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为增长而竞争：中国之谜的一个解读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众多的西方经济学者感到难以理解，认为中国法制不健全，私人产权保护缺乏，政治改革滞后，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就难以从经济学上做出完善的解释。
    而且，我们一直可以听到有关中国经济的两种不同的声音：许多来自海外的朋友，包括海外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等，谈到中国经济时都非常振奋；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显得比较谦虚，他们更多谈到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比如低效率、腐败、地区差距和宏观不稳定等。
    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学上作出解释？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又应该作出怎样的评价？
    一、为增长而竞争的意义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的转型，为什么西方的观察家感到难以理解呢？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他们所理解的经济转型、发展和增长的逻辑来自于今天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一个成功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面关系，应该是由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以及尽可能快地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来决定的。
    “后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认识在理论上虽没有大错，但却是有重大缺陷的。它的最大缺陷是它把“转型”理解为一个在经验上并不可靠的“正统道路”而拒绝转型的创新。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经验以及对“转型”的深刻含义。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对“后华盛顿共识”的真正挑战在于，它没有套用所谓的“正统道路”，它尝试着转型的创新和通向成功增长的转型替代。这一认识与兴起中的“比较制度分析”所倡导的认识范式不谋而合。
    不可否认，作为成功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与日本和东亚经济起飞经验拥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相比，中国是一个巨型经济体。很多在小型经济体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大国会比较困难。比如，一直有很多经济学家依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主张中国要靠迅速培育少数产业的“航空母舰”来帮助实现集约的经济增长。再如，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应该过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高储蓄率的经济体之一，而且吸引外资并不是东亚的典型经验。
    如果仅仅就这些评论本身而言，它们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这些评论者只看到了一些非常局部的现象，没有搞清楚形成这些局部现象背后的一致的逻辑：中国经济里面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抵抗着“航母”的出现；同样是这个强大的力量让中国的经济始终处于日本和韩国未曾达到的全面开放的状态。可以说，中国经济起飞和高速变化的动力目前就来自于这个强大的力量。在我们经济背后存在的这个力量已成功地推起了中国经济这个庞大的躯体。
    也许这些年来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不再重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个力量。相反，我们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那些暴露在经济增长中的各种问题。我们总是会去批评流行的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以及银行的非独立性等问题。但是，我们尚需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批评的这些问题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市场整合和一体化迟迟不能发生？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动这么巨大的经济躯体，我们要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一个垂直集中的决策机关吗？在政治热情消退之后，我们怎么解决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能量？这些问题最近总是让我挥之不去。
    我能够让自己信服的解释只有一个：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在保持政治上高度集中的同时，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演变成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结构和体制。这个现实已被不少经济学家所发现。今天不能天真地把中国经济想象成一个整体和一个完整的市场组织，它过去不是，今天更不是。各地区之间的差别比欧洲各国的差别还要大，而且这种差别长期存在着。
    中国经验的确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这样一个转型创新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倍加注意和认真对待：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并从体制上维持一个集中的政治威权，把巨大的经济体分解为众多独立决策的小型的地方经济，创造出了地方为经济增长而激烈竞争的“控制权市场”，从根本上替代了“后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没有彻底的私人产权制度和完善的金融，但却有了地方之间为增长而展开的充分的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有利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的改善，加快了金融深化的进程和融资市场化的步伐。尽管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但是地方间的竞争却从根本上减少了集中决策的失误，牵制了违背相对优势的“航母”型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同样，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让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和贸易战略上迅速迎合和融入了国际分工的链条与一体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深度开放是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结果。
