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的增长风险

    如果一切顺利，以当前美元价值衡量，中国将于2021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若以实际值衡量，中国将更快超越美国）。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低端高收入国家的现有水平。然而，尽管中国经济前进势头迅猛，未来10年却仍面临一些风险。
    最紧迫的风险是欧洲经济的持续停滞甚至衰退。过去10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约三分之一来自出口增长，而出口的约三分之一是去了欧盟。如果欧洲的状况继续恶化，中国的增长也将被拉低。
    过紧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房地产调控政策，可能增加经济放慢的风险。目前，在政府的严厉措施下，全国房价都呈现下降态势。事实上，情况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颇为相似。在危机爆发前的数年中，中国一直在与通胀斗争，看来似乎可以实现软着陆。但危机与紧缩政策却一起导致它在数年内出现了通缩和增长大幅减速。
    放眼中期，中国政府必须面对过度干预经济所造成的问题。世界银行一份新的报告指出，国有企业改革不力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障碍。但这还只是一个症状，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在经济上的主导角色。
    过度基建投资的后遗症
    除了直接控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30％，政府还掌握着大部分金融资源。近年来，超过三分之一的银行总贷款流向了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大部分是由政府单位建设的。事实上，政府已认识到了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问题，并在最近中止了几项已经开工的高铁项目。但政府投资过度的问题也存在于数不尽的工业园和高新技术开发区。
    中国的投资狂热让许多人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高铁延伸到日本的最偏远角落，许多线路一直到今天都必须仰仗政府的补贴。尽管补贴在某些方面可能改善一般人的生活素质，却也会因压抑国内消费而影响生活素质。
    基础设施投资无可避免地会出现边际回报递减的情况，消费增长却是没有极限的。因此，压抑消费会拖累未来增长，而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67％下降到最近几年的不到50％，这主要反映了政府政策所导致的扭曲。
    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以生产为导向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维持GDP的高增长率。但其坏处同样明显，其中之一是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恶化。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50（100代表最大程度的不平等），让中国排名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上四分位数（upper quartile）国家行列。
    不平等导致人力资源的分化
    或许问题不在于不平等性本身，而在于其后果，比如人力资本的分化。在中国，教育的回报是在上升的，但获得教育的难易程度在社会和地理结构上却日益两极化。城市的教育状况在改善，但农村的孩子却面临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因为较优秀的教师都跑到城市里了。此外，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教育对农村家庭来说显得更加昂贵。
    结果，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孩子进入职场时没有大学文凭。在中国的1.4亿农民工中，80％只接受过9年甚至更少的正式教育，远低于高收入国家所需的标准。
    尽管中国官员似乎有意削减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但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包括补贴生产商、偏袒资本密集型产业、及维持效率极低的金融部门等——却加剧了这一问题。但令人振奋的经济信息还是存在的。中国政府刚刚宣布了户籍政策新规。除大城市外，只要在一个地方住满三年，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将户籍迁入。这一政策对农民工大有帮助，因为它保障了他们的孩子受教育的平等机会。
    然而，要彻底转变政府的扭曲行为，需要更加迅猛的政治变革。户籍改革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增加了农民工在所在社区的政治权利。农民工的数量庞大，他们的政治参与将迫使地方政府更加关心普通人民的需求。而我们希望，低层政府对群众要求的积极反应，最终也会成为高层政府的做法。英文原题：China‘s Growing Growth Risks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2.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