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成功，为什么是深圳

    1984年初，我第一次到深圳，现在搜寻那时的记忆，好像还不知道有一条深南大道。相信那时这条路已经有了，只是还在 “发展初期”。而现在，这大道不仅是一条布满鲜花、绿草、树荫与商厦、地下也已经修成了地铁线的横贯深圳的现代都市街道，它还记载着太多的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传奇历史，以至李咏涛以此大道为书名、为线索，在此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深圳经济特区30年的壮丽画卷。
    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年了。它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离不开经济特区的贡献，而深圳经济特区又是几个特区中的佼佼者，也是大家所公认的。它的发展轨迹，为它的成长做出贡献的人们，30年的种种神奇故事，作者将在这部书中娓娓道来。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不妨借这个机会在此对中国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现象及其意义，做一点理论的分析，也许与这本书的内容互补，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深南大道相关的历史与现实。
    30年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仍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体制的 “转轨”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经济特区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之所以成功，正在于它有利于通过一个局部的试验与创新，在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这两方面率先实现突破，为全中国提供经验、教训与样版。
    就体制转轨或体制改革而言，一个国家在改革之初面临的问题一般有三：朝什么方向改？是否愿意改？怎么改或会不会改？
    第一个问题总的来说不是由地方决定的，而是由中央决定的。1978年中央政府决定了市场化改革的目标。这里我们不要去想当时是不是什么都清楚了，是不是有争论，是不是有人反对，是不是已经叫做市场经济，在历史现实中，目标当然也是逐步清晰起来的、统一起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当初大方向是定了的，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出去了。“摸着石头过河”，“过河”是肯定了的，知道有一“彼岸”了，但不知道怎么过，所以要“摸石头”，仅此而已。为什么要办“特区”？就是为了要有一些局部先去“摸石头”，也就是说主要是要解决后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人们愿意不愿意改的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改革的阻力，从根本上说，来自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如此，30年前也是如此。即使多数人总体上拥护改革，遇到会触动自己利益（包括加大自己风险）的具体问题，就可以成为改革的阻力。阻力大的时候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改革，就容易出乱子，导致社会矛盾与冲突。搞特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一方面要率先突破阻力，创造出新体制，从而给大家看到改革的甜头，既得利益的阻碍就会小一些，另一方面就是要探索克服阻力、增强动力的方式方法，使改革得以推进。
    第三个问题，会不会改革，说到底是知识不够的问题，是一个有关新制度的信息和制度转轨复杂性的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信息不完全也可能出乱子，改革措施不得当，种种体制环节之间不配套、不兼容，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就可能导致经济混乱与波动。搞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在先行先试中，在一个具有整体功能的地区（而不是经济体制的一个方面）进行改革的“试点”，创造经验，吸取教训，获取知识，完善信息，推广到全国，改革就会更加平稳。
    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因为以下的种种原因，成功地实现了改革的突破，并成为全国创造的样板：
    1.深圳经济特区建在当时沿海的一个小县城，当地的旧体制相对薄弱，容易突破，引入新的体制，既得利益集团相对较小。
    2.当时深圳还属于旧体制下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但具备经济发展的良好条件，因为是沿海地区)，有既得利益，也不大，克服起来较为容易。
    3.毗邻香港，引进外资、外企条件较好的地区，实行开放和吸引外资的政策，外企会成为改革的新增动力。
    4.原住民相对较少，要发展就要采取鼓励外来移民的政策，而外来移民包袱较小，一般会成为改革的新增动力。
    5.深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可以在率先扩大外贸活动、与外国人做生意过程中吸收有关制度的信息与知识；而引进外资、外企，则更是将各种信息与制度的载体引入了国内，都导致一国内有关制度和体制转轨的知识与信息量增大。而经济特区率先获得了较为完全的制度信息，就会使特区率先实现改革，在全国起到示范的作用，较多的有关制度的信息就在这一示范过程中进一步“外溢”到全国，会在全国改革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作用，也会在人们到特区考察（而不再是“出国考察”）学习的过程中扩散到各地。十分重要的是，这种由率先开放所获得的信息增量通过特区的消化、吸收，转化为一国的“内部知识”，而不再是“外国”的知识。直接学习外国的做法，会有许多东西难以适应本国的特殊实际，而学习特区，则已经是在学习已经在本国行之有效的做法，不协调成本就会小得多；
    6.深圳经济特区是一个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城市，它先行先试向新体制转轨，就要进行方方面面的改革，要探索各种改革相互配套的经验，从而向全国提供的就不仅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某一方面的改革经验。
