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为资本主义一辩

    对照实验(controlled experiments)不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但二战结束后东德与西德之间的较量，有一点接近对照实验。这两个国家起源于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历史和同一种价值体系。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它们在分隔线的两侧互相竞争。两者间唯一的主要不同在于它们实行的政治及经济制度：一边是中央计划，一边是市场资本主义。
    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个实验戛然而止，前苏联阵营奉行的经济学在几十年里给东德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暴露无遗。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东德与实行市场经济的西德相比，前者的生产力水平仅略高于后者的三分之一。许多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以此为鉴，悄悄地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
    尤其是中国。它复制了“亚洲四小虎”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成功的经济模式：受过良好教育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在新近开放的竞争型市场上，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2000年至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几乎达到发达国家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估计，2005年时，全世界劳动力中，有超过8亿人从事的工作涉及出口型（因此也是竞争型）市场，这一数字与柏林墙倒塌时相比，增长了5亿人。还有数百万人，尤其是在前苏联国家，服务于本国国内的竞争型市场。
    自从启蒙运动孕育出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标准及质量，在几乎停滞了数千年后，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过去两百年间，全球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十倍，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得地球能够养活七倍于以往的人口。
    尽管中央计划型经济或许不再是让人信服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它在这场观念之争中的对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远未获胜。问题在于，定义资本主义的力量以及残酷市场竞争的力量，与人类天生对于稳定的渴望以及一些人对于文明的渴望之间，形成了冲突。欧洲一位著名政治家几年前极好地诠释了反资本主义的流行思潮。他问道：“什么是市场？它是弱肉强食之法则，是自然之法则。什么是文明？它是对抗自然之斗争。”尽管承认竞争的确能够促进增长，但包括这位政治家在内的观察者依然担心，为了实现增长，经济行为者的行事方式必会服从于弱肉强食的法则。于是，这些观察者选择放缓增长，来换取更大程度的文明。
    然而，一些人眼中的文明行为（这些人认为野蛮的竞争行为是肮脏的），与多数人依然寻求的物质生活之间，真的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吗？长远来看，这种交换真的存在吗？举例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由竞争型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资源，远远超过维持生计所需。而盈余——即便是在诸如美国这样最具竞争特点的经济体中——主要被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医疗、延长寿命，完善养老体系、建立全民教育体系、以及大幅改善工作环境。我们的市场经济令财富大量增加，而我们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换来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
    对资本主义最深恶痛绝的人，是那些混淆了“裙带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的人。当政府高官常常为私营领域的个人或企业提供好处（通常是为了换取政治支持）时，裙带资本主义就会泛滥。这不是资本主义。这被称为腐败。
    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贪婪”和“贪欲”常常饱受诟病，但它们并非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人之天性，影响着一切经济体制。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是合理的，只不过它所反映的是全球化和创新，而非缘于资本主义本身。但在美国，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移民法，它“保护”许多高收入者的饭碗不会因为更有竞争力的移民而被抢走。美国H1B签证实际上是对富人的补贴，这一政策是对资本主义支持者的诅咒。
    无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在被尝试用作其替代品的制度中——从费边社会主义到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没有哪一种制度能成功满足所在国人民的需求。资本主义的行为需要调整。曾经是资本主义谨慎作风之代表的银行家们在金融危机来临之际，坐视其资本充足率滑向危险的低水平，这种态度令我倍感焦虑。监管资本必需增加。
    然而我担心，为了应对危机，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的诸多“改进”将被写入法律。而在日后看来，这些“改进”是否明智，我深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