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十八大后经济改革怎么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拉开十八大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渐临近，会议所聚焦的各项经济问题将对改变今天中国经济市场活力不足的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转变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固然重要，但坚持“科学发展观”仍将是我们战胜今后所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环境和发展阶段的约束所带来的各项挑战所不可或缺的法宝。而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走向共同富裕的核心所在。围绕这个问题和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形势，我想谈几点看法。
    一、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提升社会凝聚力繁荣经济的关键要素
    这个问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消除市场对“国进民退”的担忧，二是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国地位。这次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际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就是反映了我们决策层今天开始越来越重视大国的发展战略。因为我们注意到欧美发达国家很多支柱性产业同样得到了政府巨大的财力支持和特殊产业政策的扶持。今后在这些国家命脉行业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确实在全球化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会让我们处于发展层级不同而带来的“不公平竞争”的结果。当然，国家这种大规模资本的投入能否最终取得可喜的效果，关键还是要看国有经济(西方是国家资本集中的产业)是否能做到有“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注意另一个问题，非公有经济在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资源都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也会削弱他们奋发向上的动力，更严重的问题是“国进民退”，会颠覆改革开放30年各中国经济和劳动力就业市场所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需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是给中国企业，尤其是给下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行业的民营企业减税。其次，整顿以物流业为代表的上游垄断行业的扩张态势和“以价补量”的盈利模式，并提高上游行业对民企的开放程度，通过上下游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构建，来确保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存空间。第三，开拓企业多元化的营销市场来摆脱当下中国内需客观上渐进发展的格局所带来的消费不足问题。如果企业的利润无法通过市场的消化来得以保证，那么，中国经济下滑的态势就会动摇市场对未来乐观的预期和克服困难的信心。
    二、全球视野谋划推动和创新发展的蓝图
    这次报告对我国创新发展战略有了更深的阐述。尤其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多层次的市场创新主体的发展格局，提出了当前切实可行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的再创新以及协同创新的多种模式，这样会大大减少以往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所出现的好高骛远、政绩工程、同质化竞争等低效率、高成本的扭曲现象。
    虽然，中国经济全面步入“创新型”社会还有一段漫长的艰苦历程要走，操之过急，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但是，这不等于我们现在就可以松懈完善这种高质量的“稳态增长”所需付出的前期努力！否则，“人口红利”随着的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的过程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自然过渡到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高端产业中去。为此，我们建议今后中长期的改革方向应该坚定不移地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是要大大增加教育投入的比例，与此同时强化大学产学研结合的各项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还要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需要我们通过普及义务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否则，自主创新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二是无论对企业家还是投资家都要通过完善各类制度来强化对它们权益的保护和尊重。因为当一个社会进入到创新型发展阶段的时候，无形资产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比例要超过固定资产投资所做出的贡献比例，所以，对社会无形资产价值的回报不重视、对个人所拥有的权益不保护，那么，人才就会不断流失，创造高附加价值的社会动力就会严重不足。
    三、经济结构调整是确保中国经济活力不衰的长效机制
    从供给面上看，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中更加明显的暴露出一些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首先，推动30年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而“民工荒”现象和老龄化趋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改变，它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目前就已经具备了欧美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其次，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中国，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今后依然坚持对外出口的增长方式，来谋求像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所获得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三，回顾中国经济这30多年来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都会注意到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1978年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市场经济改革，1992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南巡讲话，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都培育和激发出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最后，由于像“金砖五国”这样的巨大新兴市场的崛起，打破了一直由欧美发达国家所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需求格局，从而导致了资源稀缺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环境恶化现象变得更为明显。于是，中国再想像过去那样不计较“资源红利”的约束谋求自己的发展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把“生态文明”放进了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里。
