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夫：全球经济因何陷入“新危险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总裁拉加德最近表示，全球经济进入“新危险期”。此言一出，即刻引来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对世界经济前景又多了一份担心。其实，无须拉加德讲这些话，自从美国闹出主权债务问题和信用评级下调风波以来，这种看空气氛已经笼罩在各大市场上了。
    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呢？据拉加德说，尽管全球经济仍在不断增长，但力度不够。当前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不断加大，脆弱的复苏进程可能会停顿不前。当前的主要问题来自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以及欧洲银行业的压力。此外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需求增长减缓的情况。
    拉加德的这番话，并没有揭示出造成当前经济陷入尴尬的深层原因，她只是描述了大家看到的现象，提醒人们对当前经济要有忧患意识，同时也为接下来的G20峰会做一点铺垫而已。要透视从2008年9月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波动轨迹，仅看这三年的数据是不够的。之所以这三年来危险信号不断，有两个根源，一个是全球化走偏，一个是金融异化太甚。
    全球化是近三十年来最时髦的思潮，它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是很显然的。许多新兴经济体都曾受惠于贸易、生产、金融的全球化，有了跨越式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和经济体也因此享尽了来自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资源、商品和服务，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尤其是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下，全球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关系完全被置于商业利益考虑之下，出现了大开大合的局面。
    但是，在带来利益的同时，全球化的走偏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衡问题，造成了许多被割裂的经济碎片。比如，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日益严重的贸易失衡，全球产业布局日益脱离不同地区的人口与就业需求；或者出现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板结”、产能过剩，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埋下了环境、资源、生产要素错配等一系列严重隐患。
    而金融异化更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在最近三十年里肆无忌惮，达到了无所不至，无可监管的程度。具体表现有两点。一是金融活动日益脱离实体经济的需求，不是服务于现实需求，而是成为影响正常经济活动的异己力量，对生产资料市场、商品市场，以及其他要素市场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和干扰，对正常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造成了人为的影响，对经济生活造成了伤害。
    另外一点是，金融活动已经异化成自我循环、自我膨胀，寻求暴利、寻求超常规收益的异化力量，已经从经济活动的金融工具异化成凌驾在所有人头上的“暴君”，异化成金融大鳄手中巧取豪夺、瓜分世界资源、扰乱既有秩序的有力武器。通过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投机家们能够非常方便地把风险转嫁到全世界的储户和普通投资人身上，把暴利收进自己的口袋里。
    对此，有研究者曾以美国为例做过分析，在大萧条与二战之后，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其收入占比曾有所下滑。但是在1990年代，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据了收入总增幅的45%，到2002至2007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5%。其中顶级富豪的表现更为出色。在1990年至2005年间，有整整两个百分点的收入总增幅流向了收入最高约0.1%的人群。
    与此同时，在发达经济体中却出现了日益突出的“中产阶级停滞”现象。据伦敦政经学院(LSE)的一项研究，在1993年至2006年期间，中等工资水平的工作所占比例下降，而高薪和低薪工作占比都在上升。这种情况不光出现在英国，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不论其有着怎样的经济特征和政治文化，都出现了中产阶级停滞、萎缩，甚至贫困化的趋势。
    这种情况，其实不只是出现在发达经济体当中，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的“M”型社会：贫困人口多，少数极富裕人口也在增加，而中间阶层日益贫困化。这样的社会结构一旦形成，那将是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是危险的、极度失衡的社会结构。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原因，就是全球化的走偏和金融异化的日益严重。
    有鉴于此，要走出全球经济“新危险期”，光是治标是不行的，还要治本，从反思“全球化”和金融异化入手，从根本上加以治理。这样才能斩草除根。而如此一来，全球经济出现某种程度的刚性调整，将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