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玉江：中国经济危机问题分析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面日益扩大，也波及到中国。其实，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自身运行中由于体制机制的作用、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这次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国内经济危机也会发生。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经济的内在问题：
    一、中国经济周期显现
    市场经济追逐利润，一方面不断地压缩成本，减少用工和降低劳动者收入；另一方面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扩大利润面积。这就构成了一对经常的、不解的矛盾，即广大劳动人民或社会大众的有效需求不足与社会生产扩张和产品过剩的矛盾。这种矛盾周期性地加剧，形成所谓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具体表现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是在其经济体系中不断地引入了市场机制。先后在农业、消费品、生产资料、劳动力、房地产、资本等领域引入市场体制，形成市场经济形态。并且随着国家入世而不断地融入国际市场经济环境。中国经济也表现出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也显现出经济周期现象。例如，1987～1988年高涨，1990～1992衰退；1993～1995年高涨，1997～1999衰退；2004～2007年高涨，2008年出现衰退。
    市场经济本身建立于社会分工、商品交换、货币信用的基础之上，供求分离、钱货分离、借贷分离、使用价值与价值分离，存在着广泛的时间差、空间差、主体差、信息差等。这就在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循环序链中埋藏下无数的或然性和风险因素。不仅如此，某些商品货物衍生出各种期货、典押等重复形态，某些货币金融资本等又衍生出各种票据、证券等虚拟形态，使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中进一步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在基本矛盾等周期因素的作用下，暗流涌动，经常会酿起泫然波澜。
    中国本次经济下滑或衰退的趋势已明显出现。2008年前三季GDP增速为9.9%，同比下降2.3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回落到9%，增速进一步下滑；股市持续下跌达70%；房市交易量下跌20%以上，价格僵持，进入“严冬”；中小企业破产倒闭近7万多家；外贸出口增速由去年的24%下降至近期的13%；失业量增加，大量农民工返乡等等。说明经济运行进入周期的衰退阶段。
    经济周期细分包括供求周期、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技术变革周期、社会福利与效率选择周期等综合表现形式，使得各阶段持续时间有长有短。由于重合性，这次衰退和萧条期看来需二、三年，复苏期需三、四年。
    二、中国经济出现新的二元结构
    部门化、利益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发生了重大的两元分化：一方面形成了一些强势的大型的垄断的部门、行业和企业，它们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已形成气候，成为强势的、主导的、暴利的、过热的一方；另一方面是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分散经营的行业、企业、个体业主、农民等经济体，它们构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弱势的、从属的、微利的、艰难竭蹶的、过冷的一方。
    强势、大型、垄断阵营源于和包括以下相互交织的成份：一是“抓大放小”以后保留的资源、能源、航运等各类大型国有企业和部门。它们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全民企业，经过“减员增效”，它们已将大多数原有职工下岗、内退、买断和辞退，而替换成农民工和社会雇工；少数管理层由权力裙带关系重新组成，他们享受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有些已蜕化为部门既得利益集团。它们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等种种名义使用大量银行资金和财政资金。它们通过欠债迫使政府和银行帮助其包装上市，圈取巨额社会资金。它们垄断国家资源、能源、支柱产业、航运等经营空间；任意抬高价格，创造暴利。二是在国企产权改制过程中，通过剥离竞争性行业“零字买断”、出售、招股等途经，蛹化出一大批大型私营企业，它们很多也因欠债而在银行帮助下实现了上市圈钱，演变成更大规模的企业及行业。三是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自然长成或发展起来的各类较大规模的企业及行业，利用技术和规模优势，获得垄断地位。这类大型私企在发展过程中和现实营运过程中大都要取得国有银行、政府管理部门的支持，需要贿赂和屈从于这些权力部门，所以它们中的大多数沾有权力经济的色彩。四是直接的权力经济部门，即在市场监管的各领域，由各类监督权力特许的各种经营企业和行业，如运输公司、矿产公司、医药、烟酒公司、旅游专线等等。五是黑社会经营的大型企业、行业，或是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黑社会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或是黑社会势力抢占各种经营领域形成的各种大规模企业、行业。如黑社会控制管理的矿业、运业、娱乐业企业等。黑势经济腐蚀官权、公检法，官匪一家、霸市，垄断性犹强。
