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寻找增长与快乐的最佳配置

    过去20年中，东亚经济奇迹令世界瞩目，各种赞誉性的研究铺天盖地。相比而言，反思和提醒性的研究则比较匮乏，或缺乏深度。印象中比较突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的研究，他发现东亚的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部分是零，全都是靠资源投入。而资源是有限的，投入维持不了很长时间。根据他的研究，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复归》中预言，东亚经济奇迹将会破灭。后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证明，东亚靠高投资而不是高效率的增长方式存在重大隐忧。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发展方式，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这是令人欣慰的。什么样的增长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增长？什么样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在社会转型期，如何比较好地解决贫富悬殊、失业增加、部分地区社会矛盾激化、部分群体受挫感、无力感加剧、反社会倾向、精神问题和自杀率上升等等问题？
    对上述问题，知识界一直也在探寻。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快乐与经济”的命题，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称之为“快乐鸿沟”(happinessga p，也作“幸福鸿沟”)。
    他指出：“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对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最低。这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去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比如，终极目的、价值问题，经济成长的代价问题，经济成长而人们不快乐的理由何在？如何来改善？可以采取的公共对策有哪些？”
    黄教授的这些反思，对于“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无疑是有帮助的。为此，记者与黄教授进行了联系，并在5月4日通过越洋电话对其进行了专访。
    《南》：经济学家喜欢谈growth(增长)，认为GDP多有助于我们过更好的生活。而您的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是happiness、welfare、quality-of-life这些词，那么您认为经济增长和快乐之间是什么关系？
    黄：happiness、welfare、quality-of-life，这些词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快乐幸福。经济增长和快乐的关系，应该分几个方面：在人均GDP很少、很贫穷的时候，增长是可以带来快乐的。收入越多，快乐也比较多。对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来说，经济发展能让他们欣喜欢跃。但是，温饱问题解决了，人均GDP到了3000、5 000美元之后，这个关系就递减了，不怎么存在了。第二，每个人都多赚钱，不等于大家的快乐都增加。人与人都在竞争，比着多赚钱，多消费，买更好的汽车，更大的豪宅。绝对收入是增加了，但相对收入并没有增加，于是继续攀比，拼着挣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竞争和攀比的结果，是有了更大的房子却更难收拾，是要花更多时间去工作，是要减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是要影响自己的健康。
    《南》：很多人说，现在勤力一些，趁年轻多赚些钱，是为了将来无忧。
    黄：人的基因里确实有一种动物的本能，像蚂蚁、松鼠一样为未来储存物资。在货币社会，这种本能就表现为拼命赚钱，凯恩斯把这种本能叫“兽性(Animalspirit)”。它确实有用，可以使我们降低因物资匮乏死亡的概率，也有助于我们的长期快乐。但是，在物资基本上不匮乏、在赚钱不能显著提高我们的生存概率与快乐水平时，还去牺牲亲友关系、甚至危害健康去拼命赚钱，也就是去选择那些降低自己快乐的事物，这就肯定是无理性的表现。在中国香港，在新加坡，不少人每天工作16、18小时，没有尽头，永远说是“牺牲现在，为了将来”，其实哪里有快乐，哪里值得？是在牺牲整个生命。美国前几年有一个调查，“你的家庭每年至少需要多少收入才会够用”，越有钱的人回答的数目越高。可见在物质主义、拜物教的影响下，人们永远不知足。更有人冒着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去走私或受贿赚钱，就更不足道了。
    人们无理性地拼命赚钱，也有很多时是由于“无知”和受商业广告鼓励人拼命消费的影响。例如，人们争着买汽车，以为买车很方便和快乐。但事实上很多人买了车，并没有增加他的快乐。像台北、曼谷等大城市，都是骑虎难下，私人汽车就是这头老虎，不但交通拥挤，停车困难，而且空气污染严重。如果更早、更好地发展公共交通，采用对汽车大量征税等控制方法，现在的情况就会不一样。
    多年前我看过报纸上的一个新闻，天津有一个青年月收入只有600余元，全部储蓄只有五六千元，却想拥有一部手提电话，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省吃俭用，再向亲友东挪西借2000元，才买下一部9000多元的“大哥大”。电话不是用来做生意或工作，这青年骑着单车，带着“大哥大”宝贝到各个朋友家中展示。由于两年多省吃，营养不够，结果半途晕倒，送入医院。像这样超出自己能力去追求高档品，绝对是得不偿失。
