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产业升级才能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居

    目前中国约有2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经商。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这部分进城农民在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中，一直被认为是城市人口。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6.6%，比按户籍统计的城市人口高出15个百分点。但是，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显然只是临时性地进城务工经商。
    中国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始自1990年代末。随着进城务工农民年龄的增大，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而2008年底，金融危机导致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使得农民工返乡问题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其中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是农民工返乡后的适应状况，此外还包括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收入来源、职业培训等问题。2008年底，很多省区出台政策鼓励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有些地区专门设立返乡农民工创业园，一些地区可以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不超过5万元的创业支持贷款。自中央到地方，十分注重对返乡农民工的职业培训，认为农民工的失业与其缺乏技术专长有关。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职业技术培训，还是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都片面理解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没有搞清农民工返乡的实质，因此开出了不适当的关于农民工返乡的医治方案。
    当前中国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利用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大量生产低端工业品，用“中国制造”的优势换取外汇，促进经济增长，并逐步提升产业结构，最终由“中国制造”变身“中国创造”，实现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现代化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起点是利用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正是因为劳动力廉价，中国生产的低端工业品才可以畅销世界，才可以让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而低端工业品的缺点是技术含量低，生产门槛低，市场竞争激烈，这就使得生产低端工业品的低端制造业成为低利润行业，是交不起高税、付不起高工资、利润也相对有限的产业。
    显然，构成当前中国发展战略核心的是廉价劳动力(以及廉价的土地)。中国为什么可以有廉价劳动力?总体来讲，中国劳动力素质还是很高的。中国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来自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即中国外向型加工企业的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所谓农民工进城务工，并非农民工全家进城务工，而只是初中毕业的年轻农民进城务工，这些进城务工的年轻人的父母仍然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获取农业收入。这些年轻人结婚生育后，将生育的子女送回农村，与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中国农业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在农业机械广泛普及、便农技术广泛推广的背景下，年龄较大的父母在家从事农业生产，仍然可以获取好的农业收成。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就可以同时有两笔收入，一笔是父母在家务农的收入，一笔是年轻人外出务工的收入。年轻人外出务工收入相当于这个农民家庭在农业以外的兼业收入。也因此即使工资较低，这个农民家庭也完全可以承受。加之，农村生活费用较低、支出较少，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城市廉价劳动力也就因此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但是，廉价劳动力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具体来说，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在城市所获收入，并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即他们不可能靠务工收入在城市安居，无法将父母和子女接到城市生活，也无法在城市结婚生子，他们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
    同时，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不能为工人提供较高的工资，这使得第三产业缺少发展的空间，因为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进城务工农民的务工收入显然不足以支持他们在城市享受第三产业的服务。而较少的税收也使国家无力为进城农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
    综合起来，只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制造”开始变身“中国创造”，进城农民工才可能越来越容易地在城市安居下来，才可能越来越体面地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中国经济未发展到一定水准、产业结构未能实现升级及因此可以支付高工资并带动服务业发展之前，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完成体面的劳动力再生产，是相当困难的。若农民工不愿返乡，而坚持进城安家，他们可能不得不像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进城农民一样，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