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之谜与中国之道

    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启示，也给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带来巨大的困惑。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中，中国话题成为最有争议，也可能是最有新意的话题。我就个人的观察，来讨论中国崛起引发的思考和争议。
    一、西方媒体难以理解中国崛起之谜
    西方媒体流行的几种简单说法，意在否定中国崛起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模式。这些说法初看似乎抓住中国发展的某些特征，细想却和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不符。举例言之：
    其一是廉价劳工论。似乎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唯一优势在中国的劳工成本低，尤其和发达国家相比。所以西方媒体批评中国帮助国际资本剥削中国劳工，主张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独立工会，建立西方标准的劳工法、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障法，来提高中国的劳工成本，美其名曰拉动中国内需，实质是希望以此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假如此说成立，则南亚国家(例如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劳力成本比中国还要低，为什么他们的经济增长率远比中国为低呢?发展中国家，劳工的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似乎成立，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廉价劳工，就无优势可言。此说只有一得之见。
    其二是外资推动论。我们看到，中国沿海地区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显然与中国吸引外资的成功有关。中国过去二十年吸收外资总额在世界排名第一或第二(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西方媒体又批评中国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似乎中国如果采纳西方的全面自由化要求，更能同时满足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利益。问题是，比较的标准假如不是吸收外资的总额，而是按人平均的外资，中国外资的地位就远不如美国的盟国。历史上吸收最多外资的国家和地区是德国统一后转型时期的东德，其次为匈牙利，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由于地理政治的原因，他们获得的外资，以人均规模计算，远远超过二次大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英国的规模。但是东欧转型的十年间，经济下降了一半，战后半个多世纪积累的工业大多破产或被外资兼并。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至今远低于中国和东亚。这次金融危机，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和波兰对抗金融危机的能力还不如东亚，原因是他们的国有银行几乎全部卖给西方跨国银行。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外资银行就将资本抽回母国，顾不上东欧的经济稳定。中国八十年代改革之初，没有任何外援，世界银行的贷款要付利息。即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总额也不到国内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外资带进中国的主要是新技术和新管理模式，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来自企业、居民、和政府的储蓄。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主要不靠发债或借款，而是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学来的出售土地经营权，但保留国家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中国得以避免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困境，没有过度依赖外资造成的持续外贸逆差。中国长期保持资本与经常项目下的双顺差，才能安然度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跨国金融巨头，如高盛，花期，美洲银行等，在中国帮四大国有银行上市，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大银行;却在美国过度投机，制造金融危机。显然资本能否产生积极效果，还取决于其他客观条件。可见吸引外资的多少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外资。这是中国的经验之一。
    其三是出口拉动论。西方观察家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功于美国的市场开放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结果。他们认为一旦美国纠正自己的过度消费，中国经济也将暗淡无光。此说用以化解东亚奇迹之说，由此推理中国也没什么奇迹可言。他们的问题是，假如出口导向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则拉美经济应当比中国更有增长优势。拉丁美洲国家资源丰富，出口可可，牛肉，石油，矿产等大宗产品，符合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阿根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生活水平不亚于美国，巴西的人口压力，也远比中国为小。可惜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如东亚，技术进步尤其缓慢，始终没有摆脱“依赖经济”的困境。比较之下，中国经济并没有陷入依赖经济的陷阱，技术进步超过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本雄厚的东欧。可惜东欧休克疗法的外贸自由化，导致的是持续贸易逆差而非顺差。
    其四是威权政府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内在矛盾，便是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古典经济学强调“看不见的手”，社会主义的大政府便不可能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竞争，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有目共睹。当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奇迹或中国反例时，西方政治学的威权政府论便在媒体中大有市场。其中最有影响的论据是“贪污腐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什么中国的基础建设速度比西方民主国家快得多，他们的理由是贿赂一个市长要比收买整个市议会便宜得多。西方要和中国平等竞争，必须推动中国政治的议会道路，降低中国的决策速度。这一理论的优点是承认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竞争中不一定具有优势。但西方媒体把夸大的中国腐败和中国增长联系起来，却是对当代世界史的无知。假如专制权威可以保证持续经济增长，则东亚，南亚，拉美，以及二次大战前的西班牙和土耳其，都不乏军事强权和专制政府发展经济的案例。他们只有暂时的成功，且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假如你有机会周游世界，你会发现今日中国是最开放竞争的国家，社会秩序比某些发达国家还要安定。中国没有一个领导人有绝对权威，集体决策是邓小平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三个代表”的原则下，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社会精英参与执政。中国领导班子的交接也程序化，没有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军事政变和内战。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威权政府低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
    显然，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出发的简单理论，无法理解中国的崛起。我们自然就要讨论下一个问题：中国在经济的改革发展中，是否在政治和社会体制上，也走出一条和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困惑
    西方经济学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无法理解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
