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会：朱民能为中国赢得话语权吗？

    2011年7月26日，中国公民、59岁的朱民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新增设的副总裁，为第5把手。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的高级领导人。
    朱民成为第四副总裁一事，在国内引起一些注意，认为这是中国国际话语权提高的表现。其实，朱民只是一个中国籍的国际货币基金高级官员，与中国切身利益无关，更不能在工作上主张或捍卫中国利益。进一步讲，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包括在国际货币基金的话语权，并没有因为朱民是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得到了提高。
    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明白国际货币基金的性质、功能和相关特点。
    首先，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或the Fund，即“基金”）是一个超越主权的国际组织，雇员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负责，而不是对他们身为国民的成员国当局负责。
    国际货币基金的治理，由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Board）和其他问责机制构成。执行委员会负责基金的日常业务管理，由24个执董组成，他们由成员国任命或成员国集团选举产生，总裁为执委会主席。
    基金有1名总裁，总裁是员工之首和执委会主席。总裁之下，现设1名第一副总裁和3名副总裁。职工主要分为两大领域：功能型的，以及信息、联络、后勤等职责。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不是各国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场所。基金宗旨在于，鼓励全球货币合作，维护金融稳定，便利国际贸易，促进高就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在世界各地减少贫困。主要工作是监控世界各国经济，贷款给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成员国，并提供技术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履行这些职责，途径是通过经济监视，跟踪成员国的经济健康状况，警示已露端倪的风险，并提供政策建议。其中为为独特而显耀的功能，就是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和汇率稳定。
    再者，国际货币基金类似于有限责任公司，实行份额制，大体上基于各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因此，必须理解份额和特别提款权这两个概念。
    份额（Quotas）是各成员国在成为国际货币基金成员时认购资本所交纳的资金，构成国际货币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份额大体反映每个成员国经济规模的大小。份额与每个成员国的基础票平等数额一起，决定成员国的投票权，也决定成员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的借款额，以及特别提款权的分配额。
    份额是国际货币基金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不仅构成基金的基本财政来源，而且是各成员国开展活动的资本基础，甚至可以说是基金的灵魂。惟其如此，美国一直保持着一票否决权。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简称 SDR）是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由国际货币基金于1969年创立，用来代替成员国的现有官方储备。特别提款权既非货币，也不是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的债权，而是成员国自由可用货币的一种潜在债权。特别提款权持有者可以用它获取自由可用货币，此外，还是国际货币基金和一些其他国际组织的一种账户单位。
    简单说，特别提款权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的“钱”。它与份额两相对应，成员国认购多少资本，就享有多少特别提款权。构成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由执行委员会5年审议一次，上次审议生效日为2011年1月1日，下次审议时间为2015年。目前只有4种货币进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分别是：美元（占有比重41.9%；2005年审议时占比44%，下同）、欧元（37.4%，原为34%）、英镑（11.3%，原为11%）和日元（9.4%，原为11%）。
    最后，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话语权的提高，根本出路在于基金本身的改革。要么改变认购比例的规定，中国可以根据基金章程和本国实际情况大幅增加认购额；要么帮助人民币加快国际化步伐，将人民币无条件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价值篮子。
    改革国际货币机制是当今最为紧迫、最为重大的国际议题之一，而国际货币基金首当其冲。所以，有更多中国人出任国际货币基金高官肯定是好事。但就基金的决策权和话语权而言，朱民对中国的影响是间接的、迂回的、渐进的。
    赵昌会，国家风险评估中国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