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要努力捍卫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公正性——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

    2008年9月爆发“金融危机”后，这两年请我讲学的机构比较多，但有个变化，不仅院校比较多，而且党政机关也多起来。为什么？原来连党政干部也看不懂一些权威数据和结论，产生质疑，需要请人来解读、答疑了。
    在经济研究中，允许不同学派和观点的存在和争论，这是好事情，叫“百家争鸣”。学术研究、科学技术、领导决策中，没有“争鸣”就不能发展、就没有创新、就形成不了科学的决策。反过来，那就是“一言堂”、“家长制”，就会走向学术研究的反面。
    但是，学术研究有它的“游戏规则”，即它的主题、要素和概念必须要有科学的、统一的界定和规范。这是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去“百家争鸣”，“争”出各种那怕是不同的观点和主张，都是有益发展的。但如果连这一前提都不遵守，那就不叫学术研究，而叫“胡嘴蛮谗”、真伪不分了。
    比如足球比赛，大家都爱看，喜欢评论。但其中一个裁判将其游戏规则中的“手球界定”改了，改为所有队员手触球都不算犯规。那么这足球还怎么看？怎么去“争鸣”和“研究”它的战术和胜负？这不成了“橄榄球”比赛了吗？！
    当前，在经济评论和研究中，为什么许多人感到越来越糊涂，越来越看不懂。这一方面是民众的素质提高了，鉴别能力提高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破坏 “游戏规则”、偷换、混淆学术概念之风愈刮愈烈的结果。而这股风，对经济学研究这个“神圣的殿堂”而言，并不是一股好的学风。
    举例说明：
    比如，2009年我国经济率先实现“V型”企稳回升，有些权威学者就指出：对经济复苏，学者们提出了U、V、L、W型的不同轨迹，但中国2009年的经济画出了一个亮丽的“V型”，写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上升期”。
    这一结论，虽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但在经济研究中，却是个偷换概念的作法。在《辩论学》中称作“诡辩”。为什么是“偷换概念”呢？因为经济界公认这次世界危机的“复苏周期”要4—5年左右时间，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复苏轨迹有U、V、L、W四种可能性，而上述的权威把“四年周期”变为“一年周期”，偷换了概念，得出了结论。就象“100米赛跑”，刚跑出“20米”，就得出跑在前面的人“是第一”了。偷换了什么概念呢？偷换了“复苏周期”的概念。这一结论，与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末讲：“因为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许多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打分还为时过早”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在经济学研究中，现在的阶段叫“后危机期”，是“经济危机”中的一个阶段，这个周期还没有走完，不能随意改换“周期”概念。
    比如，关于“国进民退”的问题。不少专家和有关人士认为2009年在启振中国经济中，有“国进民退”的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但有的权威机构和领导却几次声明没有国进民退的问题，并提出要拿权威性统计数据来公式。但我看到的出示数据却都是“2005年—2008年”的数据，根本没有2009年的数据，同时也不提2009年有40%左右的民营企业濒临破产、倒闭（中国社科院统计）、“天量”信贷中对民营企业信贷仅8.5%和民间投资这个“接力棒”迟迟不能有效启动等等这些问题。这在“辩论学”中就叫做“诡辩”，因为在辩论和分析中要求其命题、界定、概念和时间、地点都一致，这就是游戏规则，但它却将“时点”进行“错位”，偷换了概念。别人讨论的是2009年的事，而它却讨论2008年以前的事，从而得出个相反结论，然后又把它定义在2009年的身上。就象“十月怀胎”的一个孕妇，十个月怀胎不易，但今天流产了，我们定义她“今天流产了”。但一些权威用过去十个月的数据，将时点错位，定义此孕妇“今天仍然是个孕妇”一样。这样，一来使许多关注“国进民退”的研究者，在“权威结论”的面前不敢讲话了。二来，这种结论会误导决策层的分析和判断。可喜的是中央一直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于2009年9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意见》（业内称“29条”），并有望在2010年某时出台。
    对“国进民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结论，但不能采用违反“游戏规则”的辩论方法。
