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闪：中国财政体系的社会成本

    税制所带来的经济扭曲，构成了税收体制的社会成本。这些社会成本是“看不见”的，但和政府做生意的社会成本一样，又是实实在在的。这些社会成本降低一分，社会财富就能随之增长一分。
    现代国家的财政基础应是经纳税人同意的税收，而非各种各样的经营性资产。中国当下财政体系要走向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内容即如何尽快去除这些经营性资产，而只单纯保留税收。
    国家保有经营性资产，意味着政府也能做生意。传统上，这被称为与民争利，是最糟的治国之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到，老百姓总是“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因此治国之道应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政府履行经济管理职能时，在存在管制的行业里，最坏的情形就是管制者被“俘获”，被管制的企业成功收买管制者，就可换取对自己最有利的管制政策。而政府做生意比这种情形还糟，因为管制者被俘获的行业，合法市场竞争还是多与少的问题，但凡国家投入做生意的行业，必然会驱逐市场竞争，竞争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
    消灭竞争的代价
    合法市场竞争被彻底消灭，或者说，让政府接管一切生意的状态，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带来的普遍贫困，驱动了1970年代末的大改革。实质就是在政府之外，允许社会也能做生意，允许市场竞争。
    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反过来说，如果不改革，不引入市场竞争，不让社会有经营生意的正当权利，这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社会所付出的代价。改革之初，1979年的名义GDP为4062.60亿元，2008年的名义GDP为31.40454万亿;按照198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则1979年的实际GDP为4235.8亿，2008年的实际GDP为67217.5亿，1979年的实际GDP仅为2008年的6.3%，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不引入市场竞争，一年中国社会的新增财富损失可以达到93%!
    当然，这只是最粗糙的计算。因为消灭了市场竞争，就不存在“市场价格”。离开了市场价格，便失去了衡量财富的基础，更不存在今天的GDP计算了。但无论如何，允许市场竞争对社会财富增长的巨大作用毋庸置疑。
    所以，政府退出经营性领域越彻底，越让民企在市场中公平竞争，社会新增财富就会越大。目前尚被限制竞争的产业，都产生了“看不见”的损失，高度垄断的产业，比如石油、电力等，都让社会承担了代价。垄断利润越高，产业越居于上游，社会承担的代价就越高。这些被限制竞争的产业倘若放开准入，允许社会自由进入，行业总产值必会大大增加。
    周其仁教授曾有名言：你的利润就是别人的成本。比如石油产业的巨额垄断利润，就是所有使用石油的其他产业的成本。由于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拉低或“消散”石油产业的垄断利润，石油产业的高利润就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
    即使不考虑中国需要构建现代财政体系，仅从减少社会代价的角度，政府也应尽快从与民争利中脱身，尽快打破各个行业的行政垄断。
    税收的社会成本
    除拥有大量经营性资产带来的社会成本外，税收体系本身也给社会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严格说，因为税收会在边际上改变人们的选择行为，任何税收都会给经济体的资源配置带来扭曲。
    以工薪税(对工资进行征税)为例，在一个原已均衡的劳动力供给市场里，若征收工薪税，则用工成本增加，由此带来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从而使雇员所得到的工资总额比没有开征工薪税要少，同时就业量也会下降，但雇主付出的工资总额却增加了。可见，开征工薪税后，雇主与雇员的境况都变差了。工薪税税率越高，雇主雇员的境况就越差。
    简言之，一个税种的税率越高，带来的经济扭曲就越大。不仅开征此税的行业，连全体经济都会受扭曲。
    这也是间接税的迷惑性之一。因为间接税一般是对企业征收，所以人们往往会错以为只是开征间接税的行业受到了经济扭曲。一个行业的负担最终会变成所有行业的负担;一个行业的波动会影响到所有行业。一个行业的税负高了，在这个行业投资的回报率降低，就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此时，社会投资就会更多流向其他行业;但随着投资从第一个行业不断转移到其他行业，其他行业的竞争也开始加剧，最终也会把其他行业的回报率拉低，直到与第一个行业的回报率相等。
    这个经济推理逻辑不容易明了，可以用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是美国税制研究专家Joel Slemrod在小书《Taxing Ourselves》里举过的。假设从郊外大型社区到城市有两条高速公路可走：长久以来，每天从郊区到城市上班的人已形成了各自的出行习惯，会各选取一条偏爱的高速路去城里，而且在每条高速路花的时间相等。有一天，突然有一条高速路上新修了一个收费站，刚开始，受影响的是习惯走这条路上班的人，他们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在路上，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调整，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走这条路，改走另一条高速路，于是另一条高速路也开始变得拥挤，在这条路上要花的时间也开始变长。这些调整要直到最后在两条高速路上花的时间再次相等时才告终止，此时，已是两条高速路都受影响，人们在路上要花的时间比没有收费站时都变长了。
    中国距离最优税制还很遥远
    税制所带来的经济扭曲，构成了税收体制的社会成本。这些社会成本是“看不见”的，但和政府做生意的社会成本一样，又是实实在在的。这些社会成本降低一分，社会财富就能随之增长一分。
    好的税制应该尽量降低税收对经济的扭曲，这在税收研究上被称为最优税制选择。这类研究很复杂，而且迄今也未能给出最准确答案。但一般来说，少开征税种总比开征多税种为佳，低税率广税基要优于高税率窄税基。通俗点说，即能不开征税的行业就尽量不开征，已开征税种的产业尽量一个税种多个产业而不要一个行业一个税种，且税率要尽量低。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属于很不优良的高税率窄税基。税目繁多，且税率高、层级也复杂。中国的税制以间接税为主，但最好的一种间接税——增值税——税基并不广，且税率偏高(17%，应调整到10%甚至更低)，而且复杂无比：不仅税率有层级，而且增值税里居然还分出了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后者其实就是一种营业税，而营业税因重复征税太甚，是最坏的间接税。
    如何从降低经济扭曲的角度将中国的税制慢慢调整成优质结构，需要一个过程。令人稍感宽怀的是，2011年启动的取消营业税的改革，算是朝正确方向走的第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