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言：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三大制度因素

    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是一次严峻考验。我国能够顶住严重冲击，经济迅速回升向好，并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具有多重因素，但根本上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经济制度，妥善处理了民主与集中、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独特优势和重大作用。
    一、坚持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发扬民主，既能激发民众热情、凝聚集体智慧，又能形成共同意志、科学统筹部署，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内耗，有效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这一制度的巨大优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得以充分展现。
    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本质特征和目标所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不断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形成了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党在全国组织开展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下基层、各地党政领导上一线、“县委书记大接访”、聘请特约观察员等活动，问需于民、问情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汇民意、集民智，准确研判形势，果断作出决策，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标任务，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激发出共同战胜危机的巨大力量。全国300万各级党组织及时汇总情况，完善落实决策，7800多万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尽心履行职责，党内民主充分彰显，党员积极性充分发挥。党中央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步调一致，共同应对挑战，成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
    把各方智慧凝聚成科学决策，形成应对挑战的有力举措。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有效集中，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条件。西方政治体制下，政党作为某些特定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常常在重大决策问题上相互掣肘，议案久拖不决，政策摇摆不定。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决定重大事项，充分吸纳各党派、各地区、各部门、各层级有序参与，能够准确把握复杂现象背后的发展规律，敏锐发现巨大危机隐藏的重大机遇，凸显出集智范围广、集中决策强的制度优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党中央相继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全局、战略的高度分析研判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及发展趋势。同时，通过召开党的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和征求意见会，充分听取党内党外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前往受冲击严重的地区考察调研，深入了解经济发展遇到的实际困难，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大计。在此基础上，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及时出台了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重大举措，有效防止了经济增速过快下滑。
    把决策部署转化为行动实践，形成高效执行的生动局面。在新世纪中国发展最困难的时刻，党的领导制度彰显出强大的执行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决执行、战之必胜的战斗力全面激发，一切可以运用的政府资源和民间力量被有效集中，各项政策措施得以迅速贯彻执行。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决策出台后，国务院第一时间召开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各部委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各地方结合实际、各尽其能，各条战线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重点专题分赴各地调研检查，督促有关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全国政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密集调研，就政策完善、执行落实提出对策；中央和国家部委组成联合检查组派驻各地，对扩内需促增长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程监控。各方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形成了举全国之力攻艰克难的大团结、大协作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应对危机政策的执行效力。
    二、坚持执政党与参政党团结合作，政党制度独特作用有效发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征，以团结、合作、协商为主要精神，越是在重大危机和紧要关头，越能形成同心同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坚持团结合作，形成共同应对挑战的合力。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我国政党制度最鲜明的特质，是我们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有力保证。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为实现共同目标团结奋斗，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越大，形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越强。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框架下，“对手支持的就是我反对的”已成为决策的巨大政治障碍。危机当前，一些国家党派斗争空前激烈，国内纷争不断升级。俄罗斯、匈牙利、拉脱维亚等多国在野党参与和组织示威抗议活动；法国“反资本主义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借机拉拢人心、抬升影响；美国医改方案引发自伊战以来最大的党派分歧。政治上的不合作，导致执政党难以及时有效地应对危机。而我国政党制度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团结合作的优势体现得尤为突出。各民主党派召开中央全会、中常会，动员并引导广大成员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克时艰。人民政协充分发挥大团结、大联合的优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凝心聚力。
    开展政治协商，汇聚科学决策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方式，是科学民主决策的关键环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做好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利用相应渠道和独特资源，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构建覆盖城乡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组织力量深入调研，形成一大批有分量的调研报告和重要建议。全国政协开展了53项专题调研，组织了13个委员视察（考察）团，交办提案1800多件，为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实行民主监督，实现决策效能最大化。政党监督是现代政党政治的重要内容。但西方国家政党之间的监督，目的在于相互制约，实际运作中常常演变为互相攻讦、互相倾轧，以至于混淆视听、误导民众，加剧了社会不同群体的对立与分裂。这种政党制度的弊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愈加凸显，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削弱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执行力和实际效果。我国各政党之间也实行互相监督，但这种监督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是以帮助执政党改进工作、推进共同事业为导向的建设性监督。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地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真诚接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党和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系列措施出台后，各民主党派深入各地调研4万亿资金使用情况，发现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提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利益协调机制等意见建议，为政策朝着既定目标、保持正确方向、取得预期效果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更加凸显
    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导向性作用结合得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在应对经济风险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次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避免了计划经济窒息活力的弊端，又减少了市场经济过度竞争的盲目性；既赋予各经济主体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又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出中国发展奇迹，大大提高了抵御风险能力。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这一经济制度高效运转，发挥了最直接的关键作用。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最大限度激发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了公有制经济主导作用与非公有制经济增强活力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和非公有制企业创新能力的有效融合。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凭借国有经济对各方面社会资源的引导和辐射，拓展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回旋空间；依靠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方向和总体运行态势的把握和控制，增强了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针对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遭受巨大冲击的情况，党和政府迅速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有制经济在新世纪最为复杂困难的形势下，仍然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2009年1-10月，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增加值增速达18.2%，比全国高8.8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5.1%，比全国高2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同比虽然下降，但降幅远小于全国平均水平。非公有制企业通过科技创新、联合应对、拓展市场开展自救，持续扩大资本投入，有步骤地获取国际营销渠道、知识产权、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等资源要素，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
    灵活运用“有形”与“无形”之手，保持经济平稳有序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灵敏的经济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源配置到较好的环节中去，发挥激励市场主体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维护平等竞争秩序，形成公平分配格局。“两只手”协调配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将世界经济拉入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境地，也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取向，作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大战略部署，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制定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果断推出总额4万亿的投资计划，加大投入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同时，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在着力激发金融对经济复苏积极效应的同时，注意防控监管缺失对长远发展的消极影响，有效避免了经济大幅波动。
    统筹兼顾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实现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党和政府不是把危机转嫁给社会民众，而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动力之源、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促进社会和谐的稳定之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订单减少、停工减产、职工收入降低等各种问题，党和政府相继出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措施，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大幅增加粮农补贴，上调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城市低保补助，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养老保险试点，推行援企稳岗计划，妥善安置返乡农民工，组织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在中央投资中民生工程投资比重超过50%，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生改善——拉动消费——经济增长——更好地改善民生”的良性循环。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再次彰显出我国领导制度、政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当前世界经济重心正在转移，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世界科技正在酝酿重大突破，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只有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才能从根本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