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秩宇：斯蒂格利茨不平等观点综述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 前言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2年，斯蒂格利茨教授也出版了他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上许多国家内部由两极分化所牵动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日趋凸显，社会裂痕不断扩大。在这一背景下，他的新书以及在伦敦经济学院做的“美国梦从来只是传说”演讲，引起了一次对全球化不平等问题导致的后果及辩护问题的广泛讨论，其中的观点对我国应对两极分化有积极的启示。本文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综述斯蒂格利茨不平等观点；第二部分，简略谈一谈斯蒂格利茨论述和观点对我国的启示。
    二、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观点综述
    （一）斯蒂格利茨“美国梦从来只是传说”
    斯蒂格利茨先生在伦敦经济学做关于美国梦从来只是传说的演讲中，如是说：因为社会的不公正，我们正在经济表现、民主以及其他价值层面（譬如公平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在政策上的一些调整，就可以同时使经济发展更高效，更具活力，更公正。
    在他的演讲中主要谈论了两方面内容：第一方面是造成美国国内的不公正问题的原因；第二个方面这些不公正问题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造成的后果及应对方法。
    第一方面，造成“不平等”问题的原因
    在谈论造成美国不平等原因时，他指出：（1）市场经济并非“不平等”的唯一“操盘手”；（2）发展机会似乎不取决于“努力”和“能力”；（3）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底层则日益贫困，经济衰退使这一情况变得更糟糕；（4）趋势并不乐观，政府削减公共服务投入（如教育投入的增长赶不上学费的激增），加剧了“不平等”问题；（5）涓滴效应（trickle-downeconomics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的真实性；（6）个人回报和社会贡献并不对应。在经济危机中，银行家们对社会的贡献主要是负面的，把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却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而这是不合理的。行业内的补偿机制鼓励了那些鲁莽的冒险行为，并把大家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刺激性补偿会引发寄生行为，阻碍创新，甚至财务上的欺诈行为；（7）激进的税收政策并不会妨碍人们的创造力，在财富顶端的人群中，主要是那些行使垄断权力来攫取财富的垄断者；（8）寻租行为和其他经济行为的区别在于:寻租行为中，人们总是想让自己能分到的那块蛋糕变大，而不是努力让整个蛋糕变大。在经济活动中，这种行为很普遍。
    在谈论不同国家的不平等问题时，他指出：市场力量是无处不在的，而市场是受法律、法规、政策等影响的。每个国家的市场力量都受到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政府投入、税收政策等的影响。每个市场经济都要受到这些规则和条例的影响。不仅仅是市场力量造成了收入差距，市场力量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市场是受政治影响的。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行为造成了不平等，但是却没有获得所期望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利益集团利用政府获得个人利益。利益集团不断追逐那些轻松就能获得的垄断利润，而不是积极地引领竞争行为。
    第二方面“不平等”造成的经济后果及应对之策
    在谈论不平等造成的经济后果时，斯蒂格利茨指出“不平等”造成经济上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的扭曲。同时，“不平等”和衰弱的经济、低需求以及社会的不稳定相关的。
    因为在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方面，财富顶端的人群的消费收入比例要大大小于中层和底层人群的消费收入比。在财富不断从底层和中层的腰包流向顶层时，社会需求也随之下降了。为了解决低迷经济中的需求不足问题，于是制造出了经济泡沫，这种因为社会的不平等引发的经济泡沫只是昙花一现。不可避免的是，泡沫最终破灭了，而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还使情况更糟糕了。
    在谈论应对之策时，他指出：要分析寻租行为、金融业中的掠夺性贷款行为、滥用信用卡行为、垄断权力、公司管理的低效率和破产法的改革等，看它们是如何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1）美国政府以低价出让自然资源，同时，又会用相对高的价格买进一些东西。通过操作政府来获取“租金”的行为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和社会的不平等；（2）在教育上的资金投入会促进机会的平等；（3）我们也要改革我们的税收系统，使之更高效，更公平。
    在他演讲的最后如实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我们能重新思考我们所要去往的方向，重新思考不改革会带来的后果，重新思考平等分享机会所将带来的发展前景，而这也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二）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
    斯蒂格利茨，在其新著《不平等的代价》里指出：不平等导致增长率下降和效率降低。缺乏机会意味着其最宝贵的资产---人民—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底层的许多人甚至包括中产阶级在内都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因为有钱人需要很少的公共服务，担心强大的政府可能重新分配收入，所以他们使用政治影响力减税和限制政府开支。这导致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技术等方面投资严重不足，阻碍了增长引擎的发展。
    大萧条加剧了不平等，基本社会开支的削减和高失业率带来了降低工资的压力。而且，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专家委员会在调查了大萧条的起因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警告不平等导致经济不稳定。
    不过，最重要的是，美国的不平等在破坏其价值观和身份认同。随着不平等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其影响已经体现在从货币政策到预算分配的公共决策的每个方面。美国已经不再是“人人平等”的国家，而是有钱人获得财富和正义优惠的国家。这体现在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危机（foreclosure crisis）中，大银行相信他们太大了不能倒闭，也不能被问责。
    三、斯蒂格利茨“不平等”观点对我国启示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2年全球风险报告》认为，今后十年的主要风险与三个全球性现象有关：人们的不满及抗议情绪、可靠规则尚未形成前的动荡以及虚拟世界的影响力日增。排在风险名单最前列的是社会分化和国家预算赤字，由此直接导致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打破，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不稳定性增大，其越来越成为一种危害很大的社会现象。
