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走出依赖投资谋增长的怪圈

    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出口增速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是9.2%和15.6%，比去年分别下降11.1和12.3个百分点，而出口和房地产对我国经济总量的贡献都在10%左右，两项合计因此可以导致GDP增速下降2.34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形下，各地政府掀起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尽管具体数字无从得到，但数万亿是可能的。很明显，2008和2009年投资救增长的旧戏又上演了。政府投资的最大问题是浪费。上一轮投资热潮中的高铁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高铁面对普通铁路、长途汽车和飞机等多种交通方式的竞争。在我国当前的收入水平下，高铁票价收到限制，它的较高成本使得它无法在短途运营方面和普通铁路或长途汽车竞争，比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高铁就是亏损的。在长途方面，高铁要受到飞机的竞争，在票价和时间耗费上高铁都不占优势。
    政府投资的资金哪里来？答案是银行贷款。我国的银行偏好土地抵押，而政府手里有很多土地，银行因此很愿意给政府贷款。近几年来，我国银行信贷的30-40%是发放给基础设施建设的，而政府几乎垄断了基础设施投资。这样就产生了两个直接的负面后果。
    其一是金融的财政化。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用铁腕手段裁掉了地方政府手中的各种金融机构，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地方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又大张旗鼓地回来了，金融成为政府融资的主要手段之一。我国的地方官员的平均任期在三年左右，因此没有多少官员会关心政府负债的归还问题。上一轮投资热潮已经留下来10万亿元的政府债务，这一轮不知又会增加多少呢？
    其二是对民间投资的挤出。在各地政府享受资金饕餮大宴的时候，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却在忍受着资金饥渴，它们基本上无法得到银行贷款，90%以上的运营资金需要靠自有资金维持。
    但是，政府投资的负面作用并不止于上述两个方面。翻阅一下过去五、六年的政府文件就会发现，结构调整是经常提及的任务和目标，但是，结构调整的实际政策寥寥无几。相反，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却在加重我国的结构失衡。首先，政府投资直接挤出居民消费。如果政府把更多的税收返还给居民，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就会提高；如果政府少到银行贷款，居民就可能得到更多的消费性贷款。其次，政府投资中很大的比例最后都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对生产者的补贴。比如，大量的政府投资流向开发区，而开发区的土地价格连征地和开发成本都无法弥补。这相当于把国民收入从普通居民手中转移到了资本所有者手中，而后者的消费有限，从而抑制国内总消费的增长。最后，大量的补贴鼓励高资本密集度企业的发展，间接地打击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各地开发区在招商引资的时候都会提出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指标，亩均投资规模，越高级的开发区，要求越高。如此一来，各地工业的资本密度越来越高，就业增长放缓，形成“无发展的增长”，即GDP上去了，老百姓的生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苏州就是“无发展的增长”的一个典型例子。苏州的发展，完全依仗开发区的出口加工业的发展。2011年，苏州的GDP总量达到10716.99亿元，人均为87，607元，在中大型沿海城市中属于领先之列。但是，苏州城区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33，243元，是人均GDP的37.9%，远低于全国近60%的比例。
    事实上，即使是要保增长，政府投资也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受欧洲衰退的影响，出口增速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但是，房地产投资的放缓却是可以改变的。很明显，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和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有关。但是，过去几年的情况表明，房地产价格并没有因为政府的调控而出现大的松动，原因是刚性需求仍然存在，而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又减少了住房供给。如果政府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让房地产投资增速恢复到去年的水平，GDP的增速就会提高1.23个百分点。
    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的是发展，特别是居民收入占比的增加。政府主导的投资热潮可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却会阻碍发展。转变生产方式，首先要转变的是政府行为，让政府回归到服务社会的位置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