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炼利：重新认识中国“曾经的”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它既不是传承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是除了金钱六亲不认的，包括不认权贵权势；也不是传承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精神的资本主义——那种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内忧外患中挣扎出来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中国千年皇权政治制度的变种。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天敌。因此，区分当今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同，是十分必要的。
    你知道项松茂和竺梅先么？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出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英雄——项松茂。项松茂是生产固本肥皂的五洲企业经理，他为了营救被日军抓捕的本企业11名义勇军职工，被日军枪杀。他被日军审讯时由日军保留下来的审讯记录，能使我们见识到二十世纪中国工商业者的民族气节：“杀便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究竟是谁激起中国老百姓排斥日货呢？你们不怪自己反怪我们！你们清楚地想一下，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不好好想些共存共荣的办法，倒用军队占领我国的土地，屠杀我们的民众！咳，看你们日本会有多少好结果！”他壮烈殉国后，国民政府以“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蒋介石题赠了“精神不死”四字。（资料来源：见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网站和宁波统战部网站）。
    生产国产卷烟纸的先驱、创办了民丰、华丰两大造纸厂的竺梅先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十天，花费几千元的广告费在《申报》刊登《告全国同胞书》，大声疾呼全国同胞齐心抗日，。“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竺梅先率先捐献出相当于购买一架飞机的巨款；他还邀请医师和护士40多人，先后救护伤员达4000人，而伤兵医院的费用，三分之一由他捐献，其余由他向爱国工商业者募捐。（资料来源：宁波统战部网站）
    说这两件离我们七十多年的轶事，是因为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还有积极抗日的资本家存在。而项松茂和竺梅先，只不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我们说到“资本主义”就联系到“批判”两字，批判什么？为什么要批判？根本就说不清楚。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原始资本主义那么血腥，马克思还肯定其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呢！我们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又了解多少？而我们今天不反等级、不反特权的“社会主义”，真的就具备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格了吗？用充满不平等的“中国特式社会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能理直气壮吗？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比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步，还是远不如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该不该思考一下“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的问题？
    看二、三十年代上海真实的劳资关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不能简单评价。因为在民族资本家眼中，“工人”是分等级的，技术工人、学徒工、普通熟练工的待遇可以有天壤之别。一些优秀的技术工人，是为老板赚钱的工具，老板反过来“求”着技术工人的事情，是并不少见的；而学徒工、普通熟练工则被苛刻对待，这样的例子同样不少见。但民族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倡导下，已经在寻求缓和劳资矛盾的办法，并在努力实践。
    由国家“八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支持的忻平着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着作出版基金资助的徐新吾、黄汉民着作《上海近代工业史》，搜集了浩繁史料，参考了其他研究者特别是张仲礼先生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民族资产经济在二、三十年代的活动作了全景式的描述。使我们能改变以往对中国民族资本家漫画化、概念化、简单化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能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民族工业史，有助于我们不用“舍近求远”去了解“资本主义”。笔者以下关于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家的论述，多出于张仲礼、忻平、徐新吾、黄汉民、徐鼎新的研究成果及引用史料。
    德大纱厂的穆藕初认为，过去旧时资本家不把工人当人看，不仅浪费了企业发展最大能量，还造成了阻力和对立面。因此，他要求在自己的厂里增进工作效率与改善劳工生活必须统筹兼顾，要尊重个人、要想方设法发挥每个工人的积极性。说“唯有劳资协调，始足以维持于永久”。
