个超级的理性经济人，也不存在一个仁慈和无所不能的上帝。
    企业家最大化利润，老百姓最大化自己的幸福感，而政府官员最大化社会利益，这在逻辑上就不一致！难道官员是用不同材料制成的？
    搜狐财经：不符合现实。
    许小年：不仅不符合现实，就是形而上学地说，你都说不过去。经验主义者会说，没见过一心为公的政府官员，这是经验主义的批判。形而上学的批判是，
    不管你怎么假设，你应该保持假设的一致性。官员、小老百姓、企业家都是人吧？人的行为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你追求你企业的利润，他追求他个人的幸福，而政府官员最大化别人的利益呢？逻辑上不一致，你构造起来的理论体系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假设官员是跟我们一样的凡夫俗子，也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一心为公”就是非理性的。什么?“一心为公”是非理性的？当然啦。理性是一心为私，理性经济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当我们承认官员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时候，就得到一个三方博弈，经济学立即变成政治经济学，所有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都应该是政治经济学。
    凯恩斯经济学是社会心理上的成功
    搜狐财经：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这样的伪科学，可以说他们是拿它来骗百姓的。
    许小年：忽悠百姓吧，用一个不太强烈的情感词就是忽悠百姓。
    搜狐财经：在现实中，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就是凯恩斯的思想和手段。
    许小年：现在很清楚是失败的。
    搜狐财经：但就在今年，又有人建议再来一轮四万亿，您怎么评价这种经济学家？
    许小年：只能说他经济学没学到家，不能说他的动机。讨论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质疑别人的动机，动机是说不清楚的，他想替政府辩护，还是自己真心信这个东西，这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搜狐财经：但是不光政府喜欢，包括媒体、百姓都很喜欢这样的经济学家。
    许小年：所以我说凯恩斯经济学最大的成功是在社会心理方面的成功。一方面它迎合了政府扩张自己权力的需要，另一方面它迎合了社会大众期待救世主的心理需要。
    凯恩斯经济学是所有政府——不管东方西方、外国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讨人喜欢，他见了政府老说：“你一边呆着行吗？你少管点行吗？”哪个政府喜欢你？秦始皇会聘你当他的宰相吗？秦始皇要聘李斯做他的宰相，孟子是当不了宰相的。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你教我什么治国之道？孟子说：“用得着吗？只要仁就行了”。梁惠王说“仁”听起来挺好，但是寡人能得什么利呢？孟子回答：不要老说“利”。这不讨人喜欢，所以孟子捞不着官，一定要像李斯、韩非这样的人才捞得着官，打着凯恩斯旗帜的经济学家才能够进入体制内。
    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成功是迎合了社会大众期待救世主的心理，它上下都讨好，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上下都不讨好，它跟大众说“没有救世主，只能靠你自己”。老百姓说，我们水深火热的，你过来就说这个？你不给我们弄点正能量，不说点有希望的事，比如政府马上就要采取什么行动之类的？你跟他说没有救世主，对他的心理是个打击。凯恩斯主义着说，你别着急，政府财政政策一上，危机就过去了，政府多发点钞票，大家日子就好过了。老百姓搞不清发钞票是怎么回事，“噢，发钞票就是钱多呗，钱多就好呗。”其实发钞票、通货膨胀是从他口袋里面偷钱，但是他不懂。
    凯恩斯对下迎合了大众期待救世主的心理，对上迎合了政府扩张权力的需要，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比较惨，因为他们说出来的话没人愿意听，没人爱听，两头不讨好。你们几个追求“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找个地方歇了算了，我们还得过日子呢。
    欧债危机源于福利政策
    搜狐财经：我们谈谈民主的问题。
    许小年：大家对民主制度有一个误解，这误解产生于我们过去对唯物主义的宣传和盲从。
    唯物主义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只要你理解了物质生产方式，你就理解了整个人类的发展，不仅如此，你还可以预测未来的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这里推导出来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的另一个习惯性思维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说，认为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其它问题全都迎刃而解，于是人们脑子里形成了一个观念，不管什么事，只要抓住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其它就全解决了。
    在中国抓什么主要矛盾？老百姓说是道德问题，欧债危机呢？说是民主制度的问题。欧洲人不可能因债务危机而放弃他们的民主制度，那债务危机岂不就没解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受了“唯”的影响。唯物主义有它的道理，唯心主义也有它的道理，“心”、“物”都要看，我们不排斥唯物主义，也不排斥唯心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唯”主义。社会问题的产生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一个社会系统的运转，要有各方面的条件相配合，并不是说只要实行民主选举制，这个国家从此一帆风顺，从此走上康庄大道。
