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绝大部分国企都应该走民营化的道路

    2010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来北京参加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时，提出一个问题，世界银行见证了中国30多年来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而二战后，世界上100多个中等收入国家绝大部分不能够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只有10多个国家发展成为了高收入国家，其他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表示希望中国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佐利克于是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能不能就此作一些研究。此后，中国建议，由中方和世界银行共同来研究这一问题。后来，这一任务落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身上。
    2012年2月28日，由中国财政部、国研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组织实施，耗时15个月完成的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世行报告)发布。
    世行报告提出了中国到2030年之前的战略抉择，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六大战略方向应为：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世行报告会议版本全文468页，包含了一份主报告及五份专题报告，几乎涉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结构性改革部分由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Ardo Hansson)和国研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共同负责。
    报告提出，中国改革有三大阻力，分别来自“既得利益者”、“因改革而短期内利益受损者”，以及一些“观点引领者”。
    近日，就世行报告中关于中国未来的结构性改革等问题，早报记者对张文魁进行了专访。
    张文魁提出，绝大部分国企都应该走民营化的道路，国企民营化改革会有很大阻力，除了要进行意识形态创新之外，还必须有勇气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我认为，目前寻求改革共识，并不就是意味着需要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不一定非要妥协，要看社会大多数人对改革的支持与否。当然，对于国企民营化的受损者，也应该让他们有合理可行的退出机制，比如补偿等。”
    追赶型国家的发展模式
    如果硬要说有中国模式的话，那它在很多方面其实并没有超出东亚模式，如通过权威政治保持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强大的产业干预和要素引导能力，充分实行储蓄动员和资本积累，有效利用先发国家的技术、资本、管理、经验和市场需求，同时还有吃苦耐劳的人民，等等。当然中国也有某些独特的东西，这主要就是中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庞大的国有部门。
    东方早报：这两年，舆论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颇多，事实上，中国模式的核心之一即为政府对经济的强势主导。世行报告认为，未来如果政府继续这种强力干预，会损害技术效率和创新能力。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文魁：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能够在过去30多年里保持快速发展，是一个谜。一些人把它归结于中国模式。事实上，我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有很多追赶型国家共同的东西，可以归结于追赶型国家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东亚国家，它们的共同点比较明显，一度被归结为东亚模式。如果硬要说有中国模式的话，那它在很多方面其实并没有超出东亚模式，如通过权威政治保持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强大的产业干预和要素引导能力，充分实行储蓄动员和资本积累，有效利用先发国家的技术、资本、管理、经验和市场需求，同时还有吃苦耐劳的人民，等等。
    当然中国也有某些独特的东西，这主要就是中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庞大的国有部门，这是东亚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世界上几乎也没有另外一个高增长国家有一个这样的庞大国有部门。此外，中国多层级的地方政府体系在市场机制引入之后所产生的政府间竞争，也比较独特，但主要还在于市场机制发挥了巨大威力而不是政府职能发挥了巨大威力。
    所以，除了国有部门这一点，中国过去的发展进展并没有太多独特的东西，并不存在难解之谜。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等经济学家就总结了后发经济体实现快速发展的模式。即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来直接干预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克服市场失灵，推动生产要素的积累。
    即使是中国的国有部门，事实上在过去30多年里也经历了快速的萎缩，占中国工业产值的比例由80%下降到30%以下。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也就是国有部门快速萎缩的过程。当然，在工业化的初期，建立一些国有企业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国家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来动员巨大的资源，在国家发展的某些阶段来快速建立一个工业体系和某些重要工业部门，这一现象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
    总体而言，很难说有一个独立的中国模式，也不存在中国之谜。
    再来看一看东亚的追赶型经济体，就可以发现它们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之后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固守过去的模式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摒弃过去的模式而转向创新驱动和效率提升进而迈向高收入社会。中国应该如何抉择岂不是很清楚？
    作者：早报记者 王道军 实习生 欧昌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