    新古典理论之一是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民营企业的成长当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有贡献。但是，产权理论把私有企业看成最优的制度安排就言过其实。军队可以视为最早的国企，没有军队就没有国家的独立安全。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国企改制后的上市公司，如海尔，长虹，联想等企业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成为世界的五百强企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在于自然淘汰。国有企业一旦改掉铁饭碗，管理干部引进激励机制，国有企业也有破产威胁，加上民营、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大大提高中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中国并没有象东欧前苏联那样把国企全面私有化，而是首先打破国企的垄断，把独家经营的中国民航拆分成几家航空公司互相竞争，比西方垄断的私营企业更有效率。中国的产权清晰理论，实质上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权，变为共有制下的激励机制，这比西方以私产为基础的产权理论更具一般性和说服力。
    新古典理论之二是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知识的积累，发展就是知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没有后来者的挑战可能。自由化是消除知识传播障碍的主要手段。他们鼓吹在中国实行自由化政策，尤其解除资本帐户的流动管制，这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依据。这一理论的弱点，在否定知识的更新机制。假如知识只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 而非“试中学(learning by trying)，那么老牌工业国英国将仍然统治世界，没有后起的德国、美国、与中国的崛起机会。事实是，新兴的产业往往淘汰落后产业，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就有严肃的选择和管理问题。中国在引进外资时有严格的产业政策，阻止夕阳产业和污染产业的流入，比东欧转型国家，更能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象奇瑞汽车，吉利汽车这样的后起之秀，敢于挑战汽车行业的跨国公司，恰恰是“无知者无畏”，而非“知识优势”。
    西方理论之三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民主理论。西方理论家一直看好“民主国家”印度而非中国，最终的理论依据是自由民主更符合人类的自私本性。世界上民主制度运作良好的国家很少，大家承认的只有北欧。他们气候温和，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区域和文化的差距很小，历史上又远离战争的中心，民主制确实保障了他们已有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富裕。但是，即使经济富裕的大国美国，由于存在巨大的区域和阶层差距，议会民主制往往成为维护既得利益阻扰社会改革的体制。巴西、印度、菲律宾的民主制无力改变大地主、大家族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和贫富差距的缩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明确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财团俘虏，只有拆散金融财团，才能摆脱金融危机。但是，至今观察到的美国救市措施，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却无力挽救美国的实体经济。美国的议会民主制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经济规制的操纵，因为政客竞选依赖财团的政治献金。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经济学家普遍观察到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有限。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换言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观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技术升级，和抗危机能力，显示中国的宏观管理体制，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世界不少有识之士极为关注的问题。
    三、中国经济崛起的科学难题
    不但西方经济学难以理解中国的经济崛起，传统的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也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谜团重重。五四启蒙运动深受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而小农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西方左翼思想家难以理解为何发达国家的工会往往成为改革的阻力而非动力。西方政治学家普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信仰，只要经济发展催生中产阶级，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回归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日本九十年代的停滞，使西方思想家至今否认东亚奇迹和亚洲价值的存在。
    奇怪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打破了这些传统的思维。几个事实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农民的创造性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不但中国革命依靠农民军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始于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中国国企的改革，制约了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独大局面。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更是中国廉价社会保障的基础。中国农业的技术进步，不但可以养活中国人口，还有出口竞争力。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离开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就是空话。而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走出西方大农场以外的新路。
    第二，历来认为穷国多的是劳力，缺的是资本。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储蓄率和投资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穷国竟然资本输出到最富强的美国。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技术进步率，不能不说是经济史上的奇迹。说到底，中国自然资源的公有制，创造了经济发展中的最大信用。中国政府的效能，又将信用转化为资本。这是资本理论没有预见到的中国创新。
    第三，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是对外开放外资，而且是对内开放移民。西欧殖民主义四百年间对外移民仅几千万人，为此占领非洲、美洲、澳洲的大片领土，贩卖人口、奴隶与毒品，消灭当地的民族与文化，还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而中国三十年间约两亿农民工进城，不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引起世界战争，带来的是中国城市化的扩展和全球消费品供给的繁荣。中国放松农民进城限制的速度，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放宽移民限制的迟疑。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和二次大战后战败的德国与日本不同，不是美军占领下的被迫选择，也不是前苏联在西方挑战下的自信瓦解，而是中国领导集体在久经入侵、战乱、天灾、人祸之后的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中国全方位的学习实验，摆脱以往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限制，来源于自己不断战胜困难的历史与信心。
    第四，中国的改革进程解决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矛盾。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打破发展中国家依赖经济的陷阱，表明中国儒家文化提倡的教育传统深入人心，比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还能适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再穷的农民家庭，一旦进城打工获得收入，首先投入的是子女教育，而非物质消费。中国的乡镇企业家敢于和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竞争。中国温州福建农民走出去的冒险精神和创业能力，