    康元制罐厂内有整洁的职工宿舍，有沐浴室，有整容室，有运动场，有娱乐室，有合作商店，凡职工都能参加各项有益身心的活动，厂方还邀请名人来厂演讲，组织职工看教育影片，使职工“安心尽职，努力生产”。（笔者的前辈就在三、四十年代的康元制罐厂当技术工人多年，此不是虚说）。
    荣家在申新棉纺系统内设劳工医院，开办劳工储蓄，设立自治法庭，开展文体娱乐读报活动。厂方提出目标是“消灭劳资纠纷”、“促进劳资合作”、“增进产品出数”、“培养劳工们合群的精神和习惯”。申新九厂的技术工人工资可达50～60元，超过了一般的低级职员。
    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工资形式大致可分为奖金、津贴与佣金、分成三类。奖金又分升工、赏工、年赏、节赏、月赏、生产快赏、功过赏、勤工赏、质量奖、考勤奖、花红等，上海英电公司年赏以12月发双薪形式发放，法电公司花红相当于月工资的三倍，1938年底，上海鸿章纱厂因营业发达，职工年赏和红利的数目增加到等于40个月的工资。升工多用于按日计酬的单位，月满勤26日，加赏4天工资。津贴则包括米贴、伙食津贴、房贴、煤贴、工作津贴、年资津贴、福利津贴等，一般用作对通货膨胀的补偿。佣金、分成主要出现在商业服务业中。
    上海能在三十年代吸引了国内30％的产业工人，这里，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准属全国工人最高是主要原因之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二十年代后期到1935年，对几百户一般工人家庭的收入支出情况作了跟踪抽样调查，坚持记帐的家庭有305家，户主从事职业为分别为纺织业、化学业、机器建筑业、食品业、水电印刷业和运输小贩。305户家庭的户均人口4.62人，平均每户就业人口2.06人，每个就业者负担2.24人（包括本身）。每户年均收入416.51元（300元～500元占57.4％，最低的200元～300元占20.3％），年均支出454.38元（户年均亏空37.87元），年均食物开支241.54元，月均食物开支20元。月均20元的食物开支其生活质量达到怎样程度呢？笔者根据1980年上海居民凭票供应食品量并参考1980年的上海城市居民人均食品消费量的统计数据，再以1933年的物价计算1980年上海居民食品消费费用，得出结果如下：以1933年物价计算1980年每户主要食品消费的价格（每户人口以三十年代平均4.62人计算）：米114.4斤，价8.78元（法币，下同）；豆油2.3斤，价0.39元；猪肉9.2斤，价2.85元；蛋2斤，0.38元，水产品2斤，价0.5元（按1933年白鱼价为平均价，1933年青鱼0.35元/斤，鲫鱼0.40元/斤，大黄鱼0.2元/斤，小黄鱼0.15元/斤）；鲜菜113斤，价4.5元；食糖2.8斤，0.23元，散装黄酒5.7斤，0.74元；（1933年物价依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上述一共18.37元。还余1.63元，根据1933年物价，如买水果，香蕉0.12元/斤，泊头鸭梨0.3元/斤，烟台苹果0.37元/斤，福桔0.23元/斤；而按照上海1980年的生活水平，除了有小孩的家庭每天给孩子吃点苹果或梨，大部分家庭成员是不可能每天吃水果的。1980年上海蛋和水产的计划供应量是每户两斤，有时还不能保证供应，鲜猪肉每人两斤。因此，1980年上海居民消费的米、猪肉、蛋、水产、蔬菜等主要食物消费量用1933年单价折算18元就够，说明1933年的上海普通工人吃的水平与1980年上海全体市民平均水平差不多，即基本能达到温饱。1980年是文革结束的第四年，供应比七十年代要好些了。但1980年上海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是552.84元，其中食品支出309.6元，恩格尔系数高达56，三十年代上海城市工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却只是53.15，这能说明3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的生活质量还是比1980年的上海城市居民实际生活质量要高些。还需要指出，1980年上海居民家庭户均人口4.06人，比三十年代少0.56人；每个就业者负担人口1.69人，比三十年代少负担0.55人；家庭就业人口2.41人，比三十年代少0.35人，如果三十年代工人家庭人口状况如1980年，工人实际生活水平应该更高。
    在“穿”的方面，305户家庭年均添置衣服费用34元，34元一共可买10斤棉花，10丈细布（用纱织的布），5丈线呢（用线织的布，较细布厚实），并还余3元可作制衣工钱和买钮扣等辅料，这还只是张仲礼先生仅凭物价指数与收入开支对上海工人消费能力与生活水平的最低量推算。比较上海计划供应时发放布票的最高标准是每人1丈6尺（一条被里所需布料或一套外衣所需布料）和纺织品专用券3尺的定量，就可知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用于“穿”上的消费，比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穿”的消费要宽裕得多，宽裕度近一倍（平均家庭用布十五丈与平均家庭用布8.8丈之比，这还没有将1961年每人仅发布票6尺6寸、1962年每人仅发布票7尺7寸“平均”进去）。而且，从1926年到1935年十年间，分别来自上海市政府和国民政府税则委员会的两个统计调查都表明， 43种生活必需品的涨幅为13.3％，平均年上涨1.33％（《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这说明上海1926年到1935年的十年间生活物价基本稳定，上海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产业工人是可以维持上海标准的低水平温饱生活的，而33％的工人家庭平均年收入在500元以上，那已经是温饱有余了。正因为一般家庭都能维持低水平温饱生活和33％的工人家庭温饱有余，对摩登时尚的追求才能成为三十年代整个上海市民阶层所趋的潮流，由此可见，对于三十年代民族资本家时代的上海而言，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水准整体上并没有处在“饥寒交迫”的程度。
    我在上海虹口区石库门中长大，周围多是工厂工人和普通职员，他们几乎都来自江南水乡，少部分来自广东。当六十年代“忆苦思甜”时，“大人们”都是诉日本入侵之苦，而对受资本家剥削之苦的控诉并不很强烈，只是说当学徒时要早起生煤炉、帮老板娘领孩子等，还认为这是当学徒难免的。那时我虽然才十岁左右，已经在纳闷他们的“阶级觉悟不高”了。1968年我进了工厂当机加工工人，带我的师傅在1949年前是南京路上有名的大丰果品行的学徒。他有一次很随便说起：“阿拉老板对阿拉很好，都与阿拉一起吃饭的，阿拉吃啥他吃啥。”车间里马上就有人向“上面”反映，说他“觉悟不高”，他梗着脖子说：“我说的都是事实嘛！”我那时刚走出校门，感到学校与工厂就是不一样，因为如果这话是学校老师说的，那老师早就被“飞机式”了，可我的师傅什么事也没有，还是当他的“班组长”。我感到即使是在高压政治下，底层社会还是崇尚实事求是的。
