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中国改革的下一步——邓小平改革与罗斯福新政之比较

    中国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逻辑上中国改革是倒过来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实质是政府干预主义，中国改革实质是市场干预主义。罗斯福新政和中国改革都是源于对原有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和拯救，前者是给资本主义带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氧气面罩，后者是给社会主义加上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它们都由此解决了旧问题，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新问题。
    首先，罗斯福新政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修正，中国邓小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修正。资本主义完美吗？无疑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其次资本主义主张天赋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象征。但是资本主义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社会不平等，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二是供需不平衡，表现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那么社会主义完美吗？首先，社会主义是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弱点批判的产物，作为社会形态，它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站。其次，社会主义基础是社会公有制，资本主义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和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通过对剥夺者剥夺的方式，将社会基础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平等的基础。其三，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但是理论上的完美并不等于实际过程中没有问题，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如此，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天性不足。另外，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资本家，地主，大家都是劳动者，但这并不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大家吃大锅饭。最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供大于求的经济危机，但导致有效供应极度不足。
    其次，罗斯福新政核心是政府干预主义，中国改革核心是市场干预主义。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实施罗斯福新政，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干预与国有化趋势进一步在美国特别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发展，这深刻改变了原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纯粹的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福利国家体制和混合经济体。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的危机，也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和改革。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供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中国邓小平时期改革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
    最后，无论是罗斯福新政，还是中国邓小平改革，它们都不同程度解决了当时社会面临的危机和问题，但是也留下了新的问题。罗斯福新政目的是使原本冷酷的资本主义具有人性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得以避免，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否因此得以解决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于是上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呼吁回归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干预扭曲和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功能，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危害更大。那么中国改革是否意味中国找到了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呢？事实上也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首先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其次供应不足问题解决了，但是内需不足问题产生了，中国正在染上资本主义的毛病即不平等与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中国应该退回去，国进民退，还是继续向前呢？
    丘吉尔曾经讲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上帝的恩施，社会主义的固有美德是共享苦难。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相互把对方妖魔化攻击之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已经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如何混合的问题，事实上在当今世界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有两者的混合。所谓混合经济与第三条道路就是要提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处，在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平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完美结合点。那么应该如何混合搭配呢？在这种混合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例应该是如何呢？效率与平等的最佳平衡点在哪里呢？这些问题正是目前西方和中国考虑的问题，无疑，一个既发展繁荣，又平等公平的社会治理模式依然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