    “唯X主义”是在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我们想象不出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受“唯”、受“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影响太深，以为中国社会目前的所有问题只要政府下决心反腐就全解决了，哪有那么容易？即使在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当中，也以为只要政治改革一开启，这十年积累的矛盾就全解决了，这都是“唯”的思想在作怪。
    一个现代社会，除了民主政治以外，还需要其它的支持。宪政民主是它的政治子系统，市场经济是它的经济子系统，个人权利和理性是它的思想观念子系统。三个子系统要相互协调，相互支持。民主政治离不开自由市场经济，也离不开在思想观念子系统中的个人权利和理性。欧洲现在的问题是理性缺失，而不是民主制度有致命缺陷。
    民主制度不能保证理性。民主制度如果能保证理性的话，还读凯恩斯干什么？还要哈耶克干什么？学者就是要在思想观念子系统中，不断地重新诠释理性和个人权利，不断重新诠释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不断地向老百姓解释宪政民主制度的实质，观念、经济和制度缺一不可。
    欧洲的宪政民主制度没有大问题，大问题是在思想观念领域中的理性的缺失。理性是什么？理性就是你对现实的分析和认识。欧洲人如果不反思福利国家，永远走不出债务危机。你的债务是从哪里来的？福利开支，历届政府都承诺增加福利开支，同时又承诺不加税，从哪弄钱呢？借债，越借越多，终于被债务压垮。希腊接受了IMF的救援计划，开始执行财政紧缩，结果是全国罢工。罢工有什么用？学学南韩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南韩政府破产，也是IMF救援，韩国人开始不接受，罢工抗议，后来发现罢工解决不了债务问题，还是回去干活吧。
    民主制度下，谁也不愿意减少福利，那怎么办？换个专制的政府？希特勒上台的话，他怎么解决？打仗，到外面去抢？和欧洲人开会时，我说不是你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也不是你缺钱，缺的是理性思维。以为靠借钱就可以过舒服日子，做什么梦呢？醒醒吧。
    不借给欧洲一分钱
    搜狐财经：欧洲福利国家的惯性很难改变。
    许小年：不愿意改变就破产，跟希腊一样破产。
    搜狐财经：就是要有人告诉他，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许小年：天上掉不了馅饼，还得自己干活儿，就这么简单，但是他不愿意接受，那你就熬着吧。欧洲人跟我讲，中国那么多外汇储备，为什么不帮助欧洲。我说对不起，我要是当这个家，一分钱都不借你们。你自己把家里的事搞烂了，我凭什么借钱给你？中国人讲“救急不救穷”，你先要把穷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我再来救你的急。他说你救一下，欧洲经济恢复了，对中国的出口有好处。我说你想什么呢？有钱我不会直接发给中国的出口工人吗？干嘛转道欧洲来帮我自己，这是啥逻辑？
    现在欧洲的形势是还不够严峻，再坏下去才能出现丘吉尔那样的人。欧洲人可以自己回忆一下二战怎么打起来的，就是因为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法国老百姓不想再打仗，希特勒看穿这一点，今天吞并奥地利，明天入侵捷克。丘吉尔严厉批评英国政府的妥协政策，但是没用，老百姓就喜欢张伯伦，张伯伦向英国的选民承诺，不会打仗的，我将给你们带来和平。张伯伦签了慕尼黑协议，回到英国，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大家欢呼，等到希特勒打进波兰时才傻眼了。
    只有到希特勒打进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的时候（因为英法跟波兰签有共同防御协定），丘吉尔才有机会，才能担任首相。现在欧债危机的情况也差不多，就等炸弹扔到头上时，才知道丘吉尔是对的。
    搜狐财经：那您认为希腊是否应该破产？
    许小年：希腊破产未必是坏事，希腊脱离开欧元区也未必是坏事。
    搜狐财经：如果欧元破产好不好？
    许小年：这个无所谓好坏，破产后大家各过各的，发现还不如以前，那就复婚吧，说不定反而推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搜狐财经：欧洲一体化又有什么好处？
    许小年：欧洲一体化的好处就是资源的自由流动，凡是能够促进资源自由流动的，一定带来效率的提高。
    搜狐财经：现在它们之间有关税吗？
    许小年：欧盟各国间的关税早就取消了，但过去有自己的货币，汇率的不确定性是个无形的关税。现在把货币统一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再往下走就是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
    联邦制值得认真研究
    搜狐财经：您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说“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许小年：我昨天晚上还在讲这个事呢，袁伟时也在讲，他说：“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
    搜狐财经：封建社会其实挺好的，从经济角度看，它相当等于联邦制。
    许小年：你也很难说好坏。从历史上看，从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叫现代市场经济，比从专制社会进入资本主义要顺利，像日本、西欧都是这样的。专政集权社会的转型都比较困难，像俄罗斯、东欧、中国都会困难一些。
    搜狐财经：放到今天中国，如果把中国分成30多块，像欧洲一样分成一个个小国，那地区竞争的优势会不会发挥得更明显？
    许小年：联邦制值得认真研究。联邦制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比西周封建制的集权程度要高，主要是军队和外交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而西周封建制把军队都放下去了。诸侯手里有军队，东周列国就打起来了，局面就有点乱。