    中国贫富分化现象已经很严重，并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贫富分化愈加悬殊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已在凸现，将对社会的稳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通过对斯蒂格利茨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著作及观点的综述，下面将从斯蒂格利茨关于政府干预、权力约束、政府政策、收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论点，谈一谈对我国有效的控制贫富差距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启示：
    1、‘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联合起来’，经济才能持续发展。
    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缺陷，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理论认为信息是完美的，其实‘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错误的，市场是重要的，但是政府的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他还说：“政府的决策是非常重要，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个经济增长主要方面是创新，创新的基础是大学里完成的，大学是政府的，私人部门的强项是能够把创新市场化。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联合，将一个‘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联合起来’，经济才能持续发展。”
    2、约束权力参与分配，变革不合法的分配方式。
    调查案例显示，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地位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维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权力的市场化直接导致腐败。政府要调控市场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不能参与市场竞争活动。少数腐败分子的非法所得动辄到达上千万元，形象极其恶劣。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相当重要。缺乏监督的权力势必造成腐败。
    当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对于分配方式非法性所造成的贫富悬殊，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在设计和施行改革的方式和步骤上，要注意防止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公共资产，掠夺大众以自肥。应该尽量减少审批的项目和改善审批办法，以便减少靠权力“寻租”的机会；同时，也应该严明规则，切实防止少数人在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
    3、实施积极的政策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增长减缓和低收入面扩大是导致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一些专家建议用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办法启动居民消费，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主要办法不能是简单地提高工资，这里有一个市场约束问题，只有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社会政策帮助城镇登记失业者和下岗分流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就业率是提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有效办法；另外进一步完善关于个人的税收征管工作，通过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加大农村扶贫工作力度，将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人向低收入家庭转移，采用制度方式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加以保护，正是社会公平对市场缺陷的一种补偿。
    4、建立和完善对高收入人群的相关税收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原有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对于民营企业主为代表的高收入人群而言，没有对其个人所得税建立有效的征收机制。这些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的交纳与否和多少，往往是靠觉悟而非约束机制来决定，这就造成高收入人群纷纷逃税漏税的现象。所以应该从法律上清晰界定民营企业主的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使其能按照规定足额交纳应交的个人所得税。与此同时，还应该对高收入人群开征消费税和遗产税。作为社会再分配的强力手段，遗产税和消费税的征收，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十分普遍。通过对高档消费品（亦即奢侈品）征收消费税和对继承超过一定额度的财产征收遗产税，一方面可以促使高收入者采用注资或设立风险投资的形式把自有资金更多的投入到社会的资本循环中去，从而对形成良性的社会资源再分配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规避“一代创业，富泽几辈”--社会财富过多的集聚于少数阶层现象的产生，更加体现社会的公平性原则。
    5、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大教育投入。
    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前提。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和价值。退一步，即使只从纯功利的角度考虑，它对于供给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减少犯罪、提升社会整体素质与加快经济发展都有著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肯定，教育投入的回报率是最高的。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标语，“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然而遗憾的是，事实上“苦首先苦孩子，穷首先穷教育”。中国现行义务教育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剥夺了一大批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将对未来满怀热望的他们排斥在了进步与发展的轨道之外，阻断了他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教育不平等造成了公民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上的不平等，使农村和城市贫困群体子女进入社会高层的门槛大大提高了，贫困和富裕阶层之间，上下流动的障碍增大了，教育这一最有效的扶贫和提高社会公平性的手段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