    总的来说，我认为，如果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则它们已不重要，如何增加快乐才重要。
    越帮助他人越快乐
    《南》：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不是难以衡量？
    黄：我不觉得快乐不能衡量。比如，今天我从早到晚，多数时间没有快乐，也没有不快乐，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如果我牙疼，被人欺负了，孩子生病了，我的快乐就是负的。如果我欣赏了风景，有了知识上的成就，那我的快乐就是正的。长期都比较快乐的话，就是幸福。
    《南》：但有的人对快乐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黄：当然。不同的人，能力、智力、体力、欣赏知识的水平不同，其对快乐的理解是有差别。但是，不管他通过什么途径，最终他都是需要快乐的。在需要快乐这一点上，人与人是没有差别的。
    《南》：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富人，可是他们并不快乐，有的还自杀了。你认为这是为什么？除了受各方面的压力，没有安全感，跟他们缺乏更高层次的信仰有没有关系？
    黄：根据研究，有信仰的人是比较快乐的，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
    佛教、印度教和道教都强调知足常乐，儒家文化也有相通的地方，但更重功利。在东亚，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已日渐衰微，与之相比，佛教、印度教在印度却全民信仰，深入人心。这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印度的收入远低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快乐程度却比别人要高。从政治信仰上说，我少年时在马来西亚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学生运动，冒着被开除和逮捕的危险，可是由于觉得做的事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就很快乐。一个人有社会责任感，就会快乐一些。那些喜欢帮助他人的人，也会快乐一些。越看重金钱越不快乐，越帮助他人越快乐。另外，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像朋友、家庭的关系。
    《南》：有人把为所欲为当成快乐，说快乐是他自己的事情，怎么办？
    黄：确实，有些人为所欲为，这是他的偏好，但往往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且从生物学上解释，会存在这样的人。例如在艾滋病流行的地方，仍然跟来历不明的女性上床，可能一时享受快乐，但长期来讲肯定是在减少快乐。对这样的问题，公共政策应该介入，即使西方最自由的国家也介入了。像吗啡和海洛因，是很容易成瘾的，对人的健康危害很大。可能年轻人不小心短期吸上了，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这种情形就需要公共政策的介入。
    《南》：中国不少人求职，换工作，高薪是第一考虑，您怎么看？
    黄：收入太低当然是不行，但是小康之后，选工作就不要把薪水当成第一要件。我认为兴趣很重要。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讲课，写文章，工作过程中就是一种快乐，而不觉得很辛苦。所以，在选择工作时，除了薪水，你还要考虑兴趣，考虑是否离家太远，工作时间是否太长。
    《南》：不少中国人说，我们地大物“薄”，人口多，压力大，所以才不是那么快乐。
    黄：也不能这么说。人口密度和快乐之间的关系很不确定。非洲人口最少，但也不是最快乐。英国、德国人口密度都不小，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和西欧爆发，就是因为那里人口密度大，有利于分工的形成和深化，但也没有说人多就不快乐。美国东北部的人口密度也不小。
    《南》：自由是不是快乐的前提，知识和教育是不是快乐的前提？
    黄：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也不完全。滥用自由就不行。知识分子在像“文革”那样的特定时期，不能讲真话，很压抑，反而会出现“知识越多越痛苦”。
    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
    《南》：您在解释东亚快乐鸿沟的原因时，归结为高生产高消费，竞争太强，教育压力，过分强调大同、秩序等。可是如果没有这些进取的精神，高储蓄的积累，还有东亚的经济奇迹吗？
    黄：是的，如果东亚不是这样的发展，GDP增长是会降低一些。但是还是会有相当的增长。而现在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经济与社会、人民幸福之间的最佳水平，过犹不及，是一种不协调、不快乐的增长。
    我认为，东亚的经济应该朝着更适当的方向来发展。首先，环境质量的保护应该摆在第一优先考虑的位置。我们需要一个洁净的增长环境，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第二，我们希望增长能真正地带来更多快乐。这不仅需要大力节制私人的攀比消费，更应在那些能切实改善福利的领域，如公众健康、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领域，提高公共投入。此外，还需要提高公共研究经费以用于更多新领域的探索，例如人们不快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疾病，那就应该在药物的研究上投入；等等。