    当中国经济被事实上分解成成百上千个小型的经济体之后，表面上看它们之间的竞争造成了“重复建设”，并且很容易被指责为资源的重复配置，但是，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是，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却在不断加强之中。不仅互补性的贸易增加了，而且“行业内”贸易增长得更快。这方面数量不多的研究文献发现，当我们在批评各地区“重复建设”的时候，从各省的“投入-产出表”上来分析，一个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是增加而不是下降了。
    不仅要成功实现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而且要成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过去20年来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其难度远不是打赢一场战争可以比拟的。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始终受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反复调整的困扰。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试图提出一个帮助确立合理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其认识始终没有超越“行政分权”的范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和在1994年被正式确立为“分税制”的基本架构，无疑取决于多个重要的因素。我想强调的是，也许常常不被经济学家所重视的因素和事实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根据我的理解，首先应该就是“增长共识”的形成。
    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增长共识”被纳入执政党的纲领中，从政治上最终取代了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长期主导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我看来是实行了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地方官员的考评和晋升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再加上财政体制上的分权和分税，很快就把地方发展经济的激励问题（动力和能量的问题）解决了。在地方政府和干部人事制度上形成了今天流行的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可度量的“政绩观”，成功地解决好了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的平衡。
    我们可以批评“政绩观”贯穿在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中可能产生和诱导出来的种种问题，但让地方官员都能树立起一个“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这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我们也无须否认，在一些地方的确可能出现“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的问题，可如果数字全是“吹”出来的，像上世纪50年代流行的“浮夸风”那样，我想我们的经济早就因为数字的膨胀而崩溃了，还能坚持到今天？
    二、经济发展与科技起飞
    很多人在谈起中国经济的发展时，往往联系到中国科技发展的滞后，因此给予中国经济更多负面的评价，而且往往同时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提升高新技术、核心技术的对策建议。对中国经济给予这样的评价和政策建议是否正确呢？这需要了解当今世界上真正依靠“科技起飞”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从而避免走弯路，将有限的资源更有效地投入到最能迅速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用途上去。
    上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前苏联经济的衰退，以及日本和东亚经济的起飞，经济学家开始集中关注和研究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它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并获得了大量关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
    这些理论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资本积累。人均资本的形成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由于人均资本积累的速度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因此，除非有生产率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否则经济增长迟早会下降。
    第二，生产率的提高有多方面原因，比如，教育与培训水平、学习的速度、竞争、规模经济以及技术的变化。其中，技术的变化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
    第三，技术的变化主要是指应用技术的进步。它往往表现为研究与开发的投资水平和专利技术的增长，以及新的创业型企业的兴起和扩张。
    第四，以科技创新活动主导经济增长是发达经济（例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第五，“科技起飞”与产业结构的转变遵循着领先——跟随的模式。从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经验来看，后进经济实现“科技起飞”往往遵循着技术引进、模仿、消化和自主开发这一时间链条。这样的起飞模式将节省“赶超”的时间，有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我们先从整体上看一看“科技起飞”的经验特征。就我国的整体水平来讲，在过去20多年里，我国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 的比重（即“研发密度”）虽然有了一些提高，但始终还没有超过1％；直到最近，我国的研发密度才刚刚超过1％，达到了1.1％左右。
    虽然我国的研发密度值还只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3左右，但是根据国际经验来判断，我国的科技投入正在接近一个“临界值”。就是说，如果仅仅按照科技投入来测算，我国“科技起飞”的进程已经走到了一个“门槛”，越过这个门槛，我国就可能进入“科技起飞”的阶段。