    上述各类企业行业相互交织、勾结，垄断资源、能源、市场经营空间等，任意抬高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推动通货膨胀，创造暴利，吸榨社会；在劳动关系软约束的情况下，它们还随机吞吐劳工，调整生产规模，立于不败之地。
     而作为弱势经济体的一方则情况相反，它们分散、狭小，没有官方权力保护。它们不能左右市场和价格，当原材料价格一再被强势部门拉高之后，它们的利润空间就受到前向挤压。又由于技术及规模所限它们产品的质量及规格总处于中低档以下水平，技术含量和投资起点低更易引起相互竞争；所以只剩下低价竞销的出路，相互杀价，使获利空间又受到后向挤压，正所谓前后夹击。还剩下一点出路就是近一步压低劳工标准，以榨取血汗微利，当劳动合同法等正常化社会管理实施以后，它们就难乎为继了。它们还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往往订单一停就得倒闭。
    强势经济部门与弱势经济部门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系中新的二元结构。加上原来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就有了两种二元结构，相互关联。二元结构还导致了两种极分化：一是产品两极分化，高档高价产品（包括建筑、设施、服务等），奢侈豪华；低档低价产品，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恶性循环。二是社会收入及生活两极分化，少数富人，大多数穷人；基尼系数已达0.496，接近社会失和的危险边缘。
    三、中国经济出现滞胀状态
    通常，经济高涨时期投资过热，需求旺盛，出现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时期投资不足，消费萎缩，出现大量失业。但是，有时也出现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现象，这叫滞胀。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出现过长时间滞胀现象，此曾引发了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经济今年以来持续下滑，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物价指数居高不下（CPI 7％，PPI 10%）。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但另一方面经济衰退，大量中小规模企业倒闭，大企业裁员，大量失业产生。
    何以出现这种危机现象？在西方国家另有原因，我们暂不探讨。但说中国导致这种危机类型的原因，主是由于上述二元结构的经济体系造成的。
    在二元结构中，强势部门中许多大经济体处于垄断地位，可以直接推动价格上涨，以创造利润。它们在产品滞销时也不肯降价，可以停产放假或解雇工人，但仍维持高价，等待市场恢复。特别是大型国企，经过多年改革已经形成了一种伸缩自如的内部“二元结构”：其管理层以上人员仍保留国有编制，享受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上层集团。其原来的下层员工早已被以拨离、内退、买断等方式逐出企业，而替换成低工资、低福利、低待遇，可以随时辞退的不固定的农民工或其他社会雇工的下层员工队伍。上层集团高福利享受市场高额利润；下层队伍则随市场境遇而涨缩。从而使这类企业在市场上具有“扛价”本领。危机来临，它们既扛价，又释放失业。
    那些资源类、能源类大型企业和行业更可直接推动资源、能源等价格上涨。国家拉动内需的大型建设项目也首先使大型企业获利并随之推动资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社会两极分化，高收入阶层穷奢极欲，也持续不断地拉高高档产品及消费的价格。
    国有银行向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放贷、注资，支持其改造、扩张，拉动物价上涨；它们管理低效、铺张浪费，形成巨额银行坏帐，而银行又是国有的，坏帐再多也不能执行破产，只能由国家核销坏帐；而国有银行体系核销坏帐的办法，就是直接增发货币来充填货币流失之缺口。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每年增发500亿元货币核销坏帐；再增发500亿元核销“贷改拨”（即原来的“拨改贷”资金还不起了，又重新改成无偿拨款了）所形成的资金缺口。这是国家银行参与的直接制造通货膨胀的做法。
    国家银行支持强势部门、大型企业扩张，推动通货膨胀，创造利润；所创利润除其本身上层集团占有外又形成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这就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货币经济循环体系：国家通过银行体系向强势部门注资，强势部门创造利润，再向国家财政回馈资金。看来，当今中国国家财政一起参与分享了通货膨胀猎获来的丰厚晚餐。由于各方有利，就都自觉不自觉地推波助澜，共同推动通货膨胀前行。
    强势阵营的经济量占国家经济的1/3硬，近些年它们的增长速度在30％以上。所以平均下来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10％左右。可见，广大中小企业即弱势部门增长甚微。社会经济增长10％，而国家财政增长却是30％以上，与强势部门增长速度高度相关。这种情况与上述分析基本吻合。