    超过西方殖民主义在炮舰政策支持下的竞争能力。在去年奥运会的反华浪潮期间，中国留学海外的学子与旅居海外的华人表现出举世震惊的团结。中国两千年的统一历史造成的中国文化的凝聚力，超出西方媒体的想象，也打破民族国家和民主意识等西方概念的局限。中国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外來投資的整合能力，超越亚当-斯密时代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最近的四川地震和这次金融危机，中国企业家、工人、民间团体、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协调能力，给世界全新的印象。
    人们要问，中国崛起是否能超越日本与东亚模式的局限，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华盛顿共识之外的思路?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四、中国之道的观察与探讨
    集个人三十年来对中国与世界的观察，我个人以为下列现象是中国独有的实验和创新，可能给世界带来新的经济学启示，提出来和国内外的学者探讨。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条经验，是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和中国非盈利事业的学习能力，构成中国经济兼有市场经济下创造性毁灭的不断技术更新，以及共同富裕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中国的劳工成本低，是因为中国的社保成本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是依赖社会保障税，而是集体所有的土地。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大减，日本德国受到的冲击超过美国。然而中国两千万农民工返乡，不仅未造成社会动乱，反给农村现代化带来新的动力。东欧、南亚、和拉美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下就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经济特区在印度这样土地贫富悬殊的国家也难以推行。我们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深理解，就是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经验，是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远超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社会协调的任务远比亚当-斯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复杂。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往往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阻扰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技术革命的创造性毁灭使就业的结构转型矛盾尖锐。科学技术的加速使市场监管往往落后于市场的发育。知识经济的共享特性使私有产权的保护日益困难。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局面使政府的角色大为改变。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催化者的作用，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国家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启动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各级政府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通过财政部的注资运作，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条经验，是政府和企业发现，市场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东欧前苏联的价格自由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并轨，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国际竟争能力的时候，提供了初生产业的适当保护。经济特区的开放窗口，又提供了外向型企业的战略信息。当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逐渐增强时，中国又主动引进国际标准，降低汇率和税率，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都比拉美东欧在西方国际机构片面主导下的市场自由化措施，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把握国际竞争的机遇。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少有的国家善于适应和把握国际市场，避免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的附庸。相反，中国的崛起，有助于制约跨国公司的短期行为和西方大国的自利格局，使国际经济秩序能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化。目前金砖四国的货币互换协议，大大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这是中国对改善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大贡献。
    第四，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我们注意到，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破产危机，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资方与工会的对立制衡，难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美国政府大规模动用纳税人的钱挽救金融巨头的资产，却无力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造成的产业外移。西方崇尚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运作方式，在发展中国家难以运作。中国人从小就准备吃苦而非追求享乐，因为中国的人均资源远比西方国家为低。中国的历史从来教育民众和领袖爱惜人才，因为民众的短期利益只有在发展趋势的远见引导下才能得到保障。法制从来是赢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保护還是調整哪些产业和集团的利益，不是靠议会的辩论可以解决的。中国地区下而上的实验创新，分散了试验风险。地区试验成功后，再由其他地区仿效， 中央总结推广，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速度和社会效果，远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法制减规之上。可以说，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和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值得社会科学家做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第五，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西方科学的典型特征是分析方法和程序保障，推广到社会实践，西方所谓的公平实质是程序的正义。以本次金融危机的事实而论，美国因过度投机导致百年企业倒闭的投资银行家，可以上亿美元的红包离职，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款影响法律的倾斜，这都是合法化腐败的典型。相比之下，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如钻法律漏洞，导致社会重大损失，必然受社会的惩罚，即使法律多是原则指导，缺少实施细则。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后果的正义，而非司法程序的正义。有钱难买恶法。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进行的产业调整，很快获得社会的共识，而未引发美欧议会中的区域和产业集团的冲突与纠结，显示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模式与养身之道，也使中国的医疗成本有所制约。西方以分析科学与消费方式主导的医疗体制，导致医疗成本的恶性扩张，企业和社会都难以承受。西方式劳动分工以消耗资源、节省劳力，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总而言之，世界的发展是多样的，地球只有一个，文明却有异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确实推动工业化的发展，也带来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危机。中国机遇、协商、实验的价值观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我们相信，中国的创新与实验，会丰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并改善现有的世界秩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