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中阳：写在“20国峰会”之后

    20国峰会人散曲未终。
    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国际舞台上，中国政府暨国民从未如此受人关注和重视。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不乏引领潮流的无限风光，但基本局限于民富国强基础上的政治宣扬、文明传播。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还从未有过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的经验，甚至是起码的动机。当然，日益加深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只是近代的事情。
    众所周知，美国这次连绵不断的经济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实际上是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兴风作浪，随后是以三大汽车厂商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巨头的推波助澜。
    去年9月，美国国会批准摩根士丹利、高盛公司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这意味着“华尔街投资银行神话时代的终结”。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是一家成立于美国纽约的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提供包括证券、资产管理、企业合并重组和信用卡等多种金融服务，在全球27个国家的600多个城市设有代表处，雇员总数达5万多人。
    显然，当金融巨头暨财团们整大了、喝高了、玩砸了时，美国政府（自然包括国民）只不过是在为其擦屁股、收摊子。这本质上就是金融财团对美国政府和国民的绑架！
    毫无疑问，我们的政府是负责任的；而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高瞻远瞩、多谋善断。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经济总量仅占全球6%、人均GDP全球排名百名开外的当代中国，不仅谈不上拯救全球于水火，能将自身损失控制在一定限度就算是烧高香了。与其说是全球对我们寄予厚望，不如说是列强们希望省吃俭用的13亿中国人做出更多的牺牲。
    实际上，跻身于美国债权第一大户的中国，已经是引火烧身、欲罢不能了。在此情形下，那些是我们国家及政府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呢？
    第一，对民营资本开放产业禁区。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背景吧。
    1871年，美国的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了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1895年，企业更名为J．P．摩根公司后，迅速向金融、钢铁、铁路及公用事业等领域扩张。1912年，摩根财团控制金融机构13家，合计资产总额逾30亿美元，被称为“银行家中的银行家”。
    摩根士丹利原是 J．P．摩根中的投资部门，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之后，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公司同时提供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服务。于是在1935年，摩根士丹利作为一家投资银行单独分立，而J．P．摩根则转型为一家纯粹的商业银行。
    愈百年沧桑，摩根财团依然基业常青：位列世界最大的跨国银行之一，拥有纽约银行家信托、西北银行、谨慎人寿保险及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等机构，并控制着外国37个商业银行、开发银行及投资公司；在工矿企业方面，控制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通用电气公司（GE）、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GM）以及汉诺威公司等；在公用事业领域，麾下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南方公司等等。
    我们再看看日本近代史上的“国退民进”运动，其间可能不乏“国有资产流失”。
    1870年，明治新政府废止藩（官）营、鼓励民营，在地方商会任职的岩崎弥太郎得到了3艘藩船的（承包）使用权。次年，在当地政府的劝说下，弥太郎将商会转为个人经营，随后更名为“三菱商会”，并宣布原商会的财产及11艘船均由他个人买下，三菱公司正式诞生。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台湾，1877年日本国内爆发西南战争，三菱全力参与军事运输，一跃而成为“海上霸主”，并逐步将事业范围扩大到汇兑业、海上保险业和仓储业等相关领域。
    1885年，三菱与不共戴天的死敌——共同运输公司合并，成立日本邮船公司，并掌握了控制权。从此，三菱开始了由“海上三菱”向“陆上三菱”的战略扩张：以煤矿及造船业为基石，随后利用矿业所得，以50年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国有长崎造船厂；收购两家国立银行，成立了三菱银行；内燃机制造和电机业相继脱离造船业，从而形成了三菱重工。此外，三菱还陆续开创了商业、铁路业、造纸业、化工业和啤酒业等等。
    截止今天，三菱财团拥有核心企业29家，其中有9家入选“2007年财富500强”；规模最大的三菱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其总资产排位全球第六，达15 857.7亿美元。
    不无巧合的是，去年摩根士丹利公司转型救赎之后不到1个月，即将其21%的股份作价90亿美元，一举出售给了三菱联合金融控股。
    不论是先从事金融业、后投资实业的美国摩根财团，还是先经营运输业、实业再转向金融业的日本三菱财团，之所以能迅速成长为商界巨头，离开政府的开明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普遍热衷于炒股票、炒地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积聚的产业资本没有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
    要知道，按50%的正常资产负债率推算，经营贸易自有资金数千万元足矣，从事日用消费品产业几个亿即可，投资重工业几十个亿就遇到天花板了。而资本密集型的能源、电信、军工，特别是金融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民营资本的禁入区。
