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反思亚当·斯密--如何解读美国的困境

    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是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私利和对自身幸福的追求，正是利己之心充分发挥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能力的发展，由此使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如果压制和试图改变这种本性都是无益和愚蠢的，因为它只会阻止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那么人类的利己行为和动力又如何可以带动公益和转变为利他呢？这主要在于人类行为有一种交换的倾向，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关系，为了通过交换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必须付出同等价值的东西，交换是平等的，除非一方是傻瓜或者一方是骗子和强盗，如屠夫和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善良，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即从我们这里得到对肉和面包的支付。平等的交换使个人的私欲与利他和公益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正是因为如此，个人的努力将为整个社会和其他个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人们将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境况，同时也改善他人的境况。利己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人类的行为，自私自利的自由导致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但是问题是亚当·斯密没有认识到人类除了平等交换本性之外，更有一种本性驱动人类的行为，那就是不劳而活，一劳永逸，正是这一本性导致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和体系的破坏，竞争往往趋于垄断，垄断消除竞争，进而形成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威胁，由此导致的社会常态是不完全竞争和不平等交换，而完全竞争和平等交换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幻觉。
    公司的逻辑是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达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为了追逐利润，美国和西方跨国公司推动了全球资本与技术从高工资发达国家向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外包，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地区，其中特别是中国，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次，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资本转移导致全球经济两极化格局的出现，跨国公司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廉价生产基地，然后将产品运回母国，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变成了消费终端市场和农产品以及原料出口国，而发展中国家其中主要是中国被成为世界制造业和加工基地，由此推动了它们出口和外汇储备的增长，而与此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消费型国家，发展势头减弱，工作机会减少，中产阶级每况愈下，消费依赖于进口，而进口的增加导致贸易逆差的加剧，债务和财政赤字的上升，它们从原来的债权国成为了债务国。其三，全球经济两极化格局最终导致目前美欧债务危机的爆发，并使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趋于结束并陷入困境，一方面美欧债务危机意味美欧已经无钱继续购买，消费和债务依赖型经济模式已经趋于绝境，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消费的萎缩，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生产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将趋于困境。
    全球化改变了国家之间财富的分布，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内部的财富分布以及形成社会结构的两极化状态，即1%富人与99%的失败者。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它们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目前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成为它们全球利润的主要来源，所以在目前全球经济低迷，美国和西方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却一枝独秀，利润不降反升，根据统计2001年到2006年5年中，美国GDP中企业利润部分从7%上升到12%。美国苹果公司与负债累累的美国政府相比，不仅没有负债，而且账面上有463亿美元，富可敌国，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中之国，它们利用手中的财富影响和绑架政府，左右政府的决策，进而加速财富向自己的集中。与此相比，在发达工业国家，由于就业机会从富国转向穷国，中产阶级每况愈下，他们失去了工作，只能靠政府救济维持生存，他们把怨愤转向移民和发展中国家，认为是他们把工作机会抢走了。不可否认，全球化导致的全球资本和技术由高工资国家向低工资国家的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好东西和希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如中国由此获得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并得以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就利益分配来讲，跨国公司是最大的赢家，其次才是当地政府和利益集团，至于民众，他们只是出卖廉价劳动力。
    亚当·斯密认为自由竞争会导致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和社会的公正，但是在现实世界自由竞争往往会导致垄断，而垄断会扭曲市场，进而形成对自由，民主和公正的威胁。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控资本和技术，一方面它们为了追逐利润，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整体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导致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财富正以几何级数集中于少数跨国公司，它们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生产，70%的对外投资，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它技术转让，在美国1%最富有的人掌控了社会财富的40%，市场的自由竞争并没有导致共同的富裕，而是垄断，由此正在把世界推向一个动荡和危机的时代，推向一个当公司统治世界的时代，公司已然成为世界和国家的幕后主导者和统治者。美国“占领华尔街”首先反映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经济复苏政策的失望和不满，其次反映了民众对公司和资本贪婪本性的抗议和厌恶，最后反映了民众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困惑，我们需要一个怎么样的美国？何种制度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我们要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更具可持续性，同时在经济和社会上也更公平的世界呢？
    作者简介：鲍盛刚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