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请停说“权贵市场经济”

    白色的红、木质的钢、漆黑的光……任何一个人听到这些字眼，都会莞尔一笑，置之不理。因为它们的自相矛盾一目了然，毋庸思忖，即可识破。然而当有人提出一些关于社会现实的自相矛盾的字眼儿，却有人信之不疑，而且煞有介事，一本正经。“权贵市场经济”就是最新发明出来的此类字眼儿。
    已经搞不清楚谁最先使用这个语词组合了，但它不胫而走，愈来愈流行。刘国光用它，江平用它，吴敬琏用它，许小年也用它，甚至连新华社炮轰中国足球时都用到了它。特别是评论界的人士们，使用这个词组时无不是作愤愤然状，或者作痛心疾首状。但是仔细想一下，就会哑然失笑。
    市场经济是指平等主体间通过自由交易活动形成的经济体系。这些交易从来不基于特权，因此没有强迫可言。任何由官方授予的垄断权力，比如专卖权、专营权、准入限制等等都不应该存在。如马克思所言，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因此也可以叫作“非特权经济”。由这一平等的人格和权利造就的是契约精神和法治。那么权贵呢?没有一个特权制度为基础，权贵们根本不可能拥有种种特权，更享受不到种种不当利益。究其实质，市场经济跟权贵完全水火不容。这两件物事能凑到一块儿造就一个词，实在是概念上的混乱和自相矛盾。谁见过“特权的非特权经济”?
    当然，既然人们要使用这个古怪的词汇，总是有所指的。它指的无非就是种种与特权有关的社会现象，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特权现象。然而，这一类现象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上就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所谓“权贵”，其所指的人和群体，是从旧的计划体制内利用权力获得各种特权，发财致富的，并一直与特权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其实这些人和群体大多只是原来的权贵和国有部门换了身打扮或者是他们的依附者罢了。
    计划经济基于权力而运行。在过去，一些权力使用者在分享诸多好处时，都是以体制内配给的方式来实现的，比如特供商店或种种福利。如今，直接间接地由体制内摇身一变而来的“商人”，仿佛都“自负盈亏”了，其实只是把体制内的各种好处，变换成了更加间接的东西。这就像从供给制换成工资制一样，要上商店“买”东西了，内里的等级和特权却换汤不换药，一仍其旧。另一方面，不同的部门也享有不同的特权，比如不同部门会有不同的福利待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挤进油水肥厚的部门，有多少人打破了头?石油部门变成了中石油等垄断机构，但福利却只升不降。
    如果只是想描述上述现象，用“特权经济”一词即可，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自相矛盾的词汇。因为，这类现象只是改革不彻底的后果，是仍需要克服的过渡现象，而非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经济。它的存在表明，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这恰恰是在提醒人们，改革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然而在一片愤激之声中，被频频使用的“权贵市场经济”一词显然还包含有更多的意思。它把目前的经济成就、种种不足和社会弊端一锅烩，统统斥为权贵们的阴谋。
    这种说法不但言过其实，而且引起了混乱。首先，这是对中国经济成就与改革双重误解，既把由每一个中国人骈手胝足拼搏奋斗而来的成就轻易抛弃，又把尚需克服的弊端吹捧成了这些成就的根源。其次，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态度还导致把许多民间企业家也一并视为权贵，这就“扩大化”了。他们的财富首先来自市场活动，往往是为了生存和进一步扩大营业，才不得不与特权作“交易”以艰难生存。第三，它会引导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理念产生误解乃至完全错误的谬见，以为市场经济就是变相的抢劫，甚至不乏有人由此鼓吹民粹化的再分配主张。这与深化市场化改革恰好背道而驰。最后，这种说法还会误解改革的过程和愿景，让不理性的人士萌生出种种倒退的欲念，或强化他们的反市场冲动。
    “权贵市场经济”的走红反映了泛滥的民粹主义情绪。改革年代的受损者、失败者、受伤害者、嫉妒者、失意者、迷惘者、怀疑者、不明真相者，鱼龙混杂，许多都站到了民粹主义的旗帜下，一吐种种怨恨、愤懑和不满。诸多评论人士和专业人士不假思索即使用这个词语，有意无意间迎合了这股思潮，这对于我们认清现实、理性思考、找准改革方向，并无实际帮助，倒是颇为有害。
    变乱人们的思想总是从变乱人们的语言开始，当人们一脑袋混乱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行动中胡作非为。在这个迷雾重重的关头，更需要谨慎使用语词和概念，因为稀缺的理性在此时更为稀缺，狂热的情绪在此时却愈加狂热。拥有话语权的人必须保持审慎和清晰，只有清晰的头脑才有机会赢得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