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钢：资本主义没有危机

    当今世界的变化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这一变化导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衰退，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所以美国和西方的衰退以及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
    马克思与经济学家熊彼特都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在于其发展，由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市场必然趋于饱和，导致利润下降和成本提升，由此必然导致资本的向外扩张，而资本的向外扩张必然会增强边缘地区的力量，通过核心区到边缘区的资本与技术转移，核心区将失去优势。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美国和西方国家资本和技术的转移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推动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2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资本与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边缘地区的外包和转移使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发展的困境，并由此激化为政治社会问题。由于本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导致产业空洞化，产业空洞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大批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机会。由于跨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而产品的终极目的地依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由此导致美欧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贸易逆差加剧，贸易赤字急剧上升。西方国家消费越来越依然于从中国的进口，更多的消费和更少的生产，最终陷入目前的债务危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而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形成了所谓1%与99%对抗的社会结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资本贪婪的怨恨与无望的反抗。
    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如何才能挽救其衰退呢？首先，最简单的方法是降低成本和税收，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以增加利润的空间吸引资本投资的回归，但是这会引爆社会矛盾和冲突。其次，最佳方案是创新和加快产业升级，以此建立全新的制造业基础，而不是进行防御性的修补措施。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苦于中低端产业已经被外包和转移，但是创新和产业升级迟迟没有出现。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对西方经济有利，他们相信新的和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将神奇般地出现，但是事实上这一幕并未发生，因为相对成本而言，公司宁愿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而不去设法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转移外包比寻求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以降低国内单位生产成本要便宜得多，因此企业管理者已经没有多少动力去投资研究改进技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力。另外即使有创新，事实上美国和西方国家从来就不缺乏创新和技术，但是创新和技术并没有推动产业的升级和工作机会的神奇出现，因为大多西方国家公司依然会选择将制造和加工放在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美国苹果公司拥有不断创新的技术，但是苹果手机和电脑的制造大多在中国和亚洲国家完成，然后运往美国和世界各地销售，因为这样公司可以达到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那么，西方国家就无力避免和挽救衰退了吗？事实上，还有两种方法，但是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一是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对进口提高税收，提高本国资本和技术转移的成本，这样会打击和阻止边缘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美国和西方经济的复苏并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遏制了日本的超越，但是美国没有因此摆脱衰退，因为许多跨国公司将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而不是回流美国。二是最极端的方法就是采取军事手段打击和遏制边缘新兴国家的崛起，将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军事问题，但是这样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矛盾的加剧和冲突的爆发。
    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危机，基本上综合采用了以上四种方法，一方面在国内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同时加快产业创新和升级，重建制造业，以此拉动就业和出口，另一方面退回到贸易保护，主要针对中国，并且将中美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军事层面，遏制中国的崛起。那么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由此是否能够挽救其衰退呢？这依然是一个挑战，因为从历史上看古代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无不因为自身的发展以及从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而趋于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