    就经济发展而言，30年前，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这种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增长，通常面临以下的困境或约束（现在其实也是这样）：优质资源稀少，收入低资本少，教育水平低，劳动力多但人才少，缺少企业家，缺少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制度也不发达，等等等等，我们现在一些人还天天在“自我辱骂”的那些落后的劣势，当时当然是更加严重的问题。经济学的理论和各国发展的经验都证明，这时这样的国家要想实现发展（其定义是要使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趋同”），就必须一方面要借助外力，另一方面要发挥自己的种种相对优势，逐步培育起更多的优质要素。而特区，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因为具备以下的一些特点，而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使得特区成为率先增长的经济体。
    7.通过体制和政策的 “优势落差”，用新的体制有效配置稀少资源，形成“资源聚集洼地”，形成发展的突破并带动全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就是缺资本、缺技术、缺人才，这些发达国家富有的生产要素在我们这里是最为稀少的。这点人人都知道。但过去计划经济的想法是要用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办法把我们仅有的那一点稀少资源利用起来，形成发展的突破。应该说在初期阶段这种方法也会取得一定成果。但是这种计划配置方式的问题在于最终没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没有所有的经济主体出于利己的动机去捕捉各种机会，积极创新，灵活地配置资源。所以到最后，计划配置都陷于僵化，宝贵的稀少资源既没有合理地集中配置，也没有高效利用，在行政体制下被“撒了胡椒面”。以市场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新的体制(最初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市场体制，但总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原计划体制的僵化)和新的发展政策(包括外贸政策、外汇政策、引资政策、投资政策、用工政策等)，形成这一区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的体制与政策的“落差”，用这种差异，形成“资源聚集洼地”，把全国各地的优质稀少资源“吸引”过来，使之得以集中地有效利用，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本、人才稀少的国家实现增长的突破，带动全国的增长，实现计划经济没有做到事实上也很难做到的事情。这一分析就可以解释以下的现实情况：像深圳这样的较为成功的经济特区，地处经济开放的前沿，但在最初阶段，吸收最多不是“外资”，而是“内资”，引进最多的，不是国外的人才，而是内地的人才；转移最多的不是国外的技术，而是在内陆地区发明的但没有充分利用的技术。深圳经济特区当时起的作用，一个就是一下子把当时的很多企业给集中到深圳来了；另一个就是把全国的各种人才集中到深圳来。中央政府并没有对经济特区给予什么财政上的特殊支持，而只是“给了政策”，正是特区这种用新体制和新政策的落差，把全国的一批优质稀少资源集中配置到了特区。使之有效地重新配置，导致特区经济很快实现了高速发展，也提高了全国经济整体的发展水平和资源利用的效率。
    人们在描述深圳的时候，都会重彩地描述深圳人的创新精神（包括令人极为叹服的特区几代领导人的创新精神）。但我们这里没有把此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因为在理论框架内，首先是因为是新体制使得创新精神得以发挥，其次，深圳是把全国的一些有创新精神的优质人才吸引了过来，“密度”自然就变得相对较大。
    8.通过特区迅速扩大对外贸易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而不仅是增长)，就一定要利用国际市场，突破自己低收入水平下的窄小的市场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充裕资源创造价值，换取自己没有的资源(如技术设备)，才能实现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在最初建立时的一个主要的现实的目的就是发展对外贸易，而且是发展三来一补之类的加工贸易，最大限度地利用作为发展中国家较为充裕的要素禀赋即劳动力，以实现发展的突破。对外贸易有利于更大规模地利用我们相对充裕的资源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经济特区成为外来“打工仔”、“打工穏”最早移民集中的地区。特区是一个国家的特区，它利用的是全国的资源，并使全国的资源得以更充分和有效的利用。
    9.借助外力，引进稀少要素，弥补禀赋不足。特区的另一个发展功能就是在最方便的地方开始引进外资，以及外部的管理、技术人才要素，弥补我们那些增长要素的不足。引进外资、外企，也涉及到许多政策的改变，需要相应配套的体制，这在发展初期还无法在全国全面实行。建立经济特区，就是要在一定区域内开始实施起来，创造经验，以向全国推广，也使得这一因素尽快在一些区域内开始发挥作用以实现发展的突破。沿海地区具有运输成本低的区位优势，原来有开放的历史和文化，最容易实现外资和外企的引进。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往往是一些边境地区，甚至是三国的边境地区，容易最先实现发展，就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最容易实现“优势互补”，使不同国家的不同的稀少要素能够组合起来实现较高的增长。经济特区率先引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稀少要素，不仅是资本，还有技术、管理知识、市场渠道、企业制度等，也就率先改变了特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使特区能够(有可能)率先“提升”产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特区在后来成为高新技术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不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为发达的地区(这当中当然还要看到前面所分析的因素，即特区吸引了全国的优质资源)。
    30年过去了，我们有了深南大道30年的辉煌。这30年期间中国当然（与自己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有些相对的关系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仍然是一个低收入水平国家，市场体制还远没有健全，等等。因此，希望这本书中对过去30年的记载与回顾，希望我们现在对过去30年的种种分析与论证，能够对今后30年更好地改革与发展，有所启迪。
    本文是《大道30——深南大道上的国家记忆》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