    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我们看到了民营资本在金融领域的创造性，以至于成为民富国强的重要支柱。相形之下，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活动舞台实在是太狭窄了，甚至到了古今中外所罕见之地步！
    换言之，各国政府在20国峰会上只是代言人，背后站立的是财团、是国家利益。如果政府机构成为实实在在的主角，这种“老板”难免四顾茫然、心中空虚。
    第二，将知识产权保护落到实处。
    人们经常指责中国企业总是热衷于打价格战，满足于代工生产（OEM），不重视产品创新和品牌塑造。
    2007年盛夏时节，广东佛山一位玩具厂的港方老板自缢身亡。
    中港合资企业佛山利达成立于1994年，主要为世界最大的玩具提供商美国美泰公司做代工，合作关系一直良好。1998年开始，企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2007年6月，佛山利达的玩具被发现表漆含铅量超标，利达公司被迫停产，国家质量监督总局宣布暂停其产品出口。面对3000多万美元的产品召回及赔偿压力，身为实际经营管理者的港方股东走上了人生绝路。不到一个星期，利达下属三处工厂的数千名工人几乎遣散一空。
    当人门还在为这位以厂为家、从不拖欠员工工资的老板扼腕叹息之时，9月21日，美泰公司向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正式致歉，表示所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是由于美方设计缺陷所致，而不是中国生产厂商的问题。
    悲夫，加工商之殇。让我们再看一下，佛山利达为之代工的美泰公司是何方神圣呢？
    1945年，“夫妻店”美泰（Mattel Inc.）诞生于美国加州南部的一个车库，最初主要制作相框，并利用边角废料生产小型玩具。
    1959年，美泰公司的老板娘设计出世界上第一个金发美女娃娃，并以女儿芭芭拉的昵称命名为“芭比”。不曾想，芭比娃娃首先在日本一举走红。
    1960年，美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在随后5年内首次跻身美国《财富》500强。1963年，美泰公司进军国际市场，并以授权方式在世界各国生产芭比娃娃。
    目前，美泰的销售机构遍布43个国家，全球拥有员工3万多人，在儿童产品的设计、生产及销售方面处于领导地位，年销售额约50亿美元；美泰的主要品牌包括：Barbie Doll、Harry Potter、Hot Wheel、Match Box、American Girls及Fisher Price等等。
    请注意，如果美泰在中国创业，车库能否注册公司就成了第一个障碍。其次，资本市场能向生产玩具的民营企业开放吗？更重要的是，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玩具行业里，热销的芭比娃娃将很快铺天盖地，仿冒品臭了大街。
    第三，国家政府及早回归本位。
    “民营企业原罪”与“国有资产流失”，可谓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拦路虎。
    实际上，没有国家也就不存在国有资产，而国家也绝非“人之初”就存在的。有了剩余财富和社会分工，人们自然要互通有无。剩余财富的出现难免招致贪婪和掠夺，为了“攘外安内”，人们发明或接受了国家这一武装机器。而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财富支撑，捐税便纳入议事日程，这就带来了国家占有或使用财富的机会。
    无疑，国家财富首先要用之于民，为国民提供有效的警察、军队等治安服务，现代社会还要满足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险等社会需求。然而，政府却有着将剩余财富用于商业投资运营的天然冲动。我国自汉武帝时代起，就实行盐铁官营、酒专卖，武器制造、宫廷所用各种物品如丝绸等，也大多由官府经营。
    然而，国家托管的（部分）社会剩余财富要成为营运性国有资产，还必须满足以下前提：
    （一）社会剩余财富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得不寻求除直接改善国计民生之外的其他用途。这一前提在古今中外均闻所未闻。普遍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国家消亡的时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国之不存，国有资产焉附？
    （二）国民对国家机器监督失控、或同意政府挪用社会财富于投资经营。这一问题就不好讨论了。当然，在战争状态下，从国家整体利益（实际是民族利益）出发，国家也可以搞一些军工企业。二战中，英国就征用了数百家民营军工厂，战后就将这些企业发还民间了，而且还给予了适当补偿。
    （三）某些特殊领域不适合民营，只能由国家来经营。比如自然垄断性行业（如电信、煤气和自来水等），搞两个网络岂不是资源浪费、重复建设？
    问题在于，在什么行业只有“一家独霸”才最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才最大限度地利国利民？更进一步，垄断行业为什么只能是国营呢？如果说国企效率高于民企，那就意味着国家最能赚钱，那它只能是赚老百姓的钱。国家为什么要赚老百姓的钱？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在哪里？
    总之，从诞生之日起，国有资产的合法性就是有疑问的，它本质上是社会财富（并非剩余、而是有限甚至是稀缺财富）的流失。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在逻辑上不成立，需要保值增殖的是社会财富。不能忘记，只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绝无政府利益可言。
    总之，在当今日益动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我们必须将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型提高到战略高度：转变社会财富的增殖机制，使国家机器回归本位，妥善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国民提供国防治安、义务教育（一定免费）和医疗保险（一定要全覆盖）等服务，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
    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我们要“反右”、更要注意“防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遍览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有资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能够真正地民富国强；反之同样成立。这就是“实证”。
    什么是我们的强国梦？
    是“世界500强”都到中国来投资？
    是既无品牌、又无核心竞争力的垄断性国企进入“世界500强”？
    否！以上带给我们的只能是新形势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只能依靠民营财团的健康成长来实现我们的强国梦——全球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