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君：中国企业家：民主化的动力还是障碍？————苏南和温州的调查发现

    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密不可分。那么，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会最终导致民主化吗？如果是的话，其机制是什么？新产生的企业家阶层会是推动民主化的中坚力量吗？政府又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尽管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还为时过早，但通过观察与分析不同地区发展道路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后果，比较这些地区具有指标性的政治实践，还是能够做出大致的判断。
    本研究选择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发展模式作为比较案例。一个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苏南地区），其典型特点是政府在早期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企业家角色，采取集体所有制为主要的企业所有权形式（乡镇企业），而在第二阶段，政府主导了不公平的私有化。另一个模式是企业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民间力量或者说企业家是发展的主要动力，私有企业产权和相对完全的市场化导向是其主要特点。
    阶级结构是市场化和民主化之间最重要的中介变量，它影响阶级利益和阶级行为。虽然一般而言新生的企业家阶级有动机和一定的能力去推动政府改革，从而使这个阶级成为现阶段中国推动民主的潜在力量，但企业家在不同的阶级结构中追求其利益的方式不同。
    在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中（苏南），企业家们认识到他们同政府官员之间的共同利益，从而导致了政商精英联合；在比较平等的阶级结构中（温州），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当地政治上竞争的出现；同时，企业家们对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和群体利益的认识使得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协会、商会）来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政府改革。简言之，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取决于市场化产生了什么样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
    市场化、民主、阶级结构——几个定义和理论基础
    本文所谓的「市场化」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同市场化相比，对民主和民主化的定义则纷繁得多。如伯伦（Kenneth A. Bollen）所写：为民主下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建议，可行的策略是给出一个工作定义。本文对民主的工作定义包括两个基本部分：有意义的参与和政治竞争。
    评价一个定义有效性的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捕捉和区分社会实践。在这方面，本研究的工作定义可以区分两地协会和村级选举的实践。温州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由企业家组织和运作的、生机勃勃的草根性协会组织，企业家之间为争取协会的领导权而展开竞争；而在苏南，绝大多数协会由政府出面组织，它们大多因不能为企业家服务而被冷落。对民主的定义也能有效地区分这两个地区的村级选举。在温州，选举竞争异常激烈，村民们动员起来积极地参与；而在苏南，村级选举仍然被政府和地方精英控制，村民们只是被动地参与。
    许多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导致民主，但其逻辑不同。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Seymour M. Lipset）运用定量方法，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民主化有正相关，而中产阶级是民主的推动阶级。他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带来信息和教育的扩张、都市化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从而带来民众对政治的兴趣和更多的宽容，而这也正是民主治理的行为基础。但是，如许多理论学家所批评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发展所带来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化。苏南和温州都是当今中国的富裕地区，但是这两个地区的政治状况截然不同。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苏南比温州还要高一些，但其民主化进展却滞后。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政治实践呢？不同的社会条件是根本的原因。本研究继承历史比较研究的传统来分析对中国民主化有利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力量。改革以来逐渐壮大的企业家阶级有一定的动机，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能力来推动政府改革和最终的民主化。从动机来说，这个阶级希望有一个健全的法治体系来防止政府的掠夺以及一个更具效率和更具理性的政府。这些都有可能间接或直接导致民主化的改革。同时，这个阶级在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力使得他们同政府对话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愈来愈高。但是，一成不变、普遍而同一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行为并不存在。由于新兴企业家阶级的起源、本质和力量在不同的历史路径和阶级结构中存在区别，其利益和阶级行为不同，从而其政治实践也有所不同。
    在一个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中，精英们有强烈的利益诉求让从属阶级保留在原位。经济精英们会寻找政治帮助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工人阶级的顺从及其财产的有效保护。政治精英们也需要经济精英来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精英联盟就成了现实的选项。从可行性来说，两极分化的结构也为精英联盟提供了条件，因为少数几个精英更容易结合。在一个相对平等的阶级结构中，精英们面对不同的可能性。即使他们也企图维护既得地位，但现实或来自其它阶级的挑战也让维持现状变得困难。由于有更多的资本家，因而要形成对付下层阶级的统一战线相对困难。相反，精英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而互相竞争倒可能更容易些，从而更有可能促进民主。
