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金融危机这一大悲剧被浪费了

    The Browser网是一个知名文化思想类网站，网站会就某个问题和某几本书定期专访各行业的杰出人士。昨天，该网站刊发了对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专访，主题就是“金融危机”。在这次访谈中，福山表示，美国其实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的寡头政治中，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为美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机会，但“从许多方面看，这一大悲剧被完全浪费了”。
    政策选择导致金融危机
    美国之所以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原因并不在于自由民主的体制，而在于政策的选择。财富过度集中，资本直接插手封锁社会亟需的改革等现象对美国当前的政治选择造成扭曲。
    记者：因为此次金融危机，你是否依然认为自由民主是最重要的，是终结，就像你在1989年所说的那样？
    福山：我并不认为金融危机和通常认为的现代社会政府组成形式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有什么关系。金融危机有许多原因，尤其不同国家的政策决定和制度选择是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说，金融危机是这个制度必要的副产品。许多国家此次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太大影响，更没有美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痛苦。所以，这就意味着是政策选择而不是体制的原因。
    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它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我们选什么样的总统，总统和议会将来会制定怎样的政策。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中一些有趣的方面。其中，西蒙·约翰逊在他的《十三银行家》中已经提到了一些最重要的议题，比如我们其实生活在某种形式上的寡头政治体制中，就像我们所说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样。财富过度集中需要改变。资本直接插手封锁社会亟需的改革，这个现象体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利益集团影响政坛，并对我们面前的政治选项造成扭曲——这是所有现代民主整体共同面临的危机。
    记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金融危机有好的一面，因为这迫使我们去面对这些问题？
    福山：是的。当然没人希望发生金融危机，但这提供了改革的机会。我想说的是，从许多方面看，这一大悲剧被完全浪费了。没人想来一场“大萧条”那种规模的危机，但由于政策制定者出手很快，避免了体制的崩溃，使得许多政客得以摆脱这场危机带来的后果。共和党对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很能说明问题，它假设，目前发生的事，都不足以动摇人们对市场的自我调节本质的信仰。
    欧美经济将长期停滞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被归结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而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当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翻版，是美国没有对金融体系做适当调整后碰上的更大的麻烦。
    记者：让我们谈谈卡门·莱因哈特和肯·罗格夫的《时代不同了》这本书。
    福山：卡门·莱因哈特和肯·罗格夫是两位宏观经济学家，他们做了绝妙的工作。在他们的研究中，把历史和其他国家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数据纳入其中。书名《时代不同了》就告诉了我们这本书的主题。在许多方面，华尔街危机与1990年代的阿根廷和巴西金融危机，或者其他因信用泡沫和错误宏观经济政策引起的危机并没有太大不同。这次金融危机使我们震惊的原因在于，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金融体系运行良好，它不会发生类似拉美在整个1980年代发生的金融不稳定。这本书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国家从这样的危机中恢复过来是多么漫长的事情。这也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将长期处于经济低增长和停滞状态。
    记者：去年你在《美国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金融部门草率自由化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福山：《时代不同了》这本书最反讽的地方在于，它指出一个事实，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比美国政府聪明多了。1990年代，通过美国财政部及其代理人，比如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美国向亚洲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经济自由化。结果是巨大流动性造就了亚洲奇迹，到了1990年代中期，资金流出亚洲，然后是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美国的反应是：“哦，这是因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那里缺乏法治，他们没有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他们的意思是我们的制度更优越。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此次金融危机只是当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翻版。和这些亚洲政府一样，我们没有对金融体系做适当的调整，然后我们碰上了更大的麻烦。1997年之后，遭受经济危机的这些国家对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更加谨慎。这就是我们忘记的历史。
    记者：当年亚洲国家被指责实行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可是当年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进行自由化的，其实不都是来自华尔街？
