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从GDP到人类发展指数HDI

    大家都知道GDP，它是一年中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总量，用元表示。一个国家富不富，就看GDP。世界上有穷国和富国，就是拿人均GDP做标准来划分的。我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就主要表现为GDP的巨大增长。由于财富生产的巨大增长，我国已经今非昔比了，国力极大地增强，生活极大地改善。财富是什么，它是指可以变成任何一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能力。国家财富的增加意味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所以GDP非常重要。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主要就是指财富的增加。
    然而GDP显然不能概括一切。比如它不能表示财富的分配状况，是不是有人很富，又有人很穷；它不包括环境的好坏，破坏环境并不影响GDP，有时候甚至还有利于GDP的增加。为了寻找一个更能够全面表示百姓福利的可测量的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英文缩写为HDI。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有人研究这样的指标。开始的时候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样的指标能有什么用，认为人类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事业，用一个单维度的数不可能概括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从1990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表了头一个《人类发展报告》，以后资料的积累逐渐看出它的优点。现在它已经成为研究国际比较不可或缺的依据。
    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方面的评分。一是按照购买力评价的人均GDP，二是人均教育水平，三是平均寿命。将这三方面的评分，加权平均后得出HDI指数。该指数介于零到一之间，分数越高表明发展程度越高。然后在全世界各国中排名次，既能够看出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比较，在综合发展水平上的相对位置，又能看出跟他自己的过去比较是进步还是退步。HDI比人均GDP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不像人均GDP可能掩盖了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一样的人均GDP，可能人人都享受了财富带来的好处，也可能是少数人骄奢淫逸，多数人食不果腹，单从人均GDP是分辨不出来的。但HDI的其他两个维度能够避免因分配不均给人的误解。比如平均寿命，不可能少数人活了几百岁，多数人只活了几岁。因为个人寿命的差异不可能很大。平均寿命延长，一定是大多数人都活得更长了。教育年限的平均数也有类似的特点。所以HDI是一个更能表示全民普遍状态的一个指标。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世界各国的HDI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都有进步。个别国家停滞的原因主要是艾滋病造成的。其他各大洲中以亚洲的进步为最显著。不论南亚或东南亚，HDI都有明显的提高。阿拉伯国家的进步比拉美快，拉美国家又比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快。有18个国家HDI是退步的。其中12个国家处于撒哈拉以南，另外6个国家是原苏联地区，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特别是俄罗斯的情况值得注意。他们HDI下滑的原因是平均寿命明显地缩短，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仅为65岁，而西欧为79岁。尤其是男性死亡率特别高。在过去的十年中约有700万男性非正常死亡，特别是在单身男人和低教育水平的男人中最为明显。2003年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59岁，而女性为72岁，相差达13岁，是全世界性别寿命差距最大的国家。造成这种现象跟饮酒有关。除了饮酒直接造成的伤害，它还引发事故的增加，暴力事件的增加。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男性杀人犯增加了两倍。上述统计是2005年发表的，近两三年俄罗斯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并不稳定，改善的原因是靠高价的石油收入。现在油价下降，情况变得不明朗。
    在过去的十年中，HDI增长最快的国家是孟加拉和中国。但是他们指数改进的构成有所不同。孟加拉在HDI的国际比较中上升了14位，但人均财富只上升了10位。而中国的HDI上升了20位，人均财富却上升了32位。中国的优势是在财富的生产方面，而孟加拉的优势则在寿命和教育方面。有了国际比较，我们对自己的状态应该有更客观的认识。一方面我们国内的问题多多，矛盾重重，另一方面看看别的国家还远比不上我们。所以自己不要泄气，要有信心。
    HDI指标的进步和财富的进步发生差异，有许多例子可供说明。沙特的财富指标远远超过泰国，但是HDI的位次却很接近；危地马拉的人均收入为越南的两倍，但HDI却落后于越南。HDI和人均财富相差很大，说明社会政治结构阻碍将财富转换成普通百姓的利益，而只被少数人占有，社会形成巨大的不公。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方面全世界的财富迅速增加，但另一方面财富的不均造成的问题没有缓解。每年有1070万儿童活不到五岁的生日，有1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一美元，每年有三百多万人死于艾滋病，更有几亿人营养不良。这一切都发生在贫困人口之中。比较各国财富的分配，可以看出，不公平来源于歧视和特权。城乡区别的歧视，性别的歧视，宗教的歧视，民族的歧视都造成分配的畸形。政治权利的不公，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财产被侵犯，人身没有保障，缺乏市场参与的自由，同样造成收入的巨大差别。解决HDI落后的主要办法是通过消灭歧视和特权，来纠正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
    我国的情况是财富的极大增长或多或少掩盖了分配不平造成的矛盾。在中国即使最贫困的那部分人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过去有将近三亿人经常挨饿，这一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内部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的HDI与财富的差距还在扩大。这种发展模式显然是不能持久的。
    全球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最富的国家，卢森堡，人均GDP是62298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最穷的国家塞拉利昂，人均GDP仅为548美元，二者相差一百多倍。人都有一双手，在自然发展的条件下绝不至于贫富相差如此之大。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外力对人民的侵犯，这个外力就是当地的权威政府。现在最穷的国家集中在非洲，他们之所以穷主要是战乱不断。其实就是政府不顾百姓的死活，争权夺利。即使没有战乱，强大的政府干涉百姓的权利和自由，也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对比改革前后，对此深有感受。当今世界上还有一些政府不尊重民权的国家陷于贫困而不自觉，还在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相反，当今富裕的国家都是民权得到尊重的国家，政府的权力受严格限制的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是资源不足，不是科技落后，不是贸易条件恶化，而是政府的不适当干预，人权得不到保障。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我们的财富增长非常成功，但财富未能公平地分配于全体百姓。究其原因与个人权利的不完全保护有关。首先是城乡之间人为的身份差别，政府公共服务的歧视化(重城市，轻农村)，社会正义被财富扭曲，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严格保护。表面上看是人与人的收入不同，消费不同，财产不同，但是这些不同的背后是权利的不均等，或者说是特权的普遍化。经济的不平等容易看得到，而权利的不平等却看不到。这一点和世界上一切HDI落后于人均GDP的国家是一样的。因此，我国的发展模式需要从GDP为目标过渡到以均衡发展为目标。这一改变的主要障碍来自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我们不得不对此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