    从需求面上看，我们发现消费不足的现象有着很多内在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没有钱消费”的问题。今天我们非常希望通过中西部城市化的推进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目前我们还是感到楼宇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增长贡献很大，并没有形成其他国家所看到的产业集中，消费网点集中的现象。因此，真正意义上能够带来消费水平普遍提高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次，是“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今天沿海城市在享受邓小平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的同时，却出现了没有把自己先富起来的财富作为推动中国内需的动力，反而是因为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后顾之忧”增加而过度的储蓄，甚至储蓄的方式集中在楼市和欠成熟的金融市场，造成了虚拟经济过度繁荣的根源之一。第三，是“有钱不在国内消费”的问题。今天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是，还处于少数群体的中高收入阶层今天他们的生活方式却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因为他们在中国选择投资而不是消费，而在海外他们却是慷慨的消费。
    所以，面对上述挑战，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而且坚定不移的朝着我们坚信能够成功的方向继续努力。一是探索农村土地改革的机制设计。让农村财富能够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越积越多，为当地让农民尽快致富的城市化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二是加快公平有序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处理好由此产生的工作动力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激活市场和缓解后顾之忧的制度改革，来提高大众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此带动中国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水平。三是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和消费市场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打破垄断和扼制投机，让更多的产业资本回到能够面向国内消费群体而创造财富和提供高水平服务价值的实体经济舞台上。同时，要通过法制社会的建立来大力扭转“真假难分、价格扭曲和消费安全感很低”的社会环境，切实保护好具有消费能力群体的消费愿望和由此带来的幸福感受。真正形成让先富起来的人通过消费这个市场渠道来带动中低收入的财富增长，让他们也尽快进入到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消费时代。我们的企业也从内需的增长中分享到企业利润增长的实业致富的快感，避免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本土企业利润增长、就业水平提高相脱节的现象。
    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大国战略
    这次在学习十八大报告过程中体会最深的地方还有，我国未来的开放战略应该落实在“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目标上。
    事实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依赖日益飞速增长的进出口规模，使中国跃居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但是，对于超过人均收入1万美金的沿海城市而言，继续依靠以往的“四大红利”(人口红利、出口红利、政府红利、资源红利)来谋求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就显得越来越困难了。所以，未来如何贯彻十八大精神，重新调整和深化我国围绕“全球化红利”的大国开放战略，将关系到对我们中国而言十分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我认为，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层面上：
    一方面，我们要在今后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努力将中国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繁荣做出贡献并能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我们注意到欧美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在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最大化自己国家的利益。最近，美国在亚洲推动TPP的合作机制就是它想开辟一个新的亚太合作机制，来充分彰显美国产业在这个地区的竞争力，从而期待从这个高储蓄、高增长的地区中获得他们高收益的最终目的。
    另外，我们还要大力鼓励资源型和市场开拓型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去寻找和世界共赢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贡献的商业机会。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政治壁垒，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坚持不懈地运用外交和民间的渠道来谋求和谐互助的机制，那么，至少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会理解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繁荣的意义。
    第三，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是要不断坚持自由贸易和实物投资的理念，反对任何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所设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从而将国内外企业进出口和立地战略的选择权真正交给有序发展的市场来完成。同时，我们也要把改革开放之手延伸到我们自己产业链的上游，尽管这场欧美的金融危机没有严重侵蚀到国企和央企集中的资源型行业和金融、教育等要素市场，其中有些企业反而靠过保护和垄断的优势，形成了巨大的资产、进入到了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之中，但是，这些企业和入世10年来率先开放的下游制造业，尤其是在其中顶风破浪还坚持到现在的民营企业和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无论是开放环境下独立的市场竞争力方面，还是创新动力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
    总之，今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所倡导的对外战略，能否在当今欧美经济剧烈动荡中迅速成长起来，能否形成让服务经济做“实”而且又能覆盖国内全域的产业辐射网络，能否利用已经集聚到我们身边的世界500强企业和机构的比较优势形成给世界带来共赢的高端服务业，关键就要取决于我们产业开放的深度，产权意识明晰的机制，公共服务的理念和以人为本这样一个新一轮必须启动的“制度红利”，以及公平竞争所带来的新视野中的“全球化红利”的运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