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成仿：在中国反凯恩斯主义是无的放矢

    我的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哲学价值取向决定了我的经济哲学的价值取向：我是主张市场经济的。我不仅主张市场经济，而且还主张给市场经济去意识形态化：在市场经济前面去掉中国特色的修饰词“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一个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还有一个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像人权、宪政、民主、自由、法治一样，没有一个什么社会主义人权、宪政、民主、自由、法治，还有一个什么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主义的人权、宪政、民主、自由、法治。如果一定要在市场、人权、宪政、民主、自由、法治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限制词的话，那么，市场、人权、宪政、民主、自由、法治就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市场、人权、宪政、民主、自由、法治了，那就肯定是伪市场、伪人权、伪宪政、伪民主、伪自由、伪法治了。
    我不仅主张经济市场主义，而且我还主张言论市场主义、权力市场主义。正如我在《吴英案暴露出的中国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大家也许知道，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一个市场国家或社会就是一个市场大系统。在这个市场大系统下，基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三大组成部分，那么，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三个市场子系统，它们分别是：知识言论市场、政治权力市场和经济财富市场。撇开言论市场和权力市场不说，在经济财富市场这个市场子系统下，依据经济财富市场所拥有的资本、土地、人力、技术、管理、信息六大要素，就又相应形成了六个市场子子系统，它们分别是：资本市场、土地市场、人力市场、技术市场、管理（管理者、企业家）市场以及信息市场”。“就国家和社会这个市场大系统的三个市场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我认为，如果没有自由开放的言论市场和自由开放的权力市场，就没有自由开放的财富市场；同理，如果没有自由开放的权力市场和自由开放的财富市场，也就没有自由开放的言论市场；同理，如果没有自由开放的言论市场和自由开放的财富市场，也就没有自由开放的权力市场”。对于这一观点，我在《李克强先生博鳌演讲传递出的愿望与隐忧》一文中又作了强调和重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社会，公共权力才不至于失控作恶，公共权力才有可能与市场体系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创造一个以人自己的尊严和利益为依归的国家和生活。
    不过，近年我国有些力主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者对凯恩斯主义却发起了猛烈的反对和抨击，对此，我觉得有些突兀和费解。对此，我不禁要问：什么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和亚当·斯密是对立的吗？关键是，中国现在是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吗？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有凯恩斯主义吗？也就是说，中国官方所奉行的经济哲学是凯恩斯主义吗？随着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我发现，在中国反对凯恩斯主义，并且提出要在中国埋葬凯恩斯主义，是无的放矢。
    什么是凯恩斯主义？以我的理解，凯恩斯主义具有以下三个要点：第一，凯恩斯主义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主义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凯恩斯主义源于亚当·斯密主义，亚当·斯密主义是凯恩斯主义的源头、基石和平台。第二，亚当·斯密自由市场主义的内在逻辑是自洽的，但由于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具有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失业等负外部性，使得经济运行失去均衡而导致危机。为了应对这些负外部性，这就同样需要从其外部添加相关要素来消除或控制这些负外部性，凯恩斯主义选择的这个外部要素就是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用增加投资的方式来增加就业，以此来弥补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使社会经济运行再次恢复到均衡状态，以达到有效控制经济危机持续蔓延的目的。第三，凯恩斯主义在提出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运行的同时，没有排斥或拒绝货币、价格、利息等杠杆的互补作用。当然，凯恩斯主义尽管在学理上内在逻辑也是自洽的，但如同亚当·斯密主义一样，凯恩斯主义在运行过程中也有负外部性，这就是当其与公共权力相关联时，执掌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决策者）很难把握干预经济的度，弄得不好，往往过度干预了经济运行而使经济系统在中期或长期的时段上产生负绩效。
    然而，这里的问题的要害或关键不是别的，而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如果是，那么，当政府运用财政杠杆干预经济运行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凯恩斯主义在发挥作用。但问题恰恰是，中国到目前为止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试问：在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个国家哪里有什么凯恩斯主义？既然一个国家不存在凯恩斯主义只存在权力意志支配经济运行，那么，在这个国家反对凯恩斯主义不就是无的放矢吗？
    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就市场结构而言，我国既没有开放、自由、完整的资本金融市场化，也没有开放、自由、完整的土地市场，更没有开放、自由、完整的其他各个要素市场，说白了，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权力经济国家而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即：整个社会经济仍然在党和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的统制下运行，尽管1994年以来中国已经开始有了某些类型或某种范围的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权力为主导、受权力支配的经济，这个不仅仅是事实，而且在我国的宪法文本、政治经济类教科书以及官方学者们的言论中都清晰可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第一章总纲第六至第十八条集中规定了我国的经济制度。《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12年6月13日署名位任理轩的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考》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基本经济制度是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断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物质基础。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客观上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反映着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采取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2012年7月2日彭刚先生在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70期）发表题为《“国家资本主义”标签不能乱贴》的文章，他在文中说：“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集中刊发了六篇一组的‘国家资本主义’专栏文章。同月，瑞士达沃斯论坛期间也组织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这些文章和辩论传播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在搞国家资本主义”。“在这场被鼓噪得沸沸扬扬的争论中，当这些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不假思索地对中国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横加指责的时候，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从来都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和基石”。“相形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重点在‘国家’，通过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政策调控，力图减少经济波动和经济震荡，应对和化解经济危机。2007年以来美国政府对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的治理以及当前欧盟政府对于欧债危机的挽救，都是西方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调控经济的生动案例。