    福山：是的，压力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站在幕后的是华尔街。所以我们看到，亚洲金融危机这个标签，韩国称之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他们认为，本质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造成了他们国家的流动性危机——那是事实，这场危机本质上看并非是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开放资本市场，而最后得利的是高盛、花旗，他们如愿以偿进入这一市场。所有美国政策制定者比如萨默斯、鲁宾，他们依然发誓认为，他们当年的动机是非常纯洁的，是为了韩国好。但是在这些政策背后是强大的游说团体，这些大银行在亚洲金融自由化中有直接利益。
    记者：那你怎么看这本更加易读的迈克尔·刘易斯的《大空头》？
    福山：我对这本书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如今有一种观点认为抵押贷款证券(CDOs)和信贷违约掉期一样，都是华尔街制造的。华尔街并没有预期到对它们估值是那么困难，也没想到会被滥用，所以迈克尔·刘易斯强有力地指出，华尔街的银行故意制造了它们，是为了让有价证券不透明，这样才能够卖给那些没有经验的投资者，他们买了这些概念，实际上是买了一堆垃圾债。所以，这本书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它指出这场危机其实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这么大危机，他们只想着通过这些骗人的销售把戏赚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是二手车销售员。
    这本书里有一个故事说，有五到六个人知道事情最后会怎么样——房地产泡沫在膨胀，最后终会破裂——可是危机在各个领域造成的破坏是没有被预见到的。事实上，你能看到许多大银行开始明白，他们该做些什么，在大崩溃前全身而退。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商学院被认为是和法学院及建筑学院一样的职业学院，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对社会也有巨大的责任。如今，个人利益最大化取代了那些价值。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当然不会故意欺诈，但要是他们看到了机会可以从那些傻乎乎的人那里得利，他们就会去干。许多华尔街的人都说，如今的规范跟30年前大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是合伙人，他们不再需要对消费者负责任以获得长期回报，在许多公司，短期回报代替了其他。
    每个国家都需要政治改革
    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开始，另外一层意思是，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在里根那里。从里根政府开始，市场监管开始放松，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并没有导致人民向左转，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并没有展现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记者：政府是坏的，市场是好的。在美国，这一观点几乎就像宗教一样。
    福山：这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种文化在过去一直在改变。在19世纪末，这一信仰更加强烈。然后你看到了进步运动的兴起，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他们主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到了1920年代，这一观念再次消退，然后是“大萧条”。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宗教，但不是每个成员都相信这一观念的全部。你不愿为了一个更好的政府纳税，因为你确信政府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如此你就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许多拉美国家就是这样子，我担心美国有朝一日也会如此。
    美国在过去的30年里，收入不平等在加剧。拉古拉姆？拉詹的《断层线》指出，从很多方面看，收入不平等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当然还包括其他政治文化因素，美国人不喜欢直接分配。他们不喜欢欧洲人那套，所以他们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进行财富分配，比如通过房地美和房利美。拉古拉姆·拉詹并不认为美国需要更多的财富分配，但他呼吁各种社会政策补救。
    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开始，另外一层意思是，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在里根那里。从里根政府开始，市场监管开始放松，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并没有导致人民向左转。我不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展现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根据人口统计，美国白人劳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是所谓里根民主的支持者，他们在1930年代投票支持新政联盟，如果他们是在欧洲就会支持社会民主党派。但是在美国，过去30年里的大多数选举中，他们投票给共和党，而后者的政策其实是伤害他们的利益的。这是最让人困惑的地方，怎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缺乏兴趣吗？人们失去工作，但他们还有有线电视、每户两部车。生活艰难，但他们还能购物和娱乐，从不考虑政治问题。在100年前，如果你处于社会最底层，你有生计威胁。如今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还能拥有智能电话和沃尔玛的廉价服装。他们知道有些人赚了几十亿美元，但对他们没有直接影响。
    记者：那么，一个国家需要政治改革？
    福山：是的，每个国家都需要不同层面的政治改革，但是美国还需要减少这些否决意见的数量，并且恢复以前的若干机制，以便对体制强行做出艰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