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自由迁徙的经济价值

    原编者按：当今中国最大的实体经济问题，是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限制下的福利安排和财产安排。将欧洲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联系起来一起想，可以发现，如果不逐渐放开这种限制，那么中国会如欧元区一样，出现国中国的巨大裂痕。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自由移民是缩小区域差距，并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保障。
    农业生产困境
    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讲了一个关于“松茸”的故事。松茸是一种城里人餐桌上的美味食用菌，还作为高端食材远销日本。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小村，村民在雨季的每天凌晨3点出门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别人挖走了。这个故事背后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
    采松茸显然是一项各顾各的零散性生产活动。给定松茸的产出完全是天赐的，那么，很容易找到一个办法来协调各户的行动，又能使得每个家庭的收入不变，而且不用那么辛苦。比如说，由一个组织来规定每家早上出门的时间不能早于4点，或者每家上山采松茸只能走固定的线路，再或者让一些家庭单号上山，另一些家庭双号上山等。
    问题是，这样的组织和协调行动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农业经济领域还有大量类似的问题困扰着很多研究者。在一个农村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农业应该实现规模经营，但规模经营却迟迟未能实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农村人太多。人多了，协调成本就上升，统一的行动和管理就难出现，生产就难免是小规模而低效率的。
    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与其生产特征有关系，因为农业生产有一种瓶颈资源，那就是土地，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土地的产出增长也是有极限的。在松茸的故事里，这个有限的资源就是大山，而其产出的极限就是靠天决定的松茸产量。在土地资源及其产出都接近极限时，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最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减少农业人口。
    采松茸、烤松茸之别
    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采松茸的农户一定要在家乡采松茸，而不是去城里的餐馆里烤松茸？若不是有各种制度制约，如果农户不是特别偏爱家乡的生活，那么进城打工，而且是到东部打工，才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3倍多。在省之间，最富的上海市2010年人均GDP已经达到76074元，而最穷的贵州省人均GDP仅为13119元，前者是后者的6倍。自由迁徙的意义在于，它能保障一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利。
    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有的采松茸的农户可以进城务工和定居，收入可以比在农村时成倍上升；另一方面，留在家乡的可以继续采松茸，但采松茸的人少了，人均收获将大幅度提高。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至零，劳动力流动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才真正实现，这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景象。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力自由流动了，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我就走人，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就不能顺利缩小，当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很大时，要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后患无穷。
    比如，当经济总体上衰退时，一个大国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常用的做法就是降低利率。利率降低的结果是刺激投资，鼓励地方政府借债。
    如果全国各地同时借债，相对来说，欠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借债过度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总是想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却会忽略偿债能力应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基础之上。一旦经济过热，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来应对的时候，首先出现偿债危机的就将是欠发达地区。
    欧洲的警示
    这种危险正在欧洲的国家间出现，也正在中国若隐若现。看一下数据就能知道，每一次欧盟扩张之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都呈现缩小趋势。
    这非常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推断，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带来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欧盟的目标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的繁荣。
    但这里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是需要时间的。从长期来说，有理由相信，欧盟内部的平衡发展可以通过人口流动来解决。
    问题是，欧洲虽然在名义上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但实际上各国间却有语言、文字、文化等多方面差异，使得移民难以完全自由。于是，欧盟不断扩张的结果就是，随着边缘国家的加入，欧盟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呈现上升趋势。
    将欧洲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想，是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欧洲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欧盟的国家间差距和中国的地区间差距也很像。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与中国地区间出现的问题进行类比。
    相比于欧盟，中国的优势是在政治上的统一。同时，地区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字，文化的差异也毕竟小于欧洲的国家之间。因此，在中国原本是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地区之间的自由移民的。只可惜，由于历史上对于地区间移民的限制太久，也由于在现实中移民所带来的矛盾太多，大家都惧怕放开移民会带来既有的矛盾激化。
    一个现实的担忧来自于外地人会分享本地人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一担心是建立在本地公共服务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财力的增强，公共服务的总量是可以不断增长的。
    这里，问题的本质无非集中在一点上，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能不能对外来人口采取类似于一个国家对于外国移民的政策。如果说出于短期的现实考虑，限制移民还不得不持续一段时间，那么，至少这样的限制应逐步地消除。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不会减少，那么，为什么就不能逐渐地增加高中的数量？
    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在市场统一和要素流动的情况下实现地区间分工，当上海成为纽约时，中国的内地更像美国的怀俄明州和犹他州，专业化于农业、旅游和资源产业。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上海还是会逐渐成为纽约（或香港），但中国的内地却需要面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竞争。
    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理由相信投资者宁愿去中国的内地，也不去劳动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地区间差距将是香港与东南亚的差距，或者西欧与东欧的差距。
    原文刊于《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