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关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

    全球经济形势：长期低迷
    当今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延续5—10年。
    2007年3月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其严重程度堪与上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相比。因此，我们的判断是，当今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延续5—10年。
    形成这一判断的基本根据是：此次全球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各个层面存在严重扭曲。因此，危机的恢复须以这些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基本前提。但是，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十分困难，而且短期内难以奏效，其过程亦十分痛苦。
    此外，四年来，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在短期内有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亦有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副作用。如今，这些负面影响已开始显露。这无疑给艰难恢复过程中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不可持续的消费/负债经济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消费拉动为基本特征。消费超出收入水平，形成过度消费。过度消费意味着低储蓄并导致过度借贷。过度借贷持续恶化便形成债务危机。
    1.美国和欧洲均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
    在美国，次贷危机首先是私债危机。私债危机发生后，为了救助，美联储和财政部先后深度介入，致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数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均创历史新高。于是，私债危机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私债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并发。
    在欧洲，危机发生的路径有所不同。那里径直发生的是主权债务危机。这集中体现了很多欧洲国家多年来财政赤字高悬并依赖它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由于私人部门借债生产和消费的现象在欧洲也十分普遍，加之政府的主权债务多被私人机构购买并持有，致使主权债务危机迅速向私人部门转移，私债危机接踵而来。于是，那里也是主权债务危机和私债危机并发。
    简言之，此次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危机是广泛涉及公私部门的全面债务危机。
    2.实体经济层面的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表现在实体经济方面，便是长期过低的国民储蓄率。因此，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发达经济体必须提高其储蓄率。然而，一方面，在长期崇尚消费的经济体中，提高储蓄率绝难一蹴而就；另一方面，提高储蓄率本身，正是一个经济紧缩的过程，这会大大延缓经济恢复的步伐。
    3.金融领域中的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表现在金融领域，便是过高的杠杆化。病因在此，发达经济体的全面恢复，显然就以金融部门全面“去杠杆化”为必要条件。但是，去杠杆化也是非常痛苦的长期过程。一方面，去杠杆化所需的资本只能得自实体经济的储蓄，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去杠杆化的本质是修复资产负债表，而这个过程将大大降低金融部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例如在今天的美国，虽然联储和财政部联手投放美元并已达到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的程度，但其国内信贷市场依然不振，流动性依然奇缺。加之，诸如“巴塞尔Ⅲ”之类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客观上也会对金融部门的放贷能力施以极强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欧洲理事会于10月27日宣布的在2012年6月底前将欧洲主要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9%的决定持怀疑态度：我们不仅认为该目标难以实现，同时也对其政策效果存在质疑。
    4.财政领域的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表现在政府部门，便是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率和相应的高债务率。因此，平衡预算构成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的最重要环节。但是，实现这一目标更是困难重重。平衡预算，必须减少支出，增加税收。这意味着要裁减公职人员，减少福利支出，缩减政府投资；同时，需要增加税收，从而增加居民与企业的负担。这一战略举措的宏观效果就是削减需求，增加失业。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恢复，进一步，还会带来无尽的社会动荡，抗议、罢工和社会对抗接踵而来。毋庸置疑，在社会动荡的环境下，经济势难较快恢复，更难稳定发展。
    总之，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它们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而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其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严重扭曲的经济结构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产生了一波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导致全球分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生产链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重组。形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核心”，发达经济体主要集中于发展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同时致力于“制造”并向其他国家输出各类“规则”、“标准”和“秩序”；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外围”，广大新兴经济体则主要依赖低廉的劳动成本，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从事传统的制造业，并被动地接受各种冠以“国际惯例”、“最佳实践”等基于发达经济体之实践和价值标准之上的规则、标准和秩序。
    现在，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的增量贡献继续超过发达经济体，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发展模式已趋式微。面对这一事实，发达国家不得不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包括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任务，所谓“再制造”、“再出口”、“再工业化”，乃至建设“智能地球”、“低碳经济”等，便是这种努力的具体体现。但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同时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同样绝非短时期内所能完成。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就难以进入新的稳定发展轨道。