    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分化，运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广大弱势企业出现负利润，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广大下层社会收入低迷，出现负储蓄，社会购买力大面积萎缩，泡沫破裂，危机爆发。大量弱势部门企业倒闭，停工放假，造成大量的失业；大企业也减员造成大量的失业。
    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中国经济进入滞胀状态。
    滞胀还包含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的窘况。
    四、中国房市和股市存在原生泡沫
    中国房地产业领域，也主要是大资本、大型企业、权力资本涉足。它们同属于强势经济部门，稍有特点的是它们与地方政府关联更为密切，它们与地方政府财政、银行之间的铁三角关系更为明显。
    城市改造、新型房地产业兴起带来了巨额利润空间，政府、银行与大资本合作，积极开发这一淘金领域。政府不断规划新的城建区，改造动迁旧的城建区，以出售土地获得巨额财政收入； ——大地产商从银行融资来买地和建楼，然后高价卖楼赚取高额利润；——银行通过放贷给地产商和购房者获得高额利息收入。（三方利益攸关。）银行按揭向购房者放贷，也起到促进售房，推动房价上涨的作用；房产交易税费也构成巨额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此外，在地产批发、交易过程中，地方政府有关官员也有广泛的权力寻租的空间；开发商贿赂银行职员、制做购房群体贷款手续向银行套取贷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等等。总之，在中国房地产业开发发展过程中，各方面各环节都有很强劲的利益动力。他们利益攸关，也互相联结，互相照应，推波助澜，推动房市价格持续上涨，出现严重泡沫。国外发达国家房地产业盈利一般在7～10％，中国则达到30％甚至50％、100%以上。
    2008年以来，各城市房产交易量普遍下降20％以上，价格僵持，交易停滞，进入“冷冬”。2008年10月份全国18个城市政府先后出台优惠政策“救房市”，表明沉不住气了，变相承认了房市存在着严重的泡沫。只减免一点税费，扩大一点房贷或给予些许奖励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协商降压，挤出泡沫，惠及百姓，才是正确出路。但是，前述二元结构的倾向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各方利益捆在一起，联合“扛价”等待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来消化其高价泡沫的倾向占居上风。
    中国股市先天不良。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成份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改制、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产权市场开放等改革及发展过程不断为中国资本市场准备了条件。先期几个民企特别是几个由国企“买断”转制而来的“民企”上市募集资金成功以后，再三改革仍不见效的其他国企大受启发，于是也在各大银行的帮助（包装、粉饰）下纷纷上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圈钱并亦获成功。银行为什么要帮助它们掩饰亏损和不良业绩？因为它们大都欠银行巨额贷款，“圈钱”成功后可以还给银行，——他们有共同利益。
    同样道理，银行在帮助转民或未转民的国企上市成功后，也大受启发，甚至分外眼红。如此管理缺陷、经营低效的国企尚能在资本市场开放之初上市成功；况我金融机构同属国有企业，也有诸多同病，存在着大量亏损和坏帐，几经改革难以实现自负盈亏；何不也利用一下资本市场初放之契机？于是各大银行、保险公司等国有金融机构也都在新世纪伊始屈尊自卖，纷纷自我粉饰，
    取得当局默许，争相上市；利用国有金融机构的传统名望，成功募得巨额资金，得以填平长期坏帐及亏损，为进一步转制和发展赢得了宽松条件。可以说，广大国企和金融机构，都成功地利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初恋”，双双实现了“解困”。只是农业银行步伐稍慢，没能赶上危机前的这班车。实为遗憾！
    可见，中国资本市场所基于的产业素质不良，存在先天缺陷。大部分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尚不到位，其内部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的现象仍很严重，他们坐吃上市收益，继续依靠垄断国家资源来获利；它们很少或长期不向股民分红。不良产业发行了大量的“垃圾产品”。
    当初产权改革、化股上市时，为了保持国有经济性质，设置了大比例的由企业及其内部自持的非流通股（民营公司上市后其内部也积累一部份非流通股——小非），其按期解禁后转为流通股，可见机入市；其对于持有者来说始终是有利的主动权，对广大股民来说则始终是一种不测的冲击。
    监管不善，也一直是中国股市的心腹大患，上市公司素质不良、假帐、权力不对称、信息失真、高管圈钱、庄家操纵、交易不公、坑害广大中小散户等情况时有发生。
    此外，国人好赌，侥幸投机心理为主。与上述因素互作，使得中国股市完全成长为投机主导型市场，而非投资主导型市场。
    所以，中国股市泡沫也是原生的。18年潮起潮落证明：上市公司募资成功是赢家，国家税收是赢家，证券公司佣金收入是赢家，少数庄家（机构）是赢家，而绝大多数分散股民是败家。几翻炒起跌落之后，真相渐明，社会信心大失，必然陷入一蹶不振的危机状态。