    当然，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的劳资矛盾得以缓和不等于劳资矛盾不存在了，而且，也不可能不存在的。民族矛盾可以转移阶级矛盾，但不能因此化解阶级对立。技术工人待遇是远远高于普通工人的，然而技术工人占全部工人总数三分之一还不到；野蛮落后的包身工制度、养成工制度（养成工指学艺只给吃饭不给工钱，限制人身自由，学艺期满要在工厂继续工作3～4年，工资仅为正式工人一半的那部分工人）、童工制度又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并存。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劳资矛盾。1929年，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对21个工业行业28.57万名工人作了调查，工作八小时的只占1.07％，大部分行业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甚至多达16小时。男工月工资平均17.52元，女工工资只有男工60％，童工只有41％（见上海市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1929年）》，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而一般工人家庭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需要20.83元，一个纱厂工人月工资只能养活一个半人，上海家庭只有依靠家庭成员充分就业以增加工资外收入。上海报童、老年报贩、童工女工之多就鉴于此，工人罢工以求得改善生存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就一直在进行着。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1924~1927）曾经废止了超时工作制，到30年代民族矛盾尖锐时，延长工时又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中恢复，国民党政府编撰的资料中如实反映了这一点，
    如毛纺业工时从10小时延长到11.07小时，怡昌丝厂工时延长到12小时，日工资却从0.58元下降到0.42元（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社会统计概要》，1935年出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民国21年度劳资纠纷参考资料》1936年）。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下层社会中的一部分由此看到了并实现了“向上”发展的希望；同时，下层社会还有大批“向上”机会渺茫的人，他们与资本家的矛盾还是相当尖锐的。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使得资本主义能吸收和发扬光大一切有利于她本身发展、有利于“社会资本化”的要素，却无情摒弃了还未来得及为“社会资本化”提供服务的其余要素。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精神”冷血无情的一面，中国城市中罢工的频频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
    民族资本家时代正是大办教育的时代
    进入了“民族资本家时代”以后，上海一些新式资本家深感员工素质不高，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工厂企业开办各类学校成了风气。纺织系统的申新、新裕和沪东沪西各厂都办有职业学校和夜校，华商电气公司根据国民党市政府“强迫教育”方针，设扫盲速成班；阜丰面粉厂开设工人学校，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上文化课；五洲的项松茂委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招考高中毕业生培训店员，由五洲的技术和业务骨干担任教师。康元制罐厂规定新进厂工人须经过五年的教育，使之达到初中毕业水平；总经理项康元提出办厂宗旨：务必使本厂成为学校化的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务必使本厂成为工厂化的学校，实行生产教育；他规定工厂实行职业教育的内容为：一、智能教育，二、常识教育，三、体格教育，四、道德教育，五、消防教育。厂歌唱道：“挺起胸膛，举起两肩膀，爱国救国，责任大家当。发挥青年力量，读书进工厂。国货出品，积极求精良；勤俭奋斗，外货要抵抗。进工厂，进工厂，中华责任大家当”。陶行知对康元制罐厂重视教育极为赞赏，认为“康元是一个新时代的工厂，是一个新时代的学校，是教、学、做合一之极则”，“是创造新中国之途径”。
    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认为“企业即学校，且为最实际的学校。”“凡有职工的地方，不管哪一个港口，哪一只轮船，哪一只囤船，哪一个车间，都有文化学习班、业务学习班、技术学习班。”他说：“我们这样训练人才不是要求他们仅有一种找饭吃的能力，……乃要求他们都有能力帮助社会，帮助社会解除灾难，创造福利。”
    重视职业教育，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有了最为直接的人才来源。如荣家企业集团开办公益工商中学、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中国纺织印染工业专科学校，直接从工人中培养中高级技术人才。为了使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工人能适应现代化工业设备操作需要，专门设立工人晨校和工人夜校，进行在职教育。教育纯义务性质，凡本厂工人均可入校，不收学杂费和书籍费。讲授的课程达22种之多。工人可以自由选修，学习时间分两年、一年、半年。并还传授中西音乐知识和简单乐器演奏技能，开展歌咏、舞蹈、武术、球类活动。
    大隆机器厂的工人几乎全部是本厂学徒出身，工头、领班、后来连各部主任甚至厂长都是由本厂出师的学徒提升。三友实业社培养了一大批学徒工人，他们以后成为全国各毛巾被单织造业的厂长经理和老板。还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厨味精厂、青岛的华新纱厂、天津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都非常重视教育。