    对危机的长期性已渐有共识
    去年9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后，多名美国央行官员与经济学家集体推出了一项关于经济危机的最新研究。该研究在分析、比较了上世纪十余次经济危机特别是3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和恢复进程之后，明确指出，后危机时期将有“至少十年的过渡期”。
    9月21日，美联储异乎寻常地公布了三项政策措施，即政府债券期限延展计划、对机构抵押债券再投资计划（用到期的机构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之所得），以及再次确认于2013年中期之前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之上。不得不采取这些通常只是在长期萧条情势下才会采取的异乎寻常的政策，显示了联储对美国经济恢复的前景缺乏信心。
    欧洲的情况比美国更糟。虽然，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欧元区成员领导人于近日就解决债务危机问题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在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充实银行核心资本、减记希腊国债、敦促意大利整顿财政纪律等方面达成共识，但这充其量只是制止危机恶化的临时举措。若干更为深刻的问题，如居高不下的各国债务、创历史水平的失业率、产业竞争力低下以及欧元区的未来发展方向等，仍然对欧洲人的智慧提出严峻的挑战。
    全球经济萧条对中国是挑战更是机遇
    如果全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中国在未来5—10年中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自然是紧缩的。这意味着，依赖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对于中国的增长当然不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引擎。但是，就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而言，这无疑创造了一个好机会。
    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已露端倪
    随着政策紧缩与房地产调控的继续实施，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僵局。这对于未来的房地产投资将产生抑制作用。
    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趋势已经显现
    我们预测，2011年四季度GDP增速9.0%，全年可达9.3%；根据模型测算，明年我国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对此，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1.第三季度名义消费平稳增长，实际消费下降。
    2011年7月和8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值分别增长17.2%和17.0%，比去年同期低0.7和1.4个百分点。三季度名义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与二季度增幅基本持平，实际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下降较多。经季节调整后，7月和8月实际消费品零售额增幅分别为10.6%和10.3%，比去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左右。物价上涨速度较快、汽车销售大幅下降、新房销售面积有所下降并导致与新房销售相关的产品（如家电、家具、建筑和装潢材料等）的消费涨幅下降等，是导致实际消费下降的主要因素。
    2.作为投资主动力的住宅投资和地方项目投资或面临下滑。
    前三个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9%，比上半年回落0.7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出现回落。虽然住宅投资累计同比增长比去年同期略高，但是，随着政策紧缩与房地产调控的继续实施，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僵局。这对于未来的房地产投资将产生抑制作用。尽管目前房地产投资仍处高位，但四季度已有回落迹象。另外，由于中央为控制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采取了若干较严厉的措施，使得地方投资资金来源成为问题，从而可能令地方投资增速加速下滑。总结以上，我们认为，作为投资主动力的住宅投资和地方项目投资在四季度将面临下滑趋势。这样，如何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处理好融资平台问题，就成为决定这两方面投资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
    3.受外部形势恶化影响，外需面临萎缩。
    今年以来，我国商品贸易顺差呈缩小之势。考虑到目前欧美形势恶化，导致外部环境更加不利，我国的外需今后将面临较大负面冲击，四季度出口形势仍不乐观。但是，由于国内需求也在收缩，全年顺差规模不会下降太多，对GDP的负面冲击也不会太大。
    4.国民经济运行领先指数的走势显示了同样的趋势。
    从社科院的经济领先指数看，经济增长的同比增幅自2009年12月以来连续下降，目前继续保持在相对低位。2011年6月，领先指数为102.9%，7月和8月分别为103.0%和102.8%，呈轻微下滑之势。这一趋势与PMI的趋势相一致。
    预计三季度GDP增速9.3%左右，比二季度稍有回落。由此，2011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将达到9.5%左右。从环比指标来看，一季度和二季度GDP环比年率分别为8.7%和7.8%，预计三季度略微回升至8.3%左右。鉴于领先指数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下滑，一致指数和领先指数的水平已经接近2008年4月和5月金融危机前的水平，须警惕领先指数增幅的进一步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滞后影响，防止出现硬着陆。我们测算四季度GDP同比增幅可能回落至9.0%左右，2011年全年增长9.3%。预计2012年一季度同比和环比分别回落到8.8%和8.4%左右，增长下滑趋势已较明显。
    物价上涨已经见顶
    全球总需求的回落令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这将使得我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减轻。就国内而言，食品价格尽管难以预测（以前IMF在拐点预测上都出现了问题），但类似去年下半年以来快速上升的局面料难出现。
    综合来看，由于目前物价上涨水平仍处于高位，我们仍须对物价上涨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在一系列紧缩政策的叠加作用下，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减速迹象：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实际消费增幅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保持平稳，但增速下降势头已初现端倪。鉴于此，在保持政策紧缩的总态势下，我们应高度关注出口、消费和投资的发展变化，并及时采取措施。
    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欧洲债务危机恶化等不利因素，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致力于在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两者不可偏废。
    若干建议
    今年内宜保持宏观调控政策中性，尤其不宜再推出紧缩性政策措施。应当及时体现灵活性和前瞻性，不宜等到经济下滑形成明显趋势再开始调整政策。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提法