    比如，2008年6—7月份，为了提振“奥运”股市，有些权威学者就提出当时我国是“慢牛”环境。而经济学中的传统界定是：当股市市值下降20%，即为由“牛市”转为了“熊市”。当时中国的股市已连续下跌60%，是3个“20%”的下降，市值缩水18万亿，怎么还界定为“牛市”，而且又创新为“慢牛”市呢？当然，学者的政治意愿是好的，是为了宣扬大好形势，但在经济上却误导了许多股民被套。
    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GDP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参数，号称“第一权重参数”，国内国外各界学者都要研究它。但近些年来，地方的统计数据和中央政府的公布数据，从来没有一致过。一般情况下，各省市自治区总合的GDP增长率要高出全国核算数据的二个百分点；而省内各地市的总合又要高出省级核算的二个百分点左右；县级又比市级核算高出一至二个百分点......。这无疑是被“政绩”因素拉动而出现的不实数据。那么，中央政府发布的GDP数据就“实”了吗？也不实。为什么？因为脱离了基础数据（地方数据）的依托。如国家公布2007年GDP增长11.4%，2008年被修正为11.9%，2009年又被修正为13%，它距第一次数据偏离1.6个百分点；如2008年国家核算的GDP增速为9%，但2009年初修正后又补进1.34万亿，达31.4万亿，比原基数（30.067万亿）上升了4.4个百分点，进而GDP增速又由9%调升至9.6%。我们不可否认，各国的GDP一般都要经过两次或以上的调整和修正，但其“偏离度”仅有百分之零点几的差距，而我国的修正数往往要大出它几倍到十几倍。你看！地方统计的数据偏高，而国家统计的数据又偏低，都是一个国家的统计机构，却始终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基准点”，比较准确的数据往往要等到两年后才能得知，而此前的一系列相关经济参数又要据此做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正，给宏观经济的分析、研究和预测，带来很大困难和不便。
    比如，今年2月初，一份权威机构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中产阶级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说我国目前已有3亿多人是中产阶级了，这比美国全国的人口还要多。这一数据，当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很大作用，表明我国强大了，富足了。那么，它是以什么标准来划的呢？是“国际标准”吗？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标准是4—20万美金，而我国的标准是1—1.5万美金收入即算“中产”，显然不是国际标准，而是“中国特色”。但是，根据我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来看，这个“中等”水平无疑应该是指“国际标准”。同时，经济学的各项参数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我国“经济总量”（国际标准）可能要跃居世界第二位；而我国“人均GDP”（国际标准）却排在世界107位，很低；我国的“基尼系数”（国际标准）又接近0.5，贫富差距很严重；而此时我国的“中产阶级”（中国标准）已达23%，这样一折算下来，我国70%左右的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则是更穷、更贫困了，更不和谐了。你看，原来这个数据是为了宣扬我国“国富民强”的，但采用数据综合分析后，它却变成了负面影响。
    比如，对贫困人口的统计。2006年我国对外宣布：我国“自1978年至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5亿人减少到2700万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和伟大胜利。我国当时划分“贫困线”的标准是以一个人一年收入少于683元人民币的“中国标准”划分的，而“国际通用标准”是一个人每天收入小于1美元才算“赤贫”，按当时汇率折算，即一个人一年收入少于2500元人民币为“贫困”人员，它与中国的贫困标准相差近4倍。2008年我国报刊评论印度“贫富差距”的文章中说：“印度11亿人口中一半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以此来说明印度贫困问题的严重。但是，这种的评论和讥讽采用的是“国际标准”，若按此标准计算，折合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约为5000元人民币，这种“赤贫”却超过了我国全体“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2006年）的39%！为什么评论我国贫困问题时就采用“中国标准”，而评论其它国家贫困问题时就采用“国际标准”呢？这虽在政治上有一定作用，但在学术上叫做“不可比”。因为数据的采集不在同一坐标体系上，故两组数据不可对比。更有甚者，2008年12月，国家权威机构对外宣布：“全国农村计有4320万（扶贫救济）人口，占农村人口的4.6%”。怎么搞的？！2005年贫困人口已下降到2700万了，怎么越改革贫困人口越多，3年后反而又上升增加了60%呢？原来，我们的坐标体系又变了。这在政治上不是相当被动吗？