    东亚一些地方鼓励人民消费，而我的观念是鼓励投资，
    节制消费。即使你要鼓励消费，也应该鼓励有外部利益、或至少外部成本较低的消费方式，例如教育、保健、住房等，绝对不应该鼓励私人汽车消费。汽车消费有四大“外部成本”(炫耀性消费、拥挤、空气污染、对他人的意外伤亡)，又有钻石性物品的性质(贵重，显示经济地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展示，在社会上相互抵消，没有作用，纯粹是浪费，但这种相互竞争却会给人很大的压力。
    如果中国能拿今后二三十年将会浪费在私人汽车上的资源的一半，来发展公共交通，中国大城市将会有全世界所羡慕的现代化公共交通！相反，中国大城市可能变成交通可怕的曼谷。
    《南》：您对环境为何如此看重？
    黄：因为只有增长而没有环保，地球一定完蛋。所以，环境比增长重要得多。很多时候，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补救的，或者将来必须用许多倍的资源才能补救。破坏环境不但影响人们今后的福祉，也影响经济生产本身。
    环保不一定要有大量的政府投资，可以通过对破坏环境的活动加以课税(或收费)或限制来实现，政府对污染环境的工厂多抽税，可视其对现实和未来污染的程度而抽取。这样的话，鱼和熊掌或可兼得，否则就来不及了。
    《南》：公共开支的增多会不会带来“大政府”和低效率？
    黄：政府的职能本来就是要解决公共问题，这方面是不能缺位的。不错，公共开支一多，高浪费低效率问题就会出现。但是，我们对私人消费膨胀的危害性则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私人消费过度，也会导致总体低效。更重要的是，如果个人消费不再能给社会增加快乐，那么提高公共投入，即使在金钱上会有损失，但却不会付出快乐代价。
    快乐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南》：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快乐经济学”的公共政策涵义是什么？
    黄：我主张加强公共投资，不主张私人消费膨胀。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经济是否增长和收入的多少都不是影响生活质量最主要的因素，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其所在国家的科学、技术及其它科研成就的水平是否够先进、够领先。这就需要增加公共投入，而不是提高私人消费。
    消费不是不重要，从根本上说，投资最终是为了消费。但在中国当前的情形，不应该鼓励消费，而应该把储蓄转化成投资。
    第一，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政府更需要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科技与教育；私人需要增加积蓄，准备购买房子，准备将来孩子的教育费、自己的退休养老等，投资比消费更能够提高综合国力与人们的福祉。
    第二，基础设施的贡献，很可能比许多人所想象的还要大。同时，我要强调，法治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基础设施。
    第三，消费已经过分，不需要鼓励。茅于轼教授说，现在许多有钱人是“用违反道德的方式赚钱，用违反健康的方式花钱”，暴饮暴食，破坏环境。鼓励消费虽然也可能有助于维持经济增长，但却会减低人们的福祉，减低国力。
    《南》：您的“快乐经济学”对个人来讲，有什么借鉴意义？
    黄：首先，大家要意识到快乐的重要性，知道健康、亲友和精神满足远比金钱重要得多。
    要意识到，不理性的敛财本性带来的是种种错觉，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为漫天的商业广告所动。若非必要，不买、不用汽车，不浪费能源，不乱丢废物等；
    要有进取心，但不要追求超过自己能力的东西，别老想着去与人争，更不要损人地去争。把这种争强好胜的本能压一压，多去想一想怎样为社会做贡献；
    不要太重视金钱，要重视真正能增加快乐的东西，例如多运动，重视与家人亲友的关系等；
    不要在私人消费上竞争，而要在对社会有利的方面竞争，例如捐助慈善、教育、义务工作、研究事业等。
    如果能做到这些，东亚的快乐指数不仅会提高，而且若能缓解并重新纠正目前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对改善全球环境也是一个福音。
    《南》:听说您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您是不是因为成功才快乐？您的经验是什么？
    黄：是因为快乐而成功，还是因为成功而快乐，我想都有一些吧。
    我为什么比较快乐？一是天生的性格比较开朗；二是父母的教育，父母亲对我的功课大致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妈妈常说，孩子得等他们自己愿意读书才有办法。她的理论至少对我来说是对的，我这个留级两次的孩子也还能读到博士毕业(东方的教育方法，往往失之太过严格、呆板与填鸭；但当今许多独生“小皇帝”的家庭教育，又失之太宠爱，使孩子长大后，不能与人好好相处)；三是看得开，不开心的事从来不想很久；四是不过分工作，我每周工作就是40个小时；五是尽量去做一些利社会的事，我在英国，在香港、台北地区都长时间没有汽车，走路、坐公车，必要时才坐计程车，而并没有很大的不便。若非太暗，办公室不开灯，虽然这电费是由大学负责的。我用纸张，段落之间都不空行，因为节约用纸就是节约资源。在餐馆吃剩食物，我都打包带回。这些习惯对社会就是一种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