    我们认为，尽管国内经济下滑趋势已有显现，但由于国内外形势高度不确定，宏观经济政策依然以保持2010年底开始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的提法为好。同时，我们应更为密切注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关于政策操作
    注意到经济下滑趋势有所显现，同时注意到近两年来紧缩政策具有“自我强化”效应，我们建议，今年内宜保持宏观调控政策中性，尤其不宜再推出紧缩性政策措施。应当及时体现灵活性和前瞻性，不宜等到经济下滑形成明显趋势再开始调整政策。否则，那时，可能会迫于形势压力而出手过猛。
    在货币政策方面，目前似乎还没有必要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因为这一举措的政策信号过强。
    当下，可以考虑，在保证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不超过7.5万亿元的前提下，后两个月适当放松调整流动性的力度，让新增贷款略有增加。这样，可以避免紧缩政策的自我强化风险，缓解大企业以延期支付方式进一步挤压小企业的资金链，防止大面积三角债发生。
    在财政政策方面，注意到前九个月财政收入增长接近30%，远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适当增大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可能是可行的。应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小企业的减税力度（如，降低营业税税率、推动服务业的营业税向增值税转型、进一步降低小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进一步下调小微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等）。
    着力优化投资资金来源结构问题
    鉴于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逐渐转向内需为主，并且，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内需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仍将是投资，对于保持投资稳定增长问题，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其中，投资资金来源结构问题，尤须引起注意。
    1.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可以有力地支持工业化投资，但支持城镇化投资的力度不强。
    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举凡储蓄的动员、聚集以及分配，主要通过银行体系来进行。这样的金融体系，适应以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但却很难支撑以城镇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住房、医疗、卫生、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规模巨大、期限很长、可持续性不确定，且风险集中，如果主要依赖银行贷款来提供资金，或者来源不足，或者风险甚大。原因有二：其一，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短期存款，用之支持长期投资，客观上存在着期限错配问题；其二，过多地使用银行贷款，会显著提高企业和投资项目的杠杆率，从而增加潜在的风险。
    总之，由于中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这使得我国的投资领域和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资金结构失衡问题，从而造成我国企业的负债率普遍偏高，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普遍不足，金融机构也经常处于筹措资本金的压力之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显露出杠杆率过高的弊端，应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金融结构的问题。
    2.以改革的精神解决融资平台问题和为保障性住房融资问题。
    我们所以把保障性住房的融资问题和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相提并论，是因为，这两者反映出的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问题具有共性。调查显示，各地方解决保障性住房融资困境，一方面是财政主导；另一方面高度依赖信贷配套，走的还是地方融资平台的老路子。
    鉴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开始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投资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完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住房建设的融资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看来，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的跳跃性发展以及保障性住房的融资困境，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可以作为印证的是，近来国外一些研究者“唱衰”中国经济，其重要依据之一，也集中于地方融资平台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可能出现大面积坏账的问题上。
    我们认为，近年来我国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以及保障房建设的资金筹措存在困难，反映出我国经济体制存在若干缺陷。集中表现在三个偏颇上，即在政府主导和市场（企业）主导的关系上，偏重于政府主导；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上，偏重于中央集中；在资金供给的结构上，过于倚重债务性资金（通过银行信贷）。
    如果这个认识正确，那么，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顺这四个方面的关系。
    （1）政府和市场（企业）：积极推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域；明确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应主要走市场化的路子。其中包括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
    （2）中央和地方关系：让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财力，当下，在体制和机制层面推进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应当给予重视。
    （3）权益性资金和债务性资金的关系上，应通过发展资本市场的手段来解决股权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发展资本市场的眼界不能局限于发展资本交易的市场，而要扩展到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上。因此，多渠道增加股权资本的供给，应成为当前与未来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主要措施包括：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OTC市场），特别要发展为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继续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各种集合类投资，如PE、房地产信托等，促进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
    （4）以上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尽可能让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因此，应当以改革的精神，对涉及上述领域的价格、收费和定价机制进行改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