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阿塔利:如果国家破产
“政府一旦破产即意味它无法正常偿还债务,不能支付养老金,和各种公共服务支出等。总之我无法想象,这实在太可怕了。”
现年68岁的法国社会党人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其新着《国家的破产》中写道:“奇怪的情形是,富人生活在穷人的接济之下。赚着每月连1000欧元都差很多的中国人,却把他们一半的收入用于支付有着他们10倍以上收入的美国公务员、军队和研究人员的工资。”
此论调甫一抛出,引发热议无数。
雅克•阿塔利长期担任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特别顾问,1990年创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并担任首任行长,1991年参与起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2007年应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之邀,创办并组建法国解放经济增长委员会。作为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2008年阿塔利被《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 Magazine)评为全球百位顶尖思想家,多年来活跃在欧洲政经两界,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8月2日,雅克•阿塔利在北京接受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Q=《中国周刊》 A =雅克•阿塔利
“欧洲和美国都要找到新增长点”
Q:应该如何理解“国家的破产”?
A:“国家的破产”,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资不抵债。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为其项目注资、支付公务员薪水,为国防事业埋单,从而国家也就无法正常运转了。严格说,政府的破产往往先于国家的破产。历史上,国家破产并不新鲜。因而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破产,并不是灾难性的。当一家公司破产时,你可以说它已经“死亡”,但国家即使破产,也不会死亡,人们终究会想办法还清债务或者延缓债务,问题总会得到解决。最近的例子是阿根廷,阿根廷于2001年破产,这是过去十年阿根廷第五次破产了。由于事态繁芜,甚至债权人也觉得破产对于阿根廷来说是一件好事。诚然,破产、违约意味着各种危险滋生,我们不希望它发生在任何一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OECD)身上。
Q:以欧洲为例,如果国家真的破产了,会是什么样?
A:政府一旦破产即意味它无法正常偿还债务,不能支付养老金和各种公共服务支出等。尽管破产后,欧洲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征税偿还三分之一的债务,但剩下的三分之二需由借款来完成。然而破产以后政府是无法再借到钱的,还钱自然更谈不上了,经济的恶性循环也就随之而来。总之我无法想象,这实在太可怕了。
Q:如何解决当前的债务危机才是合理的?
A:我在书中提到过,缩减债务规模的方式有许多,一是削减支出,二是提高税率,三是通货膨胀,四是延缓债务,五是发动战争,六是增长,在我看来,增长是唯一的终极解决方式。无论何种增长,都相应要求一定的机制保障,譬如高素质劳动力,毕竟知识经济是未来主流,又比如充分的流动性,社会福利保障和创新。当然还可以有第五个机制,即人口流,也就是劳动力数量。人口流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绝对作用。法国以外的欧洲国家普遍面临劳动力匮乏,同时我们创新不足。而美国尽管有着大量的科技创新,但也面临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我认为未来的十年,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要找到新的增长点。
“创新是唯一能阻挡债务雪球的盾牌”
Q:您的中国读者似乎十分赞同您关于“穷养富”的理论,即作为美国的头号债主,中国人一直在为美国人的富裕生活埋单,我想问一个或许是许多中国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还要养活美国人多久?
A:你得承认,这是事实,当然它也极具概括性。这句话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没有能力偿付他们半数以上的债务,美国人甚至没有能力独立养活自己的军队;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拉动足够内需,将巨量储备用于内部消费。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以来依赖出口,要促进内需,要求养老和保险制度协调发展。这句话只是用来说明我们生活在新凯恩斯主义盛行的世界里,至于中国人为美国人埋单,这样的情况我想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Q: 但似乎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仍然认为美国最终不会还钱,是这样吗?
A:我想对于美国来说,偿清债务是一个长期过程。历史上,除了18世纪60年代以及19世纪40年代,美国从未面临破产,从这个角度讲,我相信美国没有违约的可能。但同时我也相信,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就新的债务上限达成协议。我个人坚信增长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因此判定美国是否会安然度过债务危机,只需要判定美国经济增长的深层推动力是什么,答案是创新。如果美国政府依然将大量支出用于科技创新、大学教育和研发,我将依然保持乐观态度。
Q:自1960年以来,这是美国国会第78次提高债务上限,尽管美国在创新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债务的雪球似乎越滚越大。债务危机从欧洲蔓延至美国,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制订方面是否存在问题?
A:是的。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世界,无论欧洲、日本、美国还是其他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都存在过度消费问题。当时的人们大量购置资产、住宅等等,在市场繁荣的前提下,资产价格不断攀升,人们也能在资产买卖中牟利,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曾经运行良好,但毕竟资产价格上涨终会面临天花板,当人们发现为资产估值变得毫无意义时,也就破产在即了。从那时起,债务问题便从泡沫中显现出来。
中国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同样问题,我想这是你们需要注意的。在房产买卖中谋取利差的增长或许能支持那么一阵子,但不会永久,因为资产价格是虚拟的。把精力放在创新上面,生物化学、神经科学、基因技术等,才是会带来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而非虚拟资产的虚拟价格。
Q:也就是说,要想阻挡债务雪球,创新是终极盾牌?
A:完全正确。
“我们选择民主不是因为效率,而是因为自由”
Q: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您有没有注意到中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债务问题?
A:是的。某种程度上,这种债务危机正如欧洲目前所经历的,因为欧盟本身不存在债务问题,问题出现在个别欧盟国家。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提升地方政府投资质量,建立各级债务监管,同时需要更好的融资工具。我个人对此表示乐观,中国政府善于处理各地区复杂事务,我相信中国会着手以强势手段处理好中国的 “猪头”(PIGS,猪头,取身陷债务危机的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英文名称的首写字母,为欧洲人的戏谑之谈)问题。
Q:就目前来讲,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A:这需要几步实现。第一步是削减政府支出,这可以通过多重手段达到,但我觉得通过提高税率来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尤其是长期这么做,同时我们要加大对于创新的投入以期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第二步我们将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欧洲货币基金组织,发行欧元债券,就像美国公债那样,目前我们没有欧元债券,欧盟本身为零债务,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权力发行欧元债券,但这将是下一步要做的;最终我们要实现政治上的联盟,拥有共同的国防预算,我个人对此很乐观。明年我们将会就是否发行欧元债券进行磋商。
Q:无论欧洲还是美国,民主似乎在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变成了政治上的扯皮,以至于我看到有些中国网友评论债务GDP比率或许不足以描述欧洲或是美国的偿债能力,尚有制度因素需要考虑。您怎么看?
A:你要知道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这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民主制度即使有许多问题,我们依然会选择它,不是因为它带来效率,而是因为它带来自由,仅此而已。 来源: 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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