    为了保证这片土地上的和平和安宁，军队不能放，军队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中央政府要养军队的话，就要有适度的财政资源。外交也应该在中央手中，中国对外的声音应该只有一个，外交和军队在中央政府手里，其它的可以放给各省。
    搜狐财经：经济方面越自由越好。
    许小年：经济上还是全国统一的市场，市场分隔对谁都没好处。公共政策的地方立法权、财政税收可以放下去，没有什么问题，前提是民众的监督一定要跟上，不能形成新的土皇帝，不能像西周那样由诸侯坐大。防止诸侯坐大，在现代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监督，所以要考虑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媒体的自由也很重要，降低信息的不对称，便于民众监督政府。
    “县域竞争”的提法很糟糕
    搜狐财经：您对地区竞争怎么看？
    许小年：现有政治体制下的地区竞争是竞争GDP，竞争数字造假。如果政府成为竞争主体那就麻烦了，政府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内部的利益再分配，这和市场竞争完全是两回事。
    张（五常）教授提的县域竞争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提法很糟糕。市场竞争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这意味着获胜者要得到收益，失败则必须承担损失。损失是什么？破产、关门，但政府能关门吗？
    搜狐财经：现在的政府竞争是百姓承担损失。
    许小年：现在政府只享受收益，而没有失败的风险去平衡，所以它的行为就扭曲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介绍过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一个概念，叫作“预算软约束”。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竞争是扭曲的和破坏效率的。竞争主体独立承担收益和风险，这才叫市场竞争。
    政府之间就像家里兄弟之间一样，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一家兄弟之间的竞争和两家之间的竞争不是同一性质。市场上企业之间的竞争是讨好老百姓，看谁的产品好，看老百姓喜欢谁。政府间的竞争是讨好老爸，从来不是讨好老百姓，这种竞争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不是惠及民众的增长。目标不同，预算约束也不同，所以我不知道张教授怎么会提出“县际竞争”的观点，把市场竞争的实质都阉割掉了。
    搜狐财经：预算软约束造成了投资过剩等各种问题。
    许小年：是这样的，因为政府不必承担错误决策的结果，所以它拼命投资。
    加强公众在福利政策制定中的声音和影响力
    搜狐财经：您刚才提到欧洲所有问题都源于高福利，但是我们中国又有很多人呼吁提高福利水平。那么在您看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福利政策才是合适的？
    许小年：福利政策的制定，中国和欧洲不一样。公众对财政政策几乎没有发言权，怎么讨论福利政策？什么时候公众可以主导财政税收了，福利政策的讨论才有意义，否则一说福利就是“皇上给好处，奴才山呼万岁”，或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又回到老路子上去了。多给点好处，百姓就撑着船走，你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福利太低了，老百姓就把船打翻，还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还是明君和顺民的关系。
    首先要强调的是公众在决定福利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要提高民众的声音和影响力，福利政策最终应该是由公众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决定，至于什么福利水平并不重要。
    搜狐财经：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很多福利政策出台。
    许小年：预算摆在这里，你要更多的福利可以啊，那就要多收税，你愿意吗？政府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只能从你身上收税。
    搜狐财经：把所有的条件摆在桌子上。
    许小年：对，人是理性动物，要讲理性，想要福利就得交税。跟欧洲的道理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没有免费午餐，除非你出去抢。
    搜狐财经：但人的思想观念进步很慢，未必能认识到这点。
    许小年：所以在思想观念方面，知识分子的作用、学者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你喜欢也罢，讨厌也罢，没有知识分子，现代社会是无法正常运转的。
    价格的第一作用是配置资源，而不是分配收入
    搜狐财经：您曾经介绍早在1605年，就有西班牙的神父反对限价政策，认为这会扰乱生产过程，会导致通货膨胀。
    许小年：是的，有一位西班牙神父讲过这样的案例。
    搜狐财经：但是到今天老百姓还是很欢迎各种限价政策。
    许小年：限价会抑制供给，供给减少了，价格只能更高，这是明摆着的事。
    搜狐财经：中国的价格管制政策无处不在，包括出租车、水价、电价、高速公路，都有价格管制，这其实已经对经济造成了很大伤害。
    许小年：是这样的，所以要解除价格管制。价格管制不仅使通货膨胀更严重，还把价格信号全扭曲了。老百姓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价格就是奸商多拿一点我少拿一点，总是把价格理解成为利益再分配的工具。