    在下文中，我们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在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不同阶级结构的形成，及其对政治经济精英们不同选择与行动的影响。
    苏南与温州：两条不同的道路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和财政分权体制，为不同地方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机会，这样，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发展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突出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苏南走了一条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而温州模式则代表了另一个极端，即通过发展民营经济而实现发展。据一些学者研究，导致两地差异的根本因素是资源条件和改革前经济条件的差异。苏南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发达的农业为发展非农经济提供了剩余；再加上苏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以及上海的辐射和支持，社队工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就得到了发展。集体经济的积累成为苏南后来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相比之下，温州在改革开放前是一个贫穷地区，地处偏僻，远离工业中心，国家投资少（因为是对台前线），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薄弱，不具备发展集体经济的条件。本研究发现，除以上条件外，当地政府的能力在决定最初的发展道路，影响后来的阶级结构和两个地区的政治结构时，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政府能力主要是从社会汲取资源和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这些能力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战争、革命和政治运动等。苏南和温州的地方政府由于其地理位置（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对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历史遗产和当地经济基础的不同，其能力也有所不同。苏南由于离经济中心较近，对政治中心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因而从明清以来就受到政治中心的关注。另一方面，由于苏南（如无锡）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摇篮，因而在1949年后成为一个在政治上需要加以特殊处理的地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特殊照顾」，强大的政府因此建立。正是因为苏南地方政府的强势，该地区一直到1983年才全面实行农村分田到户，比大多数地区晚了三至四年，成为全国最晚实行这一改革的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苏南有个强大的地方政府，他们既有资源又有能力来发展集体经济，而发展集体经济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能力。这无疑影响到苏南发展道路的选择。相反，温州在改革开放开始时恰好有一个弱的地方政府，既没有能力发展集体经济，同时也没有能力有效地阻挡当地人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冲动。这些条件促使温州走上明显不同的发展道路，那就是发挥人民的力量来兴办企业，发展地方经济。
    在原始资本积累的关键时期两个地区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在1990年代后期，两个地区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差异。本研究用职业分布以及代理性财富指针来衡量阶级结构。私有企业主和个体劳动者，特别是第一种人，基本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富人。我们用这两种人在不同地区总人口中的比例，来描画该地区的阶级结构分布。结果表明，温州的富裕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要比苏南高得多。2000年，温州各种民营企业的总数达到了约4.7万家，个体工商户达到了约二十万户。再加上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温州人的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拥有自己的资产并且靠利润生活的富裕人群在温州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当可观。一个对温州非常了解的经济学家估计，温州可能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温州出现了一个由比例很高的富人组成的、相对均衡的阶级结构。在苏南则出现了两极分化，只有少数人处于社会顶层，主要包括那些由原来「乡镇企业家」转变而来的企业管理人员。大多数人，包括小区居民和原来乡镇企业的工人则处于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底层。由于民众资产和收入的统计数据往往失真，我们这使用所谓代理性指针（proxy indicator），即村民住房的状况，粗略地考察两地群众的富裕程度和贫富分布。苏南村民的住房基本上是两到三层，每个村子差别明显；而在温州的一些村子，村民的住房基本上是五到六层，且大多数家庭看上去都区别不大。
