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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怎么办?

http://www.newdu.com 2018/3/9 爱思想 郑永年 参加讨论

    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如何看待这种新情况?目前有三种观点。在乐观一边,也仍然有官员和学者坚信,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仍然可以维持高增长。不过,也有极其悲观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早地进入了低增长阶段。一些持很强意识形态观点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会解体。然而,大多数人既不相信继续的高增长,也不认为中国经济会解体。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中等增长阶段。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视角看,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阶段绝对是正常现象。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维持永恒的高增长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再过渡到低增长,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当然,期间,科学技术的突破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变数。不过,技术创新往往是可求不可得,什么时候可以发生重大的技术创新,仍然依赖于“命运”这个变数。
    中国经济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随着经济体的扩大,经济增长必然缓慢下来,不管有无其他因素(例如危机)的干预。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是必然的。不过,这个过渡必须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的波折不能过大,过大了就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搞不好会对国民经济造成摧毁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这个过渡处理得好不好,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对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关键的。从经济上说,它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所能带来的恶果,中国各方面已经讨论了很久,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须要指出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唯一能够防止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的20来年间实现中等经济增长,中国就会进入高收入社会。不过,要把国家带入高收入阶段并非容易。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只有十几个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社会,而大多数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来说更为重要。中等经济增长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维持劳动收入的可持续增加,从而促成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或者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社会稳定最有效的保障。在这些方面,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总体的情形是:就业不足、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中产阶层过小。就业不足尤其表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中。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误,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企业找不到有用的技术人才。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和劳动者都没有动力来提升技术和技能水平。在低技术和技能的条件下,劳动者工资水平低下。结果,中产阶层不能壮大。中产阶层过小,社会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结构,依靠政府用“维稳”机制来维持稳定,造成暴力机器过度使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高度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经济增长速度突然减慢,就会导致无穷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很多本来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因为发展停滞了就爆发出来。如果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可以实现中等经济增长,很多问题还是可以通过发展来得到解决。
    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不过,中国不仅要达到中等经济增长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可以有助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增长。就是说,光有中等经济增长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很多年来,中国的确实现了高增长,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那就是已经形成了排他性的发展,即增长越高,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社会越来越分化,越来越不稳定。所以,要把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放到同样的位置上来考量。
    从政治层面来说,可持续经济发展更是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决定了政治结构,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在各社会阶层的分配。很显然,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一个国家要实现民主政治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以给中国带来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实现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反之,如果缺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即使有了所谓的民主(例如选举政治),这个民主政治也不是人们希望得到的。
    要在今后20年间实现可持续的中等经济增长,人们首先需要回答很多基本问题:从前的高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已经做了些什么?什么领域做过度了,什么领域还做得不够?什么领域还可以继续做?什么领域不可以再继续做?还有什么新的领域可以开创?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人们不仅可以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现状和今后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明了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应付、管理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改革来避免再产生这些问题。
    不过,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所有这一切,谁来做?人们的确可以确信中国完全有潜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但要把这些潜力发挥出来,中国需要的是改革。只有通过继续的改革,中国才能避免这样一种悲惨的结局:国家在没有完全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了。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这种情况,现代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更是鲜明的例子。
    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是明朝。明朝是世界海洋历史的开始。在当时的中国,无论从国家到社会,中国都有巨大的潜力成为世界海洋大国。中央政府有能力把国家带向海洋大国。“郑和下西洋”足以证明了当时王朝的物质能力。在社会层面,海洋商业趋于发达,当时所谓的东南沿海盛行的“倭寇”,实际上是中国海洋经济和贸易力量的体现。如果这些潜能发挥出来,中国也就不是日后人们所看到的中国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所具有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呢?简单地说,有两个因素有效阻碍了这种潜能的发挥。第一是意识形态。海洋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基于农业之上的王朝政治的意识形态。第二是既得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害怕海洋经济会损害其庞大的利益。陈旧的意识形态和庞大的既得利益的有机结合,使得中国在明朝失去了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
    在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同样是政治因素阻碍了它们的继续发展和崛起。我们可以举亚洲一些国家的例子。在上世纪60年代,泰国和菲律宾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很多国际组织都把这两个国家视为是亚洲的未来。但是不久,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今后的数十年里没有能够继续发展经济,实现国家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型。为什么?同样是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从意识形态看,这些国家过早地接受了西方民主概念,也过早地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引入西方式选举民主,对这些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问题。在没有把经济蛋糕做大的时候,选举政治经常演变成为分蛋糕政治。没有政治力量能够组成一个有效的政府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他们都来争抢蛋糕。争抢蛋糕又往往演变成激烈的内部冲突,甚至暴力冲突。
    过早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
    再者,表面上的民主也演变成为既得利益维持其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当人们都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当各种既得利益利用民主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些社会,“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结果,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过早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如果不能脱离“低度民主陷阱”,这些国家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中国能否从中等收入阶段顺利地过度到高收入阶段呢?很多学者和观察家早已经乐观地指出这种可能性。不过,这里的关键不是经济要素而是政治。政治组织得有效,中国就会可能在今后20来年时间里跃升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如果政治出了问题,中国也很有可能像其他很多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后一种可能性是人们所担忧的。很显然,这种担忧是有很多根据的。无论从这些年中国经济改革毫无大的进展,还是从围绕着十八大而进行的政治来看,中国也开始出现弱政府(领导层)现象。执政党内部已经出现大量的分利集团。分利集团的目标不是要继续把蛋糕做大,而是要多分现存的蛋糕,或者要把新做大的蛋糕收归自己。
    为了达到此目的,分利集团两面出击。一是争取更多更大的政治权力。中共尽管从理论上看有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党内民主的背后力量就是这些分利集团,他们在背后操纵着国家政治。二是各自固守自己的意识形态。严格说来,执政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有许多意识形态。每一个分利集团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认同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塑造一种意识形态,再努力把这些意识形态塑造成官方的意识形态。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出现明朝那样的情形,即在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或者像很多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这个角度来说,十八大对中国未来的意义非凡。中国是否可以从高增长过渡到较长时期的中等增长,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主要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来克服分利集团的分利行为,而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八大所产生的新领导层能否承担此重任,则是人们拭目以待的。

Tags:郑永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怎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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