    其实价格的第一作用是传递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信号，指导全社会的生产，凡是价格上升的地方，厂商就知道一定是供不应求，资源就自动的流过去，增加生产来满足社会需求。所以价格机制的第一作用是配置资源，而不是分配收入。如果你把价格全管死了，企业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因为价格不再含有任何对他们有用的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信息。
    价格是市场供给需求信息的汇总，这一点哈耶克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经济学家很可怜，他可以做非常复杂的模型，但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他没讲清楚。
    人口老龄化将很快到来
    搜狐财经：最近您跟茅于轼、梁建章等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一起发起呼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许小年：计划生育首先是对人权的侵犯，从道义上就说不过去。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老龄化迅速到来，人口红利消失。梁建章的研究表明，年轻人口中创新的冲动和能力比老年人口要强，日本老龄化就造成了日本的创新能力的衰退，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人为控制人口造成一系列的扭曲，例如男女比例关系，将来会成为社会问题。现在大家说有很多剩女，其实数字统计表明，剩男更多，只不过剩男和剩女结构上不对称，剩女大部分在城里，剩男大部分在农村。我看到新生婴儿的数字，男女120：100，这怎么得了？将来新娘短缺20%，老婆少了20%，会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人口结构的扭曲，也使得老龄化很快到来，经济准备好了没有？养老的社会保障准备好了没有？全都是问题。
    现在大家担心，一旦放开后人口膨胀，这种担心根本不成立，从理论上从实证上都得不到支持，但是计生委还拿这个说事。
    搜狐财经：有研究表明，从现在到2015年，劳动人口还是比较多的，但到了2015年，老龄人口就会大幅增长。
    许小年：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情况下，老龄化是一个自然过程，由于计划生育，现在这个自然的过程缩短了。老龄化突然到来的话，社会来不及反应。退休金发不出去怎么办？所以现在政府要大家延迟退休，这明明是在推卸责任。
    搜狐财经：延迟退休是不是一种违约行为？
    许小年：当然是违约了。我当时工作的时候跟我说好的退休年龄，现在又推迟。或者你违约可以啊，违约有罚金的，但你敢罚政府吗？你罚不了它。
    搜狐财经：而且是双重违约，一方面推迟给钱，一方面增加你的工作时间。
    许小年：政府不讲道理，收钱的时候毫不犹豫，等到该它负责任的时候就往外推，把社会保障的责任推给企业，然后说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我说你胡扯什么呢？企业本来就不是一个社会职能机构，社会职能就是由政府承担的，你跟企业说什么社会责任？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给股东赚钱。
    历史往往不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结果
    搜狐财经：您刚才说到，90年代中后期以后资源配置发生了逆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许小年：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结果，有时正相反，没有意识到的结果成了历史的方向。
    1990年代中期之所以成为一个转折点，跟强化税收征管有很大的关系。强化税收征管，政府手里资源多了，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从经济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国进民退就这样开始了。
    国企改革也是这样，“抓大放小”，到了“四万亿”的财政刺激之后，我们才比较清楚的看到大国企扩张的危害。制定“抓大放小”政策的时候，总的想法还是缩小国有部门的规模，但是没想到后来越做越大，起了反作用。当初讨论国企改革时，老说它没有股东，没有人监督管理层，于是成立国资委，没想到它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部门，到处抓资源，推动国企扩张，这都是没有想到的。
    读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历史上不少的事都是走向初衷的反面。
    明朝方孝孺写了一篇文章（《深虑论》，收于《古文观止》），就讲历史如何走向反面。宋太祖吸取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陈桥兵变当了皇帝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杯酒释兵权”，降低武将在政府中的作用，让那些将军们享受荣华富贵但没有实权，把全国的军队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他以为这下可以放心睡大觉了。结果宋朝对外战争没有一次打赢的，最后没亡在武将手里，而是亡于外敌。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不是因为中国人突然不会作战了，而是在前方跟金军、西夏兵打仗，军队调动都要报首都开封，那时候是什么通信条件？报汴京皇帝批准之后才能调兵，这能打胜仗吗？
    历史既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一条确定的直线进程，也不是混沌一片，毫无规律可言。历史在偶然和必然性的交互作用下展开，是多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
    来源: 搜狐财经2012-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