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分别出现两次移民热潮，一次是混杂偷渡客;一次是“洋插队”(留学)。21世纪以来的第3波移民潮，不同于前2次，新富中产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主力军。更可怕的是，根据《凤凰网》1月10号报道，还有二百多万的贪官和他们的家属，也转移走了4000多个亿的财富。他们不但掠夺走了改革的成果，更把底层民众推向贫困。
    “先富”起来的贪官和精英走了，起来代替的他们的，只会更贪婪。例如农民会认为用新村长换掉吃饱的村长，更糟更坏，吃相更难看。而且底层民众首先要有饭吃，必须足够的资源在。当资源很少，底层民众之间就会惨烈的内斗。如此表明共同富裕已经不可能了，已经无力通过“分配改革”，再为人民找回分配正义。
    “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对穷人的心理影响。
    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大量移民，在底层民众看来，带来了一种“遭到抛弃的感觉”。 “先富们”已经不承认改革早期国家给其好处，如今享受了特权，而不愿承担义务，总以蛋糕没有做大为由推却。“后富们”等了三十年。一个人有多少个三十年可以等?所以“后富们”也等得不耐烦了，流露出对“先富们”的种种不满，加上公权力的窒息，于是“先富们”拍拍屁股走了。他们的移民行为会让人觉得 “抛弃”甚至“逃离”国家。第三波移民潮，不同以往之处，在于逃离体制风险。
    二是对开放政策的影响。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民富裕，先富带动后富，二者之间具有连带关系。先富带后富的安排，首先需要假设一个封闭的国门，可是这项安排与开放政策之间存在矛盾。一旦国门为“先富们”大规模打开，先富带后富的安排就会失败。这样预设中的一丝缝隙，改革早期看起来微不足道，如今成为巨大的黑洞与深渊。让改革早期的信心，如今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今看起来，似乎有一点需要关闭国门，才能遏制大规模地“鱼烂陆沉”。可是一旦关闭国门拒绝开放，把自己从全球体系中摘出来，三十年的改革成就立即化为乌有。
    三是对社会稳定的影响。90年代之后“先富们”推动改革目的很明确：改革圈钱，然后投奔自由，去美赴加。如今处境就像圣经中大洪水来临，“先富们”极力维护着崩溃前的稳定，自己却暗渡陈仓，随时准备登上“诺亚方舟”逃生。正是因为有外逃的后路，“先富们”对于搜刮百姓才特别肆无忌惮，不像古代的士大夫，还特别注意社会稳定，给自己及其子孙留条后路。
    他们享受了太平日子和太多的特权，产生了人身傲慢。长期的优势，让他们消除了幽暗意识，有着过分的安全感。他们也不担心子孙遭到清算，家族被连根拔，因为现代社会已经放弃了株连。他们的子孙不准备在中国生活，骂不到，清算不到。
    长期以来通婚在社会等级流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底层民众的子弟只要有才华有本事，“高干”和“中干”的女儿还是青睐的。现在甚至连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子，很大部分只想孔雀海外飞，破坏了底层民众子弟上升的一个重要传统渠道，影响了社会稳定。
    这是一个已经不是潜在，而是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且有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倾向。但是孔雀海外飞的问题，政治立法不能解决，也未必可行。白俄罗斯美女如今被视为“国家战略资源”， 受到“特别商业保护”，遭遇到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另类战争：参加集训、查收赋税、无法再被外国公司聘用，每个想出国的年轻姑娘都必须得到政府书面批准。简而言之，尽可能禁止美女出国。白俄罗斯的方法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四是对改革政策能否执行的影响。一位网络上爆红，网友热搜的18年前西湖边漂亮校花老照片“夏雨荷”真名叫殷珊。西湖最美女子身在日本已为人母，如此“流失海外”，也算对这种浪漫回忆，构成反讽。大部分国人关于美好社会的想象物，也是仅仅在于国外，例如美国的美好，之于贪官和中产阶级。而底层民众处于生存底线上挣扎的，无法移居国外，国内翻身的概率很低，其自由的出路，就是放弃维持生存的沉重，放弃生命存在的重负，自杀或者奔赴死亡。
    “人上人”的自由，在于外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他们的祖国。“人下人”的自由在于死亡，在于解脱。还有一部分人，不上不下“人中人”，他们的自由在于做梦，内心移民，做一个在私人领域有限放荡的“动物”。
    能否外逃，这个已经成为各个阶层考虑自己政治方案的的决定因素，国人因此可以区分为“动物人”和“植物人”。 “动物人”看到危险，立即奔跑外逃。“植物人”扎根于土地，逃无可逃。
    移民因素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极为重要的参考系数，已成为急迫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改革时代出现的重大政治方案和政治思潮，对此毫无考虑。移民因素可以消解任何有力推动改革的因素。因为贪官可以跑路，可以跑到国外，无需承担动荡的任何后果，任何强有力的政治力量都也推动不了改革。只要贪官外逃和中产移民的因素在考量进来，一点改革动力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