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朱民履新IMF副总裁 上任即遭下马威

    朱民“升官”，可以说是中国争夺国际事务话语权的一场胜利。然而也必须看到，朱民从IMF的幕后走向前台，仅仅是接过了能够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发声的“话筒”，而非能够定音的“金锤”。
    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顾问、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于7月26日正式出任IMF副总裁，成为历史上首位进入IMF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与早已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一样，朱民个人的升迁体现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的承认。
    然而，若期望朱民在上任之后给中国带来太多实惠，却又不太现实。因为这新增补的副总裁席位依然不会改变欧美主宰国际金融治理的局面。就在他上任前夕，IMF还来了一个下马威。IMF一份报告说，人民币被大幅低估23%，要求中国放手允许人民币升值。
    量身定制第四副总裁
    朱民出任IMF副总裁可谓“破了例”。IMF自1944年成立以来，最高管理层一直为“一正三副”，目前增设的第四个副总裁有点为朱民量身定制的意味。
    1952年出生的朱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后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6年，朱民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此后回国发展，到中国银行任职，先后担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及副行长；2009年10月，朱民调任中国央行副行长；2010年2月，他被任命为IMF总裁特别顾问，开始在IMF就职。
    IMF新任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给予了这个由她提名的副总裁很高的评价，她认为，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及对基金组织的机制理解，她期待朱民的表现。
    拉加德还明确表示，朱民担任副总裁，有助于IMF管理层一道迎接全球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增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也认为，朱民是中国加入国际性组织、共同参与解决国际问题的良好人选。
    在宣布提名时，拉加德对朱民提出了如此期许：“作为副总裁，他将在管理层发挥重要作用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而且将有助于基金组织加强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理解。”
    拉加德同时提议任命白宫经济顾问利普顿（David Lipton）出任IMF第一副总裁，接替即将于今年8月31日退休的利普斯基（John Lipsky）。其余两位副总裁没有变化，第二副总裁是日本人，第三副总裁则拥有埃及、英国和美国三重国籍。
    IMF施压人民币汇率
    IMF时常会有些奇谈怪论，“人民币汇率低估论”便是最新一例，令观者哭笑不得。对此，中国作出激烈反应。中国政府罕见的授权中国驻IMF代表发表一份长达6页的声明，炮轰IMF的评估报告。而这场“口水仗”也成为朱民进入IMF后需要应对的第一个挑战。
    IMF于当地时间7月20日发布一份报告说，人民币被大幅低估23%，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主张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通胀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理由是人民币升值可以帮助降低油价、食品价格和其他进口产品的价格。
    这些论调在中国经济学家看来，偏颇显而易见。
    因为自从去年6月中国重启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已超过5%，由于美元约占全球贸易流动的80%，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最能反映人民币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情况。因此，尽管人民币可能对其他货币有所贬值，但认为人民币被整体低估的说法站不住脚。
    而且，中国的通胀主要是输入型通胀，来源于美联储（Fed）的道德风险，即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转嫁通胀压力的做法。人民币升值消除不了美联储的道德压力，对解决输入型通胀没有用处。进一步分析，即中国的通胀相当程度上是国际资本流入形成的，一旦抬高人民币汇率，只会更加刺激资本流入，因此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做法来解决通胀无异于南辕北辙。
    事实上，IMF为诱导人民币升值可谓煞费苦心。为消除中国担心人民币会成为下一个日元，IMF在4月时就曾推出专题报告，不同寻常地用3页纸的篇幅，剖析和反驳了那种认为是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导致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经济危机的说法。
    对于人民币汇率或低估23%的说法，中国代表作出了强烈的回应：在继续改善汇率形成机制方面中国已取得进展，不应根据对未来经常账户的不确定预测来评估币值低估程度，并强调人民币汇率正在向均衡水平靠拢，并预期这一过程在中期内将持续下去。
    事实上，自2005年汇改以来，截止到目前，人民币汇改6年，升值已经超过20%。就在7月22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破了6.45。
    接过“话筒”而非“金锤”
    朱民获得提名之后，公众一片欢呼，副总裁这一职位给予了中国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公众普遍希望，朱民不仅能够解决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问题，更能在决策权方面有更多作为。
    说到底，中国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朱民的升迁，这也是总裁拉加德承诺计划的一部分，即要让新兴市场国家更多地参与进来。然而也必须要认清楚的是，朱民从IMF的幕后走向前台，仅仅是接过了能够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发声的“话筒”，而非能够定音的“金锤”。
    尽管经过去年IMF改革，中国投票权从3.65%升至6.07%，但依然不及美国投票权（约17%）的零头，即便中国拉上所有新兴经济体，也不足以推翻欧美的主导地位。目前，七大工业国（G7）在IMF的投票权达到44.3%，较上百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总和40.5%还要多。
    换句话说，IMF的“金锤”依然牢牢握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手中，这一格局也体现在IMF的人事任命上。朱民的任命并没有打破IMF的“潜规则”：即由欧洲人担任IMF总裁，由美国人担任第一副总裁。这次新增一个副总裁的岗位，看似开创了60余年未见之新局，实则是无奈之举，原因在于现在把持副总裁一职的美、欧、日三强不愿意让权。
    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认为，没有人能找到什么理由来反对中国在IMF中获得一个高层级职位。但是，他对于IMF因为美国和欧洲不愿意给新兴市场让权，不得不增设一个职位的做法感到“不幸”。
    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已经暴露出了这种欧美把持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有分析指出，IMF若要赢得成员国的真诚拥护，就必须改变固有的欧美把持的“世袭制”，从份额与投票权、监督职能到高层人事安排，都必须进行深刻改革，改变现有不合理、不公平的金融秩序。
    拉加德不仅对朱民给予极高的评价，也寄予了厚望，其中之一就是希望他帮助“增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从这一层面而言，朱民面前的“话筒”同样重要。毕竟已经进入核心决策圈的他完全能够凭借那流利的英语和极富天赋的口才，帮助国际社会在敲下“金锤”前更好地理解中国及它所代表新兴国家，反过来也会帮助中国及其所代表的新兴国家更好地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