    五、中国涉外经济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期的招商引资、合资合作，大都是以高外汇汇率、高定价进设备作股的，外方一般还垄断销售结算权；中方一般配套土地和流动资金贷款，以低人民币汇率计价。后期，中方经过长期廉价劳动、廉价资源、廉价商品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现在，巨额外汇储备又受到外币贬值的不断打击。外汇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又同时打击中国出口业。中国经济进入福利外流，恶性循环的窘境。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合资合作，独资、来资购股、并购等等，这些过程回头看却都似外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入侵：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现代管理能力，中国的制造业不断被收拾、归拢、纳入国际产业分工序链，并被压入硬成本环节，即劳动力和原材料环节。所谓“两头在外”：知识产权、产品设计、标准化管理、核心关键技术（构件）等环节在外；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环境等环节属我；产品包装、商标。广告、分销等环节又由外掌控。凡风险大、成本高、利润微的环节属内，凡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环节属外。产业劣势已经形成。此外，国际资本对中国现代服务业也已觊觎良久，早有渗透，现代零售业已大部被吃掉，银行、保险、通讯、物流等行业的经营空间已不断被抢占。2008年是中国服务业入世保护期的到期年，外资侵入势头更强。所以，今年在出口凋萎的情况下，外资进入速度却增长26%，说明了这种实际情势。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对上述情况有深刻的阐述。
    中国的出口总是廉价，中国的进口总是昂贵；国际资源能源涨价经常对准中国需求；中国食用油加工业也被悄悄吃掉；中国海外资本投资还经常被套住；中国很多富人和有些贪官还将资金向外转移等等。总之，中国涉外经济处于被剥削、被控制、福利外流的不利地位。
    六、中国市场经济监管不力
    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也是自由竞争经济，它的正常运行必须有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即完善的法律法规；同时还必须有相应的政府机构依法严格监管，以保证为各市场主体提供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保证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则，能够得以实行。
    但是，政府监管权力能否正确运用？这又靠现代民主政治监督来予以保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这三件事情是一种连环的关系：市场经济有活力和效率，社会发展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运行需要政府监管；政府监管须要民主政治监督。
    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及其监管和执行机构日益建立、健全起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十多年来政府的市场监管行为却不尽如意，监管不力甚至监管腐败的情况一直严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某些行政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某些管理部门割裂、行业利益保护、行政垄断做法遗留；政治体制改革尚且滞后，民主政治监督机制缺乏。监管不力或监管腐败，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至少造成以下恶果：市场准入不公，各种行业保护、行政垄断盛行，如能源、交通、通讯等行业垄断犹甚；生产安全技术标准执行不严，黑心矿主草菅人命，矿难不已，各类生产事故频发；食品药品质量监管不严，恶性中毒事件连连；建筑工程及设施安全质量监管不严，“豆腐渣”工程颇多，社会生活安全隐患很多很大；市场运行秩序不良，坑蒙拐骗、恶意拖欠、假冒伪劣等行为和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资本市场信息不真，庄家操控等痼疾难除等等。
    以上情况使中国市场经济运行质量大受影响，市场关系扭曲；也是酿成前述二元经济结构（即强势经济部门、弱势经济部门）病症的温床。
    七、中国经济体系具有“上吸性”
    这里说的上吸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前述二元经济结构当中，强势经济部门通过垄断资源、操控市场、推动物价上涨等手段不断抽吸下层社会及广大弱势主体的利润。二是几经改革后形成的国家财税体制，具有强烈的上吸性。
    首先，国家通过发行货币，核销国企及银行坏帐、分赐大型建设项目等途径，支持强势经济部门扩张，创造巨额利润，然后国家又从中吸取利税，形成巨额财政收入。这是一种国家财政与强势经济部门连动的上吸形式。
    其次，国家还通过分税制的形式将财政收入不断向上集中，例如关税、重要资源、能源及大型国企的税收掌握在国家财政手中；增值税的大部分（75%）也掌握在国家手中；其他税利收入在各级地方财政中逐级留成，也是越向下比例越小。
    第三，国家的许多部门及行业管理还实行了逐级垂直管理的形式，由此将很多税费收入直接集中到省及中央财政手中。
