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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中国未来高增长靠什么?——与林毅夫商榷

http://www.newdu.com 2018/3/9 爱思想 刘胜军 参加讨论

    当今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是谁?这一头衔非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莫属。虽然已经去世60多年,但凯恩斯却早已预见到了自己的影响力。他曾经说道,“……许多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家,却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在新一轮围绕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林毅夫成为了漩涡的中心。
    林毅夫可谓国内“能见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这既源于他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术生涯,更源于他成为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华人这一光环效应。
    6月从世行卸任归来的林毅夫首次亮相,就抛出了引发学术界巨大争议的论点。根据媒体报道,林毅夫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有潜力实现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
    “林毅夫命题”之所以引发争议,盖有两点原因。第一,过去30年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中国经济,如今已经遇到成长的瓶颈,资源压力日增,环境与腐败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原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吴敬琏先生更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诚然,中央意识到了经济转型的迫切性,但转型的挑战之艰巨可想而知。一些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又重出江湖。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8%、20年”的论点可谓石破天惊。虽然林毅夫表示自己指的是“潜力”而非对增长速度的预测,但依然成为最乐观的经济学家。
    第二,林毅夫主张更多采用财政政策方式,而非货币政策,投资于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他把中国政府从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归纳总结为“超越凯恩斯主义”,即强调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主要是选择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用在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这一政策取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体现得淋漓尽致,政府不惜巨资砸向基础设施,尤以衔枚急进的高铁建设为甚,在4万亿投资中高铁就独占1.5万亿。
    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固然力度大、见效快,但也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政府主导的项目难免会出现低效率的问题。市场经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依靠无数个微观经济体(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决策,他们的决策之所以比政府更有效率,一是因为他们的分散决策对价格信号反应更为灵敏,一是他们的逐利动机决定了必须进行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计划经济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官员并不那么关心投资回报率。最近成思危援引地方政府官员说法称,“09年,地方政府逼企业向银行贷款,于是企业就是大幅举债,有钱不借是傻子,借钱偏少也是傻子,借了钱还想着还更是傻子。”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通常会与腐败如影随形,基建项目因为投资大、寻租易的特点,更是成为令人垂涎的“唐僧肉”。从铁道部长刘志军陨落,到河南连续四任交通厅长落马,再到湖南交通厅一年内四位厅级领导出事,都生动地揭示出政府投资项目背后惊人的“腐败成本”。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快速推出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实现了经济触底后的迅速回升。但是这一计划也产生了明显的“负作用”:信贷投放失控,通胀迅速抬头;地方政府债务逼近危险水平;在流动性的推动下,房价再度猛升。面对这些问题,中央被迫再度急刹车:银监会开始对地方平台债进行整顿;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终引爆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的高利贷;政府不惜以包括限购令在内的行政性措施打压房地产。结果,由于几个主要的投资引擎同时熄火,经济增长势头难以维系,从2011年第四季度起GDP增速一路下行至今,甚至引发硬着陆的担忧。
    4万亿刺激计划也引发了经济学家的分歧。在刚刚闭幕的2012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总理温家宝专门回应说,“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实施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对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歪曲和指责,甚至认为是不必要代价。我想郑重说明,正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保持了发展好势头,维护了社会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
    笔者以为,说句公道话,面对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波,四万亿或许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未能预料到地方政府在四万亿掩护下搞出了十几万亿,最终接近二十万亿的刺激导致了经济过热,此后不得已的降温措施又导致了眼下的经济大滑坡。因此,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
    回到正题。笔者认为,林毅夫“8%、20年”的潜力论,从理论上当然有可能实现,但林毅夫开出的药方却是不可靠的。
    首先,过去30年,“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的模式,为中国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但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是发展的瓶颈,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过剩或超前现象。需要警惕的是,眼下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靠的是土地出让金收入,而非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
    其次,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是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过去十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远超GDP增速,央企垄断更加突出,证监会、发改委一些重要的审批权甚至得到强化。在官员自利动机的本能驱使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不断加深,政府已经成为“闲不住的手”,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公司化”。在这样的模式下,寻租行为成为常态,寻租成为企业赚钱的“快捷键”。根据王小鲁的研究,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就高达5.4万亿,占GDP的17%左右。迅速拉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稳定。温家宝在演讲中曾引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再次,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固然离不开强势政府所创造的稳定环境,但其真正的、根本的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将政府主导投资理解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因,无疑是对中国经济的误读和误导。
    因此,要延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唯有依靠改革进一步解除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释放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包括:消除土地、环境、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打破央企垄断,消除事实上的所有制歧视,确保公平竞争;变现国有资产,用以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欠账;取消审批权,“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大幅度减税,为企业和个人减负;政府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致力于维护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安心做“看不见的手”;实现司法独立,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有可能从制造走向创造,建设创新型社会才有可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惊险一跳”才有可能实现。
    来源: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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