    导致苏南出现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主要有两个机制：早期政府对机会的垄断和后期不公平的私有化。在苏南发展的第一阶段（到19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垄断了建立工业企业的机会，不鼓励甚至禁止私营企业的发展；有些地方甚至强行把机器从从事私营经济的干部或党员家中搬走。这样的政策妨碍了很多人在关键时期充分利用宝贵的发展机遇。客观地讲，当时苏南的收入差别不大。也正因为如此，苏南才可以自豪地说「社会主义在苏南」。但是，表面的平等并不能掩盖背后权力分配的倾斜。正如计划经济加强了国家及其代理人——行政官僚（bureaucrats）和技术官僚（technocrats）——的权力一样，苏南的集体经济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加强了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的权力。这种倾斜的权力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后来乡镇企业的改制具有不公平性和由少数精英操纵的特点。企业改制将原先不公平的机遇迅速转变成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结果，从而导致了两极分化。在苏南的转制中，大多数原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变成了新的企业所有人，而原来的乡镇企业工人则变成了打工仔。在这一改制过程中，集体资产流失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原来集体经济积累的基础上，资本家们一夜之间就产生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改制，绝对不是偶然的。相反，它是当地强政府和精英政治的产物。
    相反，温州平等的阶级结构来源于其初期平等的机会结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导向使得人们有相对平等的致富机会，只要有经营才能和努力工作，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发财致富。较低的进入障碍、财产权的广泛分布和相互模仿，使为数众多的人进入创业者行列，从而温州出现了一个相对平等的阶级结构。而且，平等的机会和市场竞争塑造了温州人崇尚平等和公平竞争的理念。这样，对民主有利的社会心理条件得到滋养。同苏南相比，温州相对较弱的政府反而帮助造就了一个平等的阶级结构，从而没有出现政府利用权力控制发展机会而最后少数人获益的状况。
    威权主义和民主萌芽——不同阶级结构的政治后果
    两个地区不同的发展模式决定了该地区企业家阶级成长的速度和本质，以及企业家阶级的力量，这些都塑造了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行为。在不同的阶级结构框架中，企业家阶级发展出不同的政治倾向。
    在苏南，新的企业家阶级较弱，部分原因是因为其发育历史较短，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它在过去依赖于政府。苏南企业家群体的主要组成成分是管理型企业家，即由原来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演变而来的企业家。作为以前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人和政府官员原属一个阵营，他们和干部之间存在流动性。虽然乡镇企业的改制使得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分成两个群体，政府宣称要从「墙内」退到「墙外」，但两个群体之间传统的关系并不可能在短暂的未来迅速消失，特别是当两个群体还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时。
    相比之下，温州快速成长的私营企业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由于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发展当地经济，特别是发展集体企业，给私营企业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数量迅速增多，规模迅速扩张，企业家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这个阶级的经济势力帮助他们逐渐获得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影响力。这样一个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有巨大的潜力成为一种制约力量。事实上，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由企业家自发组织的商会和协会，
    就说明这种潜力完全可能变成现实。一些地方的企业家协会因为其巨大的影响力而被当地称为「第五套班子」（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之后），在与政府沟通和保护协会会员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两地新生的企业家阶级获得财富的途径也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苏南，经过转制而形成资本家的个人财富建立于原来集体积累的基础上。以小区居民和乡镇企业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这些人迅速变成该地区的大资本家。这种极不公平的获得财富的手段成为这些「转制资本家」的原罪，他们也因此成为仇恨和嫉妒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持其既得利益，转制资本家有强烈的愿望同政治精英结成联盟，维持现有的威权政府就成了实现其利益的最佳手段。
    相反，温州自我致富的私营企业家们就没有这样的历史负担。他们靠抓住市场机遇和自己的努力而致富。在温州，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往往成为人们尊敬的对象，整个社会对富人和财富的容忍程度也相对较高。这一事实使得企业家阶级更为自信。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民主；恰恰相反，他们可以从民主化中获利。事实上，村级选举给企业家阶级赢得政治权力和社会承认创造了机会。温州的村级选举正是因为有大量富人的参与才变得非常激烈。自我依赖的发展同样改变了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于民众和企业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政府的手中，他们不依靠政府来生活和致富，所以他们才敢于挑战政府，而政府也不得不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与民众的博弈中达到一种平衡。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温州出现的许多新现象正好反映了这种新的权力关系：第一次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第一次村民成功罢免村主任的壮举；第一次农民状告政府「不作为」的案子；等等。
    除了由历史决定的两地企业家的阶级力量、本质、致富途径等不同而影响到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行为外，两地的阶级结构在影响企业家利益和行为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温州相对均衡的阶级结构带来了基层民主的实践，而苏南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则与威权政治共存。理论家们基本有一个共识，即平等是实现民主的关键条件，民主和阶级的极端不平等水火不容。民主只有在权力分配发生重大变化后才能真正扎根。平等对民主的重要性在这两个地区也同样显而易见，温州出现草根民主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权力的分散和平等，而苏南持续的威权主义和精英政治则与权力的集中和社会的不平等如影随形。