    2007年，美国经学家评估：按1美元/人?天的标准测算，中国目前仍有3亿多人口处于“贫困线”下。2009年，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目前有2.54亿人口仍处在“国际贫困线”下。我们若采用“国际标准”，有可比性，可看出我国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若采用“国内标准”，是关门自比，与外界没有可比性，则我们富得很。同一个事实，研究结论却悖离相反。
    比如，收入增长问题。权威统计报表称：“200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增11.2%”，这个数据被许多人质疑，称作是“被增长”。
    我们可以质疑，但这种质疑不应是情感上的、感觉上的，这不是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分析应是有依据的。我们可以根据数据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原理，用它自己发表的权威数据来质疑它自己的权威结论。如果真与事实有差距，那么它这张“表格”是做不平的。
    即：
    A）、权威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2.9%，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7%”。
     质疑：企业工资和效益是“挂钩”的，现在企业效益下降1/5以上，是否有可能工资收入反增2位数呢？
    B）、权威数据显示：“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完成2136.73亿元，同比增长0.7%，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26.5个百分点”。
    质疑：“个人所得”与“个人所得税”，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是同方向增长或下降的。如今的统计结果，怎么是个人所得税下降而工资收入却增长，变成了“负相关”关系呢？
    C）、为保护职工权益，各级政府都对企业下达“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保障线）。经查，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制定的2009年“工资指导线”，都比2008年下调了5—10%的幅度。
     质疑：政府都下调了“工资指导线”，即允许了企业工资下调，怎么全国工资收入反升2位数呢？（注：目前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收入）
    D）、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是1999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质疑：既然城镇居民收入增加2位数，怎么老百姓对自己的“收入感受”反而是11年以来最低的呢？
    E）、权威机构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半年同比增11.2%；3季度同比增10%左右；4季度同比增9%左右；全年增9.8%。
     质疑：上半年经济滑坡、企业利润下降，但收入增长达2位数；而下半年经济快速回升、企业利润转亏为盈，怎么收入却呈逐季地减少，变成1位数了呢？
    F）、质疑“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是个平均值，而“平均”不反映“差异”。某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讲：一个贫民咖啡馆，几个中低收入者在喝咖啡，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来品尝。此时，政府统计官员进来了，则这个点的统计是：“人人都是百万富翁”。
    拿中国的“人均收入”做个简单算题：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假如全国总收入为100元，则其中一半被10%的人获得，它的实际人均是获得5元/人；而其余90%的人获得另一半50元，它们的实际人均获得是0.55元/人，这里显示出差异，因为是分层次计算。但如果要计算“全国”的“人均收入”，即将全部财富“除以”全部人口，则这个“人均收入”就变成了1元/人，即90%阶层的“人均收入”由实际的0.55元/人被“凭白无故”地“抬高”到1元/人，被抬高了81.8%的幅度。
    90%的人，感觉收入是“被增长”，难道还不反映出民意吗？90%人群的真实收入增长情况，没有被统计出来，而是被拉高了。
    在经济学研究上，对于“全国人均收入”指标还是要的，它可表征国家宏观实力和竞争力，表征初次分配中的配比关系。但是“全国平均”比不出差异，比不出贫富，比不出初次分配的不公，又会误导决策判断。所以要类同“细分市场”一样去细分不同收入人群的统计，虽然也是“人均收入”，但显示出了差距。否则，象上面的例题一样，永远有90%的人群说收入“被增长”，永远要质疑这一统计
    比如失业问题。在工业化国家中，失业率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指标”之一。而我国对失业问题的数据，不管是公开报导还是相关数据，都是被弱化和相对不透明。