    当然，更早的民族工商业者兴办学校的先驱如开创实业教育先河的张謇、创建集美学校的陈嘉庚、创建浙江省立锦堂学校的吴锦堂、兴办300多所学校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澄衷蒙学堂的创始人“五金大王”叶澄衷、毁家兴学办浦东中学、广明小学的杨斯盛等，更是重教重学的楷模。
    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在促进社会从下向上的流动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这突出表现在对教育的重视上，教育帮助人们安上了向上流动的翅膀。这就给了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极重要极深厚的内在原动力。
    而今天的民营企业，有几个是这样重视教育的？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使命感的阶级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因素，我们以往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向上、进步的一面，是知道不多的。其实，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又受了西方文化影响，他们的眼界比以往任何一个阶级都为开阔。整体而言，他们没有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那么野蛮贪婪。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以落后的、反动的面貌登上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其光辉一面的。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思想熏陶出来的资产阶级，新教伦理思想熏陶出来的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既然是上帝的选民，那么“上帝为他的选民指出一个盈利的机会，必然是有用意的。因此，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以遵从上帝的召唤”，如果拒绝了这个机会，就是“拒绝做上帝的侍者，拒绝接受上帝的赏赐。” “把追求财富本身作为目的是极应谴责的；但是若作为从事一项职工劳动的果实而获得它，那便是象征着上帝的赐福”，“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所以，新教资本主义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把更多地赚钱作为人生的天职。”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这样的。
    首先，他们没有基督徒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 “把更多地赚钱作为人生的天职”的宗教观念；又由于中国一直有着“抑商”的社会氛围，他们不可能像新教资本主义那样张扬，他们的剥削行为也远没有十七、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那样残暴，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从野蛮中步了出来，走向了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当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能步出野蛮阶段，是与受《资本论》影响的西方工人阶级的斗争分不开的——既然不受监督的政府是腐败的根源，那么没有受到工人反抗压力的资本家当然也可以为所欲为。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有幸于与西方资本主义步出野蛮阶段同步，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幸事！
    第二，他们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受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影响，搞实业不但是为赚钱，更主要是在从事事业。张謇从“状元”到实业家，是因为甲午战败给了他巨大刺激；天厨味精创始人吴蕴初办企业，守的信念是“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叶澄衷办学校，源于有一次他对在河边嬉戏的孩子们关照要注意安全，孩子们反而对他破口大骂，他由此萌发了创办学校教化儿童的想法。独资捐款修建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卢木斋，他从小经历了“读书难”的苦楚，立愿：“有朝一日我有力量的话，一定尽我的力量大办图书馆，让想读书又买不起书的读书人，都能从图书馆借到书看。”事实证明，民族资本家时代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精神上也是富裕的。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不是靠欺诈，而是靠务实——那些民国时期创下的“名牌”，就是实打实的！
    第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在“道德”层面深受传统文化“良善”一面的影响。
    项松茂亲与日军交涉营救本企业的职工，明知是飞蛾赴火有去难回，但他大义凛然：“居高位者致人于危而图自安，我耻之。我是五洲的负责人，我不去救，难道还叫别人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说出“居高位者致人于危而图自安，我耻之”，对比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克拉玛依实践了“让领导先走”的“居高位”者，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无疑，这里有着“接受的是什么样的道德文化”的区别——出生于1880年的项松茂，童年在私塾读书，14岁就在苏州皮毛牛骨行当学徒，传统文化道德的“良善”一面， 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克拉玛依实践了“让领导先走”的“居高位”者，一部分人是在文革期间接受的中、小学教育，一部分人是在五十年代后的舆论导向下成长，那时，传统文化道德的“良善”一面已经被彻底否定，“斗私批修”这类政治口号，只能导致人性的冷酷、自私和伪善，这就导致了他们能脸不改色心不跳的心安理得地“先走”，没有任何道德内疚。而克拉玛依实践了“让领导先走”的“居高位”者，他们与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得益者就是一路人！