    研发密度只是全部科技故事的一个线索，沿着它，我们将问题引向深入。投入非常重要，但是“科技起飞”和科技创新肯定还不仅仅是一个投入多少的问题。这是因为，科技创新涉及到经济社会制度等很多体制方面的问题，不仅与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队伍建设有关，而且与技术开发的一整套商业模式有关。例如，有了可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谁来分配，分配给谁，如何使用这些经费，谁制定科研项目，怎样界定知识产权，谁对研究开发说了算，等等。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建立和健全一个透明的市场制度和商业运行模式。
    去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承智先生（GeorgeGilboy）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国奇迹背后的迷思》（2004年7/8月号），随后又在《21世纪商业评论》（2004年10月第2期）上发表“什么阻碍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专栏文章，探讨我国现有的科技创新体制。他认为，技术开发的成功和创新成果的商业化，不仅要求有大量的资本投入以及较强的科研与工程能力，更重要的是依赖于产业与公司的结构和组织如何根据市场信号来影响资本和知识投入的流动。创新是一种社会活动。中国并不缺乏资金投入，也不缺乏科学、技术及工程能力，此外，很多改革中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很有创造力，但是他们缺乏内外组织、管理、沟通和“联系”的能力。这个观察道出了我国体制的一个特征：即纵向控制的能力过度发达，抑制了朝“横向联系”方向发展的能力。
    近10年来，尽管我们对于科技、教育和研究的资金和资源的投入按几何级数增长，但是这些资源的分配、管理和使用仍然是纵向的，获得资源的竞争方式也是纵向的，科技创新也更多地成为一种纵向的活动。在国外，研究项目资助的70％以上用于项目负责人和市场招募研究力量等人员的报酬和支出；而在我国，80％的项目经费用于本部门的装备建设上，
    即使少部分用于人员，也很少用于市场招聘人员，而是更多地依赖本单位的人员。对于大学科研院所，现有的科技创新的鼓励政策和资源的分配，基本上还是延续着纵向“设点”、重点建设“点”的做法，这依然带有传统计划经济的色彩。
    我们可以批评这些做法，但是科技发展的现状和特征也反过来说明了我国经济现在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优先发展什么？是创新的能力，还是科技现有存量的增长和变化本身。我认为，应该先让那些最容易看出投资不足的地方发生变化，注重科技现有存量的增长。这与当前需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总是要把那些最容易促进增长实现的要素（例如，劳动力和资本）先投下去，把握住当前大量的发展机会，最后再去考虑那些无形的要素。而对于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而言，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投入和建设研究的基础设施，将来我们真正需要的就只是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建立起能量点之间横向释放潜能流量的“高速公路”，让资金、人力、思想和创造力处于高速流动中。而将来如何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应该成为未来5-10年我们政府考虑和规划科技创新战略的出发点。在今天投入的基础上，未来政府的钱应该更多地用于建立这些点之间的连线上，用于将这些点连接成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的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上。
    众多理论研究和资料显示，一国研发密度从1％提高到2％所需要的时间似乎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长，至少比达到1％所需要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例如，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或者60年代以来，美国仅花了10年就将它的研发密度从1％提高到2％。同样，为了将研发密度从1％提高到2％，德国和法国也分别只用了11年和9年。在东亚，日本用的时间稍微长一些，用了19年才从1％增加到2％。但是，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仅花了5-6年的时间就完成这个“门槛”的跳跃。
    这些数字的背后很容易引出一些理论猜测和有趣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研发密度从1％到2％所用的时间平均不超过10年？是什么决定了研发密度的增长？
    研发密度模式的变动反映了经济发展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从这些国家研发密度“起飞”的经历来看，产业结构向研发密集部门的转移可能比过去显著加快了。但是，这个过程又显然是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或资本流动的发展有关系的。因此，在我看来，在今天，一国研发密度“起飞”所需时间的长短，更多的是由该国经济发展和贸易发展的模式所决定的。
    目前，我国经济中的研发密度还只是刚刚跨过1％。这个临界值。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快地跃升到2％，实现真正的“科技起飞”。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我国的贸易模式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密切相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该走完的路还是应该走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完成劳动资源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让我们的产业发展走向成熟，让竞争走向充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肯定会缩短工业转型的时间。当然，这仍然需要时间和耐心。几年前，报纸上不时刊登一些文章，频频对北京中关村的发展模式进行抨击和反思。有些IT（信息技术）行业的“业内人士”甚至将中关村的经济活动形象地概括为“集市贸易”，其含义大概有二：其一，中关村至今的发展主要还是以“贸”为主，也就是以代销和组装他人的产品为主；其二，中关村的市场结构是非常古典的，吆喝着做生意，价格上的竞争相当激烈。但是，中关村的问题也许并不是竞争的方式问题，中关村缺乏的也肯定不是研发的能力，而是时间。