    这种上吸机制，形成了上大下小、上实下空的财政体系。这种财力结构使国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国家建设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社会经济运行对国家依赖性太大，每逢萧条，就靠国家投资、上项拉动。国家投资、上项又与强势经济部门结合，再助长下一轮扩张和危机。如此使国家陷入经济周期漩涡，难以自拔；使国家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的辅助性、中立性、超然性和科学性难以保持；进一步造成市场扭曲，并埋藏更大危机的祸根。这种财政结构还进一步助长了权力腐败，“跑部钱进”成了各下级政府的心经。
    八、中国经济危机的治疗
    中国经济危机应该标本兼治。 除了科学审慎地运用财政及货币等克服周期的政策措施外；还应该深化体制改革以剔除各种垄断弊端；加强科教以提高产业素质；推进政体改革以健全社会管理；等等。
    1、拉动内需措施不要操之过急，要注意保护市场机制、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科学规划、科学决策、平稳实施。防止与强势经济部门藕合，又造成人为的市场波动。
    2、大力推进民生项目建设。要多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服务设施、医疗诊所、居民区街道、绿地、文体场所、垃圾污水处理场所，电力、交通、通讯设施的“最后一公里”即使用端口等等。要及时推进免费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伤残、灾害、失业、最低收入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些措施惠及面大，补救市场缺陷，也能扩大内需。
    3、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广大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属于前述弱势经济部门，它们数量大、面积广，劳动密集，吸纳就业多；利润率低，几乎只挣“功夫钱”，惠及广大消费者。因此要切实对它们减免税费负担；要为它们的生产场所、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提供支持，不能只搞检查、关停等生硬措施；要对它们提供科技、培训、技术改造、安全生产、产品优质化改进等方面的投入支持；要为它们提供公正管理和司法服务，为它们创造宽松、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等等。
    4、安居工程不必多开新的建设工程，可以通过适当引导房市降价，挤出泡沫，使房价回归正常；将现有滞销的房产存量卖给百姓，惠及百姓。国家可以设专项补贴帮助百姓。房产商也可间接受益。
    5、提升、授权香港证监系统为全国证监管理中心。解职、重组内地证监体系，引进管理及制度资源，重建中国资本市场监管体系。消除、消化现存的各种弊端，杜绝庄操，逐步提高上市产业素质，保证资本市场公正、健康运营。
    6、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快斩除、剔除各种行业垄断、行政垄断的恶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行业管理部门、机构及人员队伍，这些年改头换面，又经营又管理，如各种交通运输公司等，横亘于市场体系中，成为垄断性既得利益团，危害极大，严重伤害自由市场秩序。必须下大力气逐一清查、铲除之。同时，稳步培育真正的民间行业自组织体系。还要深化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扩大地方自主权。
    7、努力加大反垄断力度。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反暴利法、质检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强化监管责任，提高执行力度等。还要坚决有效打击各种权力腐败和黑恶势力等。努力控制强势垄断部门，消除滞胀因素。
    8、推进司法独立。进一步提高各级法院级别，使其与政府同级和并列，直接对人大和社会公众舆论负责。由此提高法律权威，加强司法监督力度，督促政府做好各类市场监管工作。
    9、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民主政治监督，进一步促使政府公正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根据条件，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试行以下方面：赋予政协维宪监察权，强化政协审议功能，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建立人大代表竞选直选制度，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制度等，以提高人大立法、表决质量及监督力度；实行县区政府首长竞选、公选和直选制度，扩大人民和社会监督力度；进一步实行新闻媒体自由和信息公开、政治透明的体制机制，为大众监督创造条件，推进社会公正；等等。
    10、不遗余力地加强科技和教育，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劳动者素质和产业素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产业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培养经济发展后劲。
    2009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