    阶级结构影响政治状况的实际机制是通过它对精英行为的影响和民众的态度来实现的。位于不同阶级结构中的精英，其利益和行为也表现出不同。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精英的竞争。少数大玩家可以坐下来协商，从而形成精英联盟，极端的情况就是寡头政治。正如奥尔森（Mancur Olsen） 所分析的，「特殊利益」小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常常能自愿组织起来采取行动支持其共同利益，而大群体通常做不到这一点。苏南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营造了这种可能性，那就是少数大资本家同政府主要官员的精英联合，因为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都有共同的利益来保持现状。经济精英需要保持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而政治精英则希望保持其权威。为达到这一目的，双方都需要将民众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防止更多的人参与到当地政治中。这一特点使得苏南精英成为一种保守力量，可能的后果就是两个精英群体的保守联合。一些非常现实的需要也巩固了双方的联系。经济精英需要政治精英帮助他们提供好的经营环境、稳定社会秩序、对付外在和上边的掠夺等，而政治精英则需要经济精英帮助他们完成经济发展目标等。苏南在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的干部考核机制仍然广泛存在并起重要作用，这是政治精英需要同经济精英结盟的重要制度基础。因此，在改制以后，苏南地方政府提出了「为企业服务」的口号，把服务企业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精英联盟和持续的威权政治解释了为什么苏南会出现政府和精英操控的村级选举和官办的、没有生机与活力的商会和协会。
    苏南当地一般民众一方面非常不满意不平等的机会结构，尤其是不公正的乡镇企业的改制；但另一方面，其不满很难演变成为影响当前格局的实实在在的挑战。在长期的强大的威权政府和精英政治支配下，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同时，苏南一直是中国的富裕地区，当地人们的生活，即使是一般民众的生活，和其它地区相比相对富裕。即使在乡镇企业改制以后，小区组织也提供各种福利以及公共服务也多少消弥了一些民怨。
    相反，温州相对均等的阶级结构带来不同的可能性和实践。为数众多而又地位相似的企业家之间出现了联合和竞争的双重动力。面对激烈（甚至是无序的）的市场竞争和不令人满意的政府环境，企业家有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规范市场竞争，推动政府改革。这也正是温州出现各种不同协会、商会、企业家联合会等的实质背景。同时，著名企业家围绕协会领导权的竞争使得协会成为「民主的学校」。在此，企业家通过竞选练习各种民主的本领如演讲等。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也卓有成效地塑造了当地政治。政治竞争已经出现在温州基层的政治舞台上。正是企业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才导致了激烈的村级选举。
    一般民众在温州基本由两部分组成：当地居民和外来雇工。当超过百万温州人（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外出经商或务工的同时，大约也有同等数量的外来人口到温州来打工。这两个社会群体社会地位不同，表现也不同。由于相对开放的阶级结构，当地居民中精英同非精英的矛盾并不像苏南那样突出。经济方面，大多数人有相对均等的机会致富；政治方面，当地居民是包含在政治过程中的，他们拥有选举权，成为当地精英在村庄选举时积极争取的对象，至少有被人关注的感觉。精英们以各种方式动员和拉拢他们，一般民众也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当地的选举。
    温州的外来打工者在经济上被剥削，在政治上无实质的平等权力。因为中国特有的户口政策，他们仍不是当地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也不会成为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一现象基本不动摇本文的结论：精英之间的竞争和对民众的动员导致温州基层政治的竞争。
    总而言之，在历史和结构的双重影响下，苏南的转制资本家和温州的私营企业家发展出了不同的利益和行为，不同的精英关系塑造了当地的政治走向。苏南的精英联盟趋向保持既得地位，这些可以从被操控的村级选举和政府组织的协会运作中反映出来。被支配的民众表现出被动和漠然。相反，精英竞争是温州出现基层民主实践的动力机制，这从竞争性的村级选举和自发性的商业协会运作中可得到充分证明。一句话，苏南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和精英联盟维持了威权主义，而温州相对均等的阶级结构和精英竞争催生了民主的萌芽。
    补充观点：弱政府利于民主化
    最后简要讨论一下政府能力与民主化的关系。摩尔曾指出，在西方，绝对皇权主义的存在是阻碍民主和多样化出现的条件。鲁斯切米尔（Dietrich Rueschemeyer）等人的研究发现政府能力同民主化有着很复杂的关系。对民主化来说，一个太强或太弱的政府都是不利的。一方面，政府需要一定的能力和自主性来确保法治的实施，避免成为利益集团控制的对象。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太强和过于自主，以致压制社会力量和无法被监督和制约。
    本研究发现，政府能力对发展模式的选择、阶级结构和民主化有持久的影响。从我国的情况来说，一般情况是强大的政府可能阻碍民主的发展。这一结论可以从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在苏南，强政府变成基层民主的障碍，而在温州，相对较弱的政府给基层的民主实践和实现民众的民主意识和主动性创造了有利的机会。以村级选举来说，苏南地方政府仍控制和主导选举过程，而在温州，当地政府正在（或不得不）赋予村民们更多的自主权。
    在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只要条件允许，强政府就会倾向于干涉经济和社会。官员们出于自己和部门的利益会尽可能地巩固和扩张权力。对于新生的社会力量，政府趋向于将它们纳入现有体制中，而不愿它们成为独立的力量。这样，威权合作主义的实践就出现了。一个相对较弱的政府就可能为市民社会的发展留下空间，容许社会力量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导致一个受到制约和均衡的权力结构出现，这样的条件无疑有利于民主。
    （本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7年2月号，原题为“经济发展模式与阶级结构的转型——苏南和温州的调查发现”；此处有删减和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