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国：中国新工业化道路之争

    新工业化道路之争缘起于政府新工业化政策导向与地方政府对新工业化政策的不同认识与实际操作之间的深刻矛盾、学界经济增长理论之争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现实所处阶段的认识分歧。争论的导火线是“新重化工业阶段论”的提出，焦点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究竟该怎么走。其中重化工业化、服务业———工业化、比较优势论、高加工度化四种新工业化道路展开了激烈论辩。
    能否越过重化工阶段成为争论焦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政府提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地方却出现了重化工业化热潮，因此，一场关于中国新工业化道路究竟“新”在哪里的论争席卷政府、企业与学界。争论从2004年下半年进入高潮。11月下旬，吴敬琏呼吁警惕片面发展重化工业，然后是厉以宁认为中国的重化工业阶段不可逾越。其后，《经济日报》的《理论周刊》开辟了“我国工业重型化之路怎么走”的专栏。2005年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吴敬琏反对过分依赖重化工制造业，龙永图提出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2005年《中国发展观察》第2期发表赵晓《中国能越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吗———“十一五”的一个重要问题及其争论》，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年会预备会上，吴敬琏指出：重型化经济增长实际是旧式的工业化道路；樊纲则认为重化工业化是必然选择；杜大伟指出，中国无法模仿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2005年8月20日《商务周刊》开辟了《工业化道路大论争———专访吴敬琏、林毅夫、李佐军》专栏，吴敬琏发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误解与扭曲》，反对将“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同于重化工业化，认为目前的重化工业大发展并非市场自主配置资源的结果，否认重化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必经阶段，认为工业化中后期不是重化工业居主导地位，而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主张新工业化主要应该是服务业———工业化。李佐军发表《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力挺重化工业化。认为根据历史分析，重化工业化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中后期之必然；根据国情分析，重化工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定历史阶段是必要的；根据实践分析，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林毅夫发表《谨慎对待“重化工业热”》，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目前加速重工业化并非产业升级的自然结果，而是走进了岔路，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国应该主要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资源禀赋升级之后，产业结构方能够随之升级。2005年赵国鸿在《宏观经济研究》第10期发表《“重化工业化”之争与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导向》，认为由于定义与统计标准的问题，重化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贡献被夸大了。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化，不存在传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现在正向高加工度阶段转变。建议不要再用重化工业化的提法，用高加工度化产业来概括电子信息产业、机械、汽车、生物医药工程、精细化工等发展较快并且具有成长潜力的产业群比较科学、合乎实际。2005年底，刘世锦发表《正确理解“新型工业化”》的回应文章，对重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作出澄清。文章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先例；我国大量需求的重化产品，不可能主要通过进口解决；重化工业并不都是高消耗、低效率，也可能是低消耗、高效率；新重化工业化阶段的投资主体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者，属于市场选择；增长方式问题本质上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并不与特定行业相关。因此，“新”“旧”工业化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是否要经历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而在于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的方式和效率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
    2006年仍在继续争论，没有获得一致，但有其底线与共识，即新工业化应该以市场化为基础，企业是新工业化主体，应使政府职能切实转移到提供公共服务、信息指导和战略规划上来；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以信息化带动并加速工业化，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应该在新工业化之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种底线与共识使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歧义严重的概念之争，而在实质上达到了对新工业化道路内涵的某种认同。
    在这场新工业化道路之争中间，有以下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检讨。
    新工业化战略究竟何所指向
    关于新工业化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规划，学界和地方政府有很多争议，那么政府新工业化战略究竟何所指向呢？“十六大”报告明确倡导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基本理念是“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基本含义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根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明确要求正确处理产业结构升级之中的三对矛盾，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的基本思路是：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并全面发展现代服务业。其中发展信息产业尤为迫切，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了推进新工业化进程，政府提出了对自身的基本要求：深化科技与教育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鼓励科技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由此可知，政府提倡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条在各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之路。
    有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面前政府应该完全无为，也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因此，政府大力推动赶超是必要的。过去我们工业化实践的最大历史教训莫过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府对工业化的强行安排，由于没有开放的国内外市场为依托，导致我们的计划安排跌宕起伏，畸轻畸重，不是经济过热引起各方面紧张，就是经济停滞、混乱，特别是付出了牺牲农业现代化的代价，而工业化却并没有真正成功，特别是缺乏能够与国外一比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有鉴于此，政府应该切实退出微观经济领域，真正转换职能，以制定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各种法律法规、公平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提供战略思路，但不强制贯彻，而是通过影响市场主体判断和影响各种要素市场波动发挥作用。目前政府也表示要切实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新工业化道路“路”在何方
    目前关于走新工业化道路的探讨反映了我国工业化既面临重重困扰，又出现新的机遇与挑战的形势下的现实诉求。首先是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低技术、低服务的粗放型工业化在我国资源、能源、人口、环境、资本等条件的制约下已经走入困境；其次是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传统的计划型工业化已经不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再次，知识与信息革命的大潮席卷全球，推动科学技术的高端化、工业化的高级化，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新一轮工业化的基本动能。在加入WTO过渡期结束以后，中国更深地卷入全球市场化中去，灵活地驾驭国际市场，特别是国际要素市场，是企业存活扩张的根本出路，走新工业化道路是必然选择。
    新工业化道路应“新”在环境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就环境创新而言，要通过舆论和政策形成全国范围的新工业化理念，营造走新工业化道路的大气候，发挥政府的宏观导向作用，着眼唤醒市场主体的自觉性。就制度创新而言，要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撤除市场的内外分割、区域分割、结构分割的体制，放松被人为扭曲的各类要素市场，打通全国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特别是要建设顺畅的人力资源市场、自由的资本资源市场、明晰的产权市场。消除分隔城乡的各种体制，彻底打通城市与乡村，走以城市吸纳乡村、乡村支持城市、城乡互利为特征的城乡互动、联动的城市化道路；深入进行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行政力量完全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实现法治力量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监督。就技术创新而言，政府可以鼓励创新行为，提供创新政策，规划创新战略目标，但不要参与对学术活动的直接干预，让学术社团与学术机构根据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自主抉择；学术界要健全自治自律的机制，通过体制激活创新欲望；企业既可以有自己研发机构，也可以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研发，在国家新工业化战略的理性牵引下，企业的自主创新视企业需要与市场需求而定。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