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救全球化”是特殊利益集团的骗局

    全球化应被视为一个不可逆过程。那么，全球化的速度和发展前景，将直接关乎未来全人类的发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而没有转寰的余地。因此，全球化进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掌控全球化，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必然的利益冲突?
    新自由主义不能救全球化
    对美好未来的追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我们刚刚起步，难免遭遇挫折，但不要简单地将挫折当作经验教训，其背后也许隐藏着更应该警惕的东西。
    有人认为当前的危机如果能把全球经济推向正道，坏事便变成了好事。果真会这样吗?危机实际上证明，西方新自由主义肯定不能胜任引领美好未来的重任，它已经是过气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最后的乌托邦，对于那些牺牲大多数利益而获利的某些少数人，新自由主义是管用的法宝。在1979年的美国，人口中最富的1%人口获取了9%的全国财富;到了2007年，同样是1%的富人占有的财富上升到了23%。
    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和东欧面临政治、经济的窘境。除了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衍生出的“华盛顿共识”外，各方对此束手无策。因此，东欧和俄罗斯在“被执行”而不是在“被建议”的情况下，开始了没有解药的“休克疗法”，最终造成了令人绝望的结果。在我的国家波兰，这些糟糕的建议在1989—1993年间被执行，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太少的收获。波兰在头三年损失了20%的GDP，失业人口从0蹿升到300万，占人口比例17%。代价与结果的巨大差异和政策之失败令人“休克”。
    这种情况在1994年得到了改变，我成为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后，实施了全面的和非正统程序的改革。不久之后，波兰成为“欧洲老虎”，国内生产总值4年人均增长了28%，失业率下降了1/3，通货膨胀率下降了2/3。这是“新实用主义”实践。
    戳穿特殊利益集团的谎言
    为什么整个世界都被有害的新自由主义所误导?很简单，“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让很多特殊利益集团受益——快速廉价的私有化、混乱的去除监管、实施严厉的财政货币政策。激进的、天真的、原始的反社会主义情绪，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和政策，它也是原则和教条，足以误导众人。当然，媒体的推波助澜不可小视，而很多媒体都对此乐此不疲。幸运的是，中国明智地避免了这些错误。
    而直到又一场始自美国、波及世界的大危机发生，这些错误的思想和政策的危害性仍没能引起重视。主要是因为那些利益集团、腐败的政客长期游说，媒体以及部分“学术”界人士推波助澜。他们卖力地向大众兜售着并不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各种政策。对于许多经济学家、决策者、分析家、政客、游说者和记者们来说，他们表面上并没有出错，错就错在他们依赖了错误的经济理论。而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是在为特殊利益集团卖力说谎。在当下，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此刻，我们更需要跨国的英明领导力。我们需要政策协调的新形式，有时可以是G20，有时又可以是G2，但这都不够。我相信区域一体化的进度还会进一步加强。未来经济不会分裂成200个经济体，而会整合成十多个地区经济块。中国因为其强劲快速的发展，将自成一块而融入世界。那时，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将变得容易得多，也将更代表人类普遍利益，而不会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只满足少数人的私利。
    发展模式应该是“三个平衡”
    对全球化的正确管理确实是一个大挑战，但我们也必须找到实际的解决办法。主要的手段必然是国际谈判和全球认可的政策反应协调机制。我的建议是建立一种三角形的长期发展模式，即经济平衡(贸易/金融/投资/劳动力流动)、社会平衡(类似于全球的社会凝聚)，和环境平衡(即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减慢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这个三角关系的重点是：价值观、制度、政策。政策必须改变，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旨归。制度至关重要，未来的人类文明需要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即一套全新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以及对各种经济活动(从国际金融、劳动力移民到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全球制度。价值观也需要改变，未来的价值观一定要从贪婪的“越多越好”，转变为“精益求精”和乐于分享。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著有《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2012年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经济全球化的六大特点
    如今的全球市场，不只是传统市场货物和贸易的流通服务，也有信息技术市场，当然还有资本及其流动形式。劳动市场虽也有参与，但仍存某些限制。经济全球化具备三个重要的因素：自由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快速增长：国际贸易增长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GDP的快速增长大多得益于此。
    比贸易增长更快的是资本转移，包括直接投资和资本投资。中国在这方面的利用同样比很多国家都出色。
    技术的快速扩散。
    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已经超出了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掌控范围。
    在东欧、中欧和前苏联国家的体制变革。
    文化变革和文化多元化。
    精彩语录
    在新自由主义为贸易自由的普遍而感到愉悦时，对军火贸易的管制解除已经发展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程度。政府对武器垄断的解除或许是不理性的，但对于一些游说团体而言倒是有利可图的。军备和武器的生产已经变得私有化。移除这些方面的政府体制监管成为世界协作的一种障碍。
    当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改革时，我们仍然无法看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和高度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缩小的迹象。而且，不同国家之间收入以及财富的差距比以前更为扩大了。
    很少有利益群体思考如何增长、如何反对停滞并推动发展。当然，新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上的同伙也会为发展游说，但是只有当这种断续的发展符合少数人利益却牺牲大部分人利益时，他们才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