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充满辩证法的经济学

    经济学是最容易使人陷入误区的一门学问。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常常对经济问题发表坚定的主张；学过了经济学，懂得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主张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一系列前提条件；一些成了经济学大师的人发表意见时无例外地十分慎重。他们之中许多人自己也承认，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随着认识的深入，也不断在改变，这使得他们更不敢发表一边倒的见解。当然，经济学的理论是牢靠的，不是模棱两可的，但在将他们应用到经济政策上时，结论就不那么明显了。中外古今，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结果与初衷完全相反的政策实在是不胜枚举，最普遍的错误就是对竞争性的产品用行政手段管制价格。这一类的错误不但过去已经犯过几千几万遍，而且现在还在在犯着。中国百姓忽然在1994年大吃注水猪肉，有人说是奸商的新花样。可是商之为"奸"已有千年历史，中国人吃肉也有同样的历史，何以94年忽然出现了猪肉注水？答案原来在限价上。看来限价不取消，注水肉就难以绝迹。猪肉问题只是目前许多限价引起的例子之一，今后类似的问题还会发生几千几万次。人虽是万物之灵，可在价格问题上却远不那么灵。当然，有的人看问题比我更深更远。他们说限价不起好作用大家不是不知道，但限价立刻给一部分手里有权的人带来巨大利益，所以总有人乐此不疲。
    除了价格问题，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说，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应提高工资标准。照一般常识判断，显然提高工资可以改善生活。可是从宏观来看，一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取决于总生产量，而不取决于货币工资。只有有利于提高生产的工资水平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略低一些的工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保证工薪阶层贷币收入的购买力。所以结论并非那么显而易见。我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曾写过，避免政策错误的诀巧之一是从反面去想问题。如果某种产品出口不利，那么进口应该有利；物价上涨如果于人民不利，那么降价应该有利；增加消费如果于整个经济有利，那么增加储蓄应该不利。如果正反两个方向都是不利的，那么我们现在必定碰巧处在一个丝毫移动不得的最优点上。80年代中期煤价上调，以纠正煤价过低的毛病。但以后据说因煤价上升而引起物价全面上升，煤价相对于其它价格反而比以前更低了。如果此说不错，那么纠正煤价过低的办法是应该进一步降低煤价，使物价全面下降，而且降得比煤价更多。这显然与常识相悖。
    目前中央特别关心农业问题。世界各国对农业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农业产量具有极大的弹性。如果投入要素增加的话，产量的潜力可以大大地被发掘。或者说，如果通过价格调整或剩余价值分配规则的改变而能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增产是十拿九稳的。什么是正确的农业政策？这可以从反面去想问题：什么政策能最有效地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答案会包括：限制农产品的价格，收购产品打白条，禁止农产品的自由流通，禁止农产品市场的形成，由一家垄断（往往是国家）欺行霸市，为化肥、农药、柴油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设置障碍，开出各种难于兑现的空头支票，把农民困在农地上不许出租多余的耕地，也不许选择别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吸引农民去从事农业生产，强迫农民入股入社或者不许他们各种形式的自愿组合。当然，还可以有不少别的稀奇古怪的打击农民积极性的办法。耽心农业出问题，其实问题就出在打击农民积极性上。中国农民是尊重市场的，他们甚至认为市场比人权还优先，所以才有拐骗妇女卖给农民做妻子的事。公安部门去解救时还得不到同情，农民抵制说人家花钱买的有什么错。照此看来由于市场造成的使农民吃亏的事，农民基本上是认账的，农民在市场上吃了亏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适合市场的需要。但由于政策而使农民吃了亏，一肚子的怨气就会发泄在用掺杂使假来对付施实政策的人，或减少农业投入，逃避使他吃亏的政策。
    在一个纯粹自给自足的社会里，象鲁滨逊漂流到荒岛上从事生产的情况下，只有技术问题而没有经济问题。他有最优分配自己时间的问题，最优利用土地以极大地满足他的消费的问题等等。但这一切最优化问题都是工程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它们可以用数学规划的方法来解决。但当有一群人通过互相交易来生产和消费时，单纯的数学规划就不够用了，必须加上对策论，这就是经济学里充满辩证法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人用工程的方法思考经济问题。用这种思想方法去制定政策则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