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为何要以“制度建设”替代“GDP主义”

    近日，有关中国的总体GDP已经接近或者超越日本的消息，从中国官方有关人士那里传出来，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少回响。人们都在思考着这个数字对中国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意义。无疑，这个数字使得很多中国人感到无比的骄傲。一些人对中国何时能够赶上日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现在终于来了。实际上，一些人早开始关注中国何时能够超越美国的问题了。从不同角度来看，GDP数字的增加所能产生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效应非常直接，也非常容易理解。在海外的反应看来，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数字表明，中国的确已经崛起成为大国了。而中国的大国身份又有复杂的意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在外交领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家的担忧也在上升，那就是，随着中国GDP超越日本，中国是否会趋向“霸道”?很多观察家在密切关切着中国官方乃至学者的一言一行。
    海内外的诸如此类的反应倒是预期之中的。但是从中国的GDP发展模式，结合历史的经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更具有意义，那就是：GDP的增大可能不是使中国更强大，相反更脆弱了?GDP通常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没有一定量的GDP就成为不了大国。按照学界的一般标准，GDP总量是大国的一个综合国力基本标志。但是，这并不是说，GDP总量越大，国家力量就一定越强。这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因素。例如GDP的来源，GDP是否来自经济制度、技术的创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简单的经济规模扩张和财富的积累。再如GDP的去向，即所生产出来的GDP如何配置和使用。配置和使用得当，就可以有助于制度建设，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但配置和使用不当，反而会阻碍制度建设和可持续的发展。
    GDP增大可能让中国更脆弱
    从这些视角来看，人们不但不应当对中国成为GDP大国感到骄傲，而是应当对流行很久的GDP主义作深刻的反省。很显然，快速的GDP增长，不仅没有支撑中国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而是在快速摧毁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
    近年来，人们开始大量谈论GDP主义，但GDP主义并不新鲜，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或者说它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一种独有的心态。“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各种精英们的一个共识。尽管衡量“落后”和“先进”有很多指标，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地发展，但很显然人们最终把经济总量(GDP)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人们所说的GDP主义。这背后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因为追求GDP符合各种利益相关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清楚，一旦把GDP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那么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从中国近代史看，各种经济中心主义发展模式(例如“以钢为纲”和GDP主义)和制度建设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但最终都是以前者获得胜利为结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从洋务运动以来，每一波现代化的重点，无一不是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当然，也不能说精英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也有制度建设的一些努力。但客观的结局是，较之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显得困难重重，往往不了了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短暂而高速的经济发展，例如洋务运动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很清楚，经济发展并没有使得中国强大起来。
    在毛泽东时代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GDP主义也曾经盛行过。大跃进、大炼钢铁、赶超英美就是典型的GDP主义。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忽视制度建设，在计划经济的制度构架内，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第一代革命领袖，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和社会体制。可惜的是，这些制度并没有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尽管是要改革之前的体制，但GDP主义则继承下来了。
    制度建设不敌GDP主义
    改革开放早期，GDP主义显现出其必要性来。毛泽东搞的是贫穷社会主义，虽然国家生产能力得到了提高，能够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公平，但是大部分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要改变这个局面，首先就要发展经济。如果说在其他制度改革方面，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发展经济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从早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小康社会”，GDP主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应当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者曾经努力进行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政治改革，和1990年代大规模的基本市场制度建设。
    问题在于，改革开放并没有改革近代以来的GDP主义，仍然把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而把制度建设放在次要甚至可有可无的位置。在这样一种改革思维构架内，各方把GDP主义推向了一个极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些年来的GDP主义是近代以来最制度化，因为它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党政官员的评介指标的核心标准。这在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也为了应付制度压力，各地方之间、官员之间纷纷竞争GDP，为了增长而增长，为了追求GDP，什么方法都可使用。这不仅导致了GDP中间包含着很多虚假成分，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官员为了GDP而不惜牺牲和破坏已有的社会制度。不难发现，从1990年代末期以来，每一波高速GDP增长都是以破坏社会基础为代价的。医疗卫生、教育、房地产等社会领域，都已经成为中国的暴富领域，成为GDP增长的来源。
    有关部门对破坏社会而得来的GDP的有害性也是有认识的。近年来不断有政策出台来限制单纯的GDP追求，但是GDP的核心地位并没有丝毫改变。构建现代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应属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建设议题之一。为此，社会政策的改革也在进行，但没有一项社会政策改革的力度，是能够与追求GDP的巨大动力相比拟的。尤其是当制度建设与GDP主义的政策目标激烈冲突情况下，制度建设就常常会被无情撂在一边，甚至成为GDP主义泛滥的区域，例如停滞不前的公共住房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进程迟缓的社会制度的建设，远远弥补不了GDP主义对现存制度和社会的破坏。制度建设在GDP主义面前败下阵来，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也是阻碍中国成为真正大国的根源。
    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制度建设更为重要。这是近代中国史的经验教训，但很难说人们已经学到了这个教训。世界历史也表明，一个国家是否崛起的标志是制度建设，而非单纯的GDP。如果光说GDP，中国在1820年代是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很可惜，20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就GDP来说，英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七国的GDP，还不到世界总体GDP的百分之十。英国的崛起是其内部制度的崛起，内部制度延伸到国际社会，造就了大英帝国。所以说，不是英国的GDP，而是英国的制度打败了清帝国。
    中日战争也有完全一样的教训。日本的强大在于明治维新所产生的新型国家制度，而非GDP。1895年，清朝败于日本，李鸿章到日本求和。日本将军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十年前，我和你谈论改革的事，为什么直到现在，你一件事情也没有做成？”李鸿章回答道：“我国的事务深为传统所限制。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力不从心，没有力量去达到我的目标。我为此深感羞愧”。今天的中国不乏改革者，但大凡多数改革者都有李鸿章当时的感觉：改革是必须的，但改革实在太难了。不过必须意识到，如果一味屈从于改革的困难，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么单纯的GDP不但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也会最终走向自我击败。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也要预防历史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