    中国“曾经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进步阶级。他们本来应该是摧毁千年皇权社会思想影响的最主要的进步力量。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以后中国的政治力量也都没有完成这个使命。
    历史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这个使命，希望我们的后代能早日完成。
    中国“曾经的资本主义”远比“权贵资本主义”文明进步
    九十年代起“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剥削程度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厉害得多。像山西小煤窑事件、深圳血汗工厂事件，相信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农奴主，民族资本家会延长工作时间，会少给工人报酬，但是，他们不会在把工人如此不当人，只有日本侵略以后的纱厂包身工时代，才可能与今天出现的惨烈现象做比较。包工头与包身工的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
    为什么九十年代以后的“权贵资本主义”远不如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的资本主义人道？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权贵资本主义”是在中国从来没有清算过皇权社会等级特权影响的情况下孳生的，权贵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皇权主义，其思想渊源直接传承皇权文化“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制度原则（引号内话引自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当中国对资本“禁欲”，这个“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无休止的无视人的尊严的“整人”形式来体现，当中国对资本“开禁”，“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让权贵操纵下的资本为所欲为（包括对人的为所欲为）表现出来。在权贵资本面前，中国没有一部能制约权贵横行的法律，譬如对于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物权法》就表示无奈。市场经济本是利益经济，正因为是利益经济，才需要严格的法律规范，不致使市场经济成为一方占尽利益而其他方尽担亏损的社会动乱基础。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只能听凭市场经济成为权贵的一家独赢，听凭21世纪的中国再现活生生的奴隶。黑煤窑、血汗工厂中反映的“不把人当人”现象更多折射的是中国皇权社会的色彩。所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矛盾格外尖锐。
    二、中国二千年来，真正信仰宗教的人不多，但普遍相信善恶报应，“凭良心”是社会基层百姓约定俗成的行为处事准则。但是文化大革命彻底毁了千年民间“凭良心”的道德约束规范，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违背传统道德的行径都被当作革命行动被默许甚至被推崇，由于文革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危感，每个人都面临随时被揪出来的可能，为了自保，再残忍的行为也都不去加以干涉，领袖的一声“要武嘛”，更使得对人的摧残达到了空前野蛮残忍。一个社会，没有法律，又失去了民间道德约束，连文明礼貌教育全都成了要批判的“封资修”，一些人也就成了不相信阴私地府报应“无所畏惧”的王熙凤式人物，整个社会在“整人”上达到极致。文革结束，虽然国家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总算对人民有了个交待，但是，却并没有从意识形态的根源深处深刻反省为什么人们会沉湎于旁观和参与人作践人的恶劣行径，为什么整个中国都会滔入自虐与互虐的罪孽之海。其实，在中国发生小煤窑事件、血汗工厂事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在这块土地上，中国最高官员在朝廷上被扒了裤子“廷杖”，就在这块土地上，朱元璋皇帝以流氓无赖的手段来羞辱大臣，就在这块土地上，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头衔的国家最高领导被侮辱被“批斗”，连最高官员都活得没有尊严，小小百姓不被当人看又有什么奇怪？
    如果我们今天还将黑煤窑事件和深圳血汗工厂事件单纯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批判，说明我们还是没有正视和清算皇权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特权的决心和勇气！说明我们离资本主义还远着！
    我对为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唱赞歌很不以为然，但是，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应该正面肯定——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鼓励人积极向上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而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其本质而言，缺乏的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
    写于2008年，2010年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