    我国采用的数据指标叫“登记失业率”，什么叫“登记”呢？就是不登记就不算你失业，这就不客观。什么叫“城镇登记失业率”呢？就是不计算农民（如农民工）的失业问题，这就意味着2009年返乡后没有再找到工作的2000万农民工，不计算在“失业率”中。
    国际上通常采用“调查失业率”这个指标，而中国社科院采用这个指标进行测试性统计，得出2009年的“失业率”为9.6%。对比目前我国现行的“登记失业率”为4.3%，两者相差1倍多差距。两个巨大差异的“失业率”指标，我们到底信服哪一个？又以哪一个作为决策依据呢？！为什么这麽说呢？因为失业率的“国际警戒线”是7%，若我国的失业率在4.3%，则可“悠哉悠哉”；但若失业率达9.6%，远超警戒线，则需“全民皆兵总动员”了。这是“水火两重天”的完全不同的两个决策选择。
    不仅如此，在“失业率”的一组数据参数中，也是数出多门，相互矛盾，而且推算也算不出来。
    例如：商务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预计2009年“我国今年待就业人数达4000万人”；而人保部则报“今年全年需就业人员总数超过2400万人”，数据相差80%！你以哪个参数作为基准参数呢？！
    例如：失业率的计算公式是失业人数/总劳动力，而总劳动力=从业人员+失业人员。我们知道了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就能推算出我国目前的总劳力。据权威机构对2009年的失业统计公布数据为：“城镇登记失业率4.3%，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达915万人”，则我们可以推算出我国的总劳动力人数为2.13亿人。但怎么回事？！国家公布的我国“城镇职工总数为4.1亿人”，怎么一下少了2亿职工？
    到底是“职工总数”应减少2亿人，还是“失业率”应增大1倍，由各位学者或读者去破解吧，反正数据不透明！
    比如，货币政策中的“适度宽松”。2009年“两会”定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目标为M2=17%，执行中“天量”信贷使M2=29.64%，达3倍多的GDP增速，但仍称作是“适度宽松”。那么到底什么叫“适度宽松”？它总得有个科学的界定，而不是主管随意性吧！否则，让学者怎么去研究分析经济，又让干部怎么去掌握政策尺度？
    怪不得今年1月份“央行2010年工作会议”上，虽一再强调金融政策仍坚持“适度宽松”政策，但在这次会议上却没有提出M2的调控目标是多少。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央行向来是以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的。既然出了政策，为什么没有提出目标呢？——这就是将一些科学概念和界定，主观随意性去变动、去解释的后果。连自己都弄不通“极度宽松”、“宽松”和“适度宽松”之间应怎么界定了。这样下去怎么成呢？
    等等，等等。
    由于讲课时间关系，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大家看，在关系到国家重大政策决定和国计民生的GDP、人均收入、失业率、贫富差距、股市房市、民营企业、经济周期、金融信贷等重要参数和重大概念中，出现这麽一大堆的概念不清、界定模糊，这麽一大堆的偷换概念、数据矛盾，难怪使人产生质疑，一头雾水，连党政干部自己都看不懂了。
    这不是一种好的学风，也不是一种好的分析研究态度和方法，越来越多的质疑是对它是一种抵制，是“权威公信力”的下降。这种作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以上所说的一些情况，许多概念、界定和游戏规则，是财经、金融类大学一年级就学过的，不可能不懂，特别是对我们的某些学者和权威机构。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质疑和模糊呢？我以为，不是这些权威学者不懂，而是出于一些政治和金钱利益的诱惑驱使。但是，经济研究是一门科学，它要探索的是经济和市场中的真谛和客观规律，是不应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扰的，否则就不叫科学。这是科学的价值。另外，广大的企业和企业家在经济大潮中游泳，要经营和决策，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使他们倾家荡产、破产倒闭，他们需要了解市场，需要多听些真话、实话，而不是欢迎假话、空话。我们的经济研究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但它首先必须要真实、要客观。
    回想起先辈们，在法制混乱的时期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去维护法律的尊严。尔今，我呼吁“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以维护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也许，这个“平等”的获得，会付出血和泪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