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义：“只长骨头不长肉”？苏州模式的“盛世危言”

    “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苏州模式，正被学界和民间拉下“神坛”，并在接受非议的同时开始变革
    “只长骨头不长肉。”
    在一片赞誉声中，这可能是对苏州模式或曰苏州经验最刻薄也最引争议的评价。
    虽然贬损苏州并不是第一遭，但当此话出自拥有经济学家头衔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之口，分量或许不同。
    对这番话和新近的一组名为《贫困的苏州》的报道，被访的苏州官员均称“那不值得一驳，我们只做不说”。但他们也承认，几乎人人都传阅并私下议论过这些文章。
    外资之祸？
    “这其实不是个新问题，早在2003年就已经炒过一阵儿。”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苏南问题专家单强博士说。
    2003年年初，一位名叫龚坚的网友在对苏州和成都的GDP、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私家车拥有量等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除GDP、进出口总额等数字苏州大大超过成都外，在许多有关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上，处于东部最发达地区的苏州，还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的成都。于是，他得出了“苏州人不如成都人富裕”的结论。
    此言一出即在网络上引起波澜。但对于这座以一个地级市的身份，2005年GDP居全国各城市第四，工业总产值居第二，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居首的城市来说，此类非议或许几近侮辱。
    而经常语出惊人的黄奇帆在一次演讲中给争论火上浇油：“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黄奇帆的论据来自于苏州人均收入水平与其庞大的GDP规模极不相称。按照国际经验，如果剔除信贷消费因素，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大致是后者应为前者的75%。但实际上，苏州2004年的数据中，后者仅为前者的25%。
    显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实惠，老百姓未能同步享受。原因则被归结为苏州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苏州市经济委员会官员杜文忠在其《“苏州模式”：反思与肯定》一文中分析了原因：近年来，苏州成了全国引进外资的典型，但许多工厂其实只是跨国企业的加工车间，出口的都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即使一些IT产业，实际上也与研发、设计无缘，装配工人多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这种廉价的“打工经济”自然“给百姓带来的福利增长不及经济本身增长的幅度。”
    但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方世南认为，“苏州的问题不能归结到苏州，苏州的问题全国都有。”
    非议中的苏州之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乡镇企业遭遇困境后，苏州利用毗邻上海的优势，迅速转向引进外资和产权改革的道路，由此步入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阶段。
    然而，苏州的地方官员们并不欣赏所谓“苏州模式”的提法。“一切模式都不过是发展途中的一个路标。因此讲苏州之路更合适。”苏州大学苏南研究院院长任平说。
    3月份，由任平担任副主编的《苏州之路》一书出版，主编即是苏州市委书记王荣。它无疑是苏州官方对历史的一种“盖棺”论定。
    不过，苏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陆咸对这种总结评价并不高。对于所谓“苏州无模式”的说法，陆咸尤其感到不解，“怎么会没有模式呢？”
    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76岁的陆曾见证了苏州模式的产生。1983年后，陆咸曾奉调组建苏州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并于1991年离休以后加入苏州市经济学会。
    昔日苏州乡镇工业的辉煌至今仍令陆咸心醉。“那时候没有垮掉的农村非常富裕。”他回忆说。
    “后来乡镇企业也犯了以GDP称英雄的毛病。”言及此后的变化，陆咸显得有些痛心。“再后来搞改制，把集体所有改给管理层，就像现在的MBO(管理层收购)一样。”
    陆咸至今记得，乡镇企业改制以后，城乡差别拉大了，对社会事业和农民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南模式必须改制，但是那样改是错误的。”头发花白的陆咸摇摇头。
    在苏州模式产生、演变的过程中，陆咸更多的是扮演了一个“研究者”的角色。而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的卢立则更多地从“实践者”的角度分析问题。
    在他看来，乡镇工业恰恰为随后外向型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也继而在外企的带动下，有了今日苏州民营企业的初具规模。“这正是苏州的优势所在。即使外地学苏州的招商引资也学不来。”卢立说。
    但单强认为，外界对苏州模式早期的乡镇企业阶段一直持比较正面的评价，而外向型经济模式则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
    2003年，以外向型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苏州模式再度嬗变。在这一年召开的苏州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苏州确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针：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
    任平表示，上述变化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防范外资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持持续的增长。
    外向型经济无可争辩地仍是苏州的“第一性经济”。令人注意的则是另外两个变化。
    2004年苏州市委、市政府的一号文件提出了“民营经济腾飞计划”。随后一年的一号文件则是《关于促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的决定》，提出5年内使全市服务业增加值翻两番。
    “规模经济的核心是自主创新。”任平认为，继乡镇企业、开放型经济之后，苏州目前正处于从第二波模式向第三波模式的转化，即创新增长的第三阶段，其核心特征就是“从苏州制造变为苏州创造。”
    “按照这个逻辑发展是比较圆满的。”苏州科技学院教授王旭章说，“不过，实际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他认为，通过外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存在着制度性缺陷。目前苏州引进外资仍是通过“开发区”形式的政府为主导，而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并不一致，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地区GDP总量增长和财税收入，虽然客观上也包含着吸收引进再创新，但由于它不是市场主体，创新难以落到实处。王旭章抛出了问题：“谁来自主创新？”
    当富民成为运动
    一个巧合是，苏州模式发生变化的2003年恰恰也是外界对苏州的质疑甚嚣尘上的年份，政府对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的力推显然是意有所指。
    对苏州而言，2003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被中央和江苏省确定为实现“两个率先”的先行军，并排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在2005年率先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2010年率先实现现代化。
    “小康不小康，关键在富民。”苏州市委政研室主任陈楚九说，“小康不是政府的自娱自乐，而是要看老百姓的感受度。”
    有一个细节不应该被忽略。在2004年之前，苏州经常提及的口号是“富民强市”；2004年以来，“富民强市”被改成了“富民优先”。
    城乡两个人均纯收入是最能直接衡量富民水平的指标。而有数据表明，在1999年到2003年间，虽然苏州人均GDP增幅近20%，远远高于国内31个大中城市10%的平均水平。但是苏州两项居民收入同人均GDP的增幅之差却都是31个城市中最高的。1999年，苏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第10位，2003年则后退了一位。农民纯收入5.92%的年增幅也低于31个城市6.32%的年均增幅。
    一些变化在近年开始发生。根据陈楚九提供的数字，近三年来，苏州城市居民纯收入的平均增幅为15 %，农村的纯收入增幅也达到了10%。
    客观地说，苏州人也不可谓不富。苏州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卢宁提供的数字则显示，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江苏排名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列全国第一。
    但在现阶段的苏州，由于打工者居多，工资性收入仍是大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增长潜力有限，而投资性收入的增长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这也是政府力推的。据卢立介绍，目前通过社区股份制、土地股份制、物业合作社等形式拥有股份的农户已达23.6万户，约占总数的21.57%，来源于各种合作组织的收入10.6亿元。
    同理，苏州城市居民仍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且总体上滞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但官员们寄望，今后随着民营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城乡人民收入应由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向工资性收入与投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并重转变。
    “扩大就业是基本渠道，创业是根本，社会保障是底线。”陈楚九如此概括目前实施的富民运动。
    除此之外，政府对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投入也能提升当地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卢宁认为，这些投入虽然表面上没有增加收入，但增加了老百姓的幸福感，比如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等。
    “最重要的是政府。”单强说，“政府的投入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毫无疑问，让老百姓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收益，是政府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责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