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重点则是在‘资本主义’，旨在充分引进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等各种要素，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富民强国的美好愿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确认了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后，通过引进外国资本，扶持民间资本发展国民经济，强国富民，已成为振兴国民经济的基本国策。然而，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那些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所谈及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国家资本主义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近期以来在业内和媒体上西方人所热衷于谈论并对中国横加指责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他们刻意抹煞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规定，再随意贴上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进而进行不负责任的讨伐，令人实在难以苟同”。“所谓‘中国模式’的政治特征，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作为公有制的具体体现，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与核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政府通过直接投资、要素分配、政策调控等方式调控国有企业的运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人民利益得以保障的基本体现。这和西方政治术语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根本就是两回事”。
    从以上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力支配下的极有限度的市场经济。指导中国经济运行的经济哲学不是什么凯恩斯主义，而是权力意志。为此，我不能不感到纳闷：为什么我国那些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者们不去反对权力经济和权力意志，而要反对甚至埋葬一个在中国子虚乌有的凯恩斯主义？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推想，这个问题可能出在：第一，这些学者可能还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内涵（好像这也说不过去呀，他们都是著名经济学家了，作为著名经济学家，难道经济学的常识关都还没有过吗？）；第二，可能误判了中国经济非市场经济的事实；第三，可能是一种策略，即：以反凯恩斯主义为名来行反权力经济和权力意志之实。我的推想可能是第三种，即：以反凯恩斯主义之名来行反权力经济和权力意志之实。即使如此，但我以为，这个策略也算不上什么高明，为什么？因为用这种隐喻或借喻的方式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权力经济在效果上非常容易引起混乱和误解，也就是说，如果要反权力经济和权力意志，倒不如针锋相对、直截了当地去反，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去反，在效果上肯定只能是产生混乱和误解。
    当然，在我国经济学者当中，也不乏明晰清醒之士。例如，黄小鹏先生就是其中一位。2010年8月3日黄小鹏先生在《证券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要把污水全泼给凯恩斯主义》的文章，黄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
    “反凯恩斯主义者，痛斥政府干预种种弊端，激发人们对现行政策的反思，这种积极意义不可抹杀。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批判者根本未理解凯恩斯主义的确切概念，将既不属于凯恩斯本人的思想，也不属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一古脑儿地推到凯恩斯主义身上”。“凯恩斯本人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前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古典主义者。时代的变化促成了其思想的转变，他从大萧条中观察到的若干人类心理规律出发，断定单凭市场自身力量走向均衡耗时太长，因而主张政府适当干预，而货币政策为流动性陷阱所困无能为力，唯有财政政策可以依仗。要理解凯恩斯思想，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干预应该是短期的、有限度的，在长期内自由市场运作机制仍然有效；二是强调财政政策反危机效果优于货币政策”。“然而，各国政府在对经济周期进行调节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凯恩斯的主张扩大化和长期化了，并导致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负面效果。二战后，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争论沿着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对立而展开，最终发展成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对立。但不幸的是，随着讨论的扩大，凯恩斯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大箩筐，一些不严谨的论者，把所有形式的政府干预（财政收支、累进税制、价格干预、产业管制，
    甚至环保政策）统统贴上凯恩斯主义的标签，将这些政策的负面效应栽赃于凯恩斯主义。国内有学者甚至把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调控也归到凯恩斯主义的名下，让他们一同受审，判其为此轮金融危机负责。在某些意识形态浓重的论者手中，要批评不当干预，似乎只要将炮火对准‘凯恩斯主义’五个字进行一番猛轰就可凯歌高奏。在他们看来，只要把凯恩斯主义彻底打倒，世界就会永浴光明”。
    黄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接着说：“在笔者看来，这种粗浅的批判完全找错了靶子，不仅冤枉了好人，而且放走了真正的敌人。首先，将凯恩斯主义与自由市场对立起来属于无中生有。真正了解凯恩斯的思想和生活的人都知道，凯恩斯无比珍视自由市场。凯恩斯虽然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旧说，站到了它的对立面，但凯恩斯始终未曾脱离自由主义的阵营。和所有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对私有财产、个人自由、市场经济无比珍视，对当时苏联兴起的计划经济高度警惕。其次，有限度的功能性财政政策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在危机时实现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繁荣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不再绝对追求年度财政平衡，这一思路已成为各国操作的准则。因为现代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客观上要求对其实行有限度的调节，调节的目的是让市场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连货币主义的宗师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就拿眼前这场欧美各国围绕财政政策的争论来说，人们争论的关键点是财政扩张的时间、力度以及财政可持续性对未来长期增长的影响，而对危机时财政扩张的必要性，是没有人质疑的”。“当然，对于渴望建立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来说，最好还是回到斯密那样的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每年都搞搞财政平衡，过过小国寡民的生活。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纯自由市场如此完美，凯恩斯主义又如何能够产生呢？最后，将污水全部泼给凯恩斯主义，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形形色色的计划经济残余、国家主义、经济民粹主义、新重商主义，他们没有旗号，但他们的幽灵却时时刻刻盘旋在我们上空，他们不受限制地扩张权力边界，扭曲市场机制，危害自由平等的竞争环境。看到有人将所有干预的污水全部泼给凯恩斯主义，代其受过，他们定会暗自窃笑。而终生信仰市场、以维护自由为使命的凯恩斯，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忿忿不平地跳起来申辩道：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你的中伤让我很难过”。
    我以为，黄小鹏先生的以上论述是清晰明了的，是击中要害的。可以判定，我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前市场经济国家，因此，我认为，在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里高喊反对甚至要埋葬凯恩斯主义，完全是无的放矢。当然，如果有人真的要反对或埋葬凯恩斯主义，那恐怕还要等待一个时期，一直等到中国成了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之时才有机会。到那个时候，当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运行过度时，如果有人站出来提出要反对甚至埋葬凯恩斯主义，我想，此时，他们受到的质疑和商榷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大。
    愿中国的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的春天早日到来！
    201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