    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今后10年是我国“科技起飞”的飞跃期。理由是，我们正在跨越研发密度的临界值。但是，我们太习惯于将数字当作目标来追求，希望能够尽快提高研发密度，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竞赛时间。可问题是，研发密度的提高不应是选择的目标，将它理解为一个市场演进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许更加合理。我国经济正在持续增长，但经济增长以及由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的巨大扩张带来的外汇盈余，掩盖了我国企业生存能力还较为脆弱的现状。整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发展出真正可以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因为，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条件下，企业不可能抛弃加工制造和外包承接业务，而花大力气去自主从事技术开发和追求知识产权。要选择依赖技术创新而不是成本优势来维持企业的赢利能力和竞争力，我们还要有足够长的经济发展路程。
    按照现有的投入速度和技术的学习速度，我国离发生“科技起飞”和转向科技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时间并不遥远。但是，研发密度的提高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增加研发支出就能实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出一套激励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和中间组织共同参与和有效分工协作的“商业模式”。而这首先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给市场参与主体创造的选择科技创新的机会，并需要逐步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条件，从而形成研发密集型的经济结构。
    三、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模式比较
    为了加深对中国经济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与印度经济作一下比较。近年来，世界上普遍看好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潜力。有人因此把中国称作“中国龙”，把印度称作“印度象”。
    但是，尽管中国和印度都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印度直到目前的发展还是远没有实现中国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无法与中国作出对比。如果按“后华盛顿共识”来分析，印度采用英国的法律体系，对私人财产有很好的保护，法制体系比较健全，而且，印度语言是英语，这在经济全球化和英语国家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背景之下是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按照“后华盛顿共识”解释，印度本来应该有着比中国更好的发展。但事实上，按“后华盛顿共识”来看有着更多不利发展条件的中国，却实现了更快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印度没有形成一种把潜力转换为增长的这样一种机制，而中国则有了这样的机制。
    印度经济和中国经济现在不能做对比，就是因为印度经济没有进入到主动发展，主动增长的轨道，它现在有增长，但是不是因为增长而鼓励增长，虽然政府意识到要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他们总体还没有进入到增长的共识，所以在体制上面非常的困难，它现在有一些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还是依靠原有的积累，因为有了市场的机会，所以有自主性的增长，还不足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的落后状态。所以说中国和印度比，会发现非常的困难，甚至无法比较。
    对我们国家来说，我们形成了发展的共识，特别是地方政府为发展而竞争，由此就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并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机制，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原因。由于我们形成发展共识，地方政府为发展而竞争，就会为了发展而全力引进外资，通过外资的引进迅速参与到国际经济中，外资的大量进入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没有外资，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经济的巨大的飞跃的发展。因为，在我们改革开放后大力进行经济发展时，世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迅猛推进，我们已经不可能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那样也是不可能搞好经济建设的。
    而相比之下，尽管印度也在1991年以来进行了类似中国的经济改革，但是印度一直没有让外资大规模的进入，对外资的进入一直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印度的经济发展大为缓慢。对此，印度也在不断进行反思，并希望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大力吸收和借鉴。印度现在正在开始全力加快引进外资的步伐。最近，印度国会通过决议，要同时开办29个类似中国特区的特区，在这些特区内实行特别的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政策就是可以不受最低工资法的限制。因为受最低工资法的限制，印度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所以，印度要学习中国开办特区，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提升印度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推动印度对外出口，进而促进印度经济的更快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是一种转型的创新，形成了对“后华盛顿共识”的“正统道路”的巨大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验才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印度也因此大力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经验和做法。因此，对于我们经过艰苦探索才找到的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首先必须坚持，只有坚持，我们的经济才能获得快速发展，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是靠经济的增量来发展的，这与发达国家靠存量调整来发展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说，中国经济今天有很多问题，但中国经济的增长才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没有高速增长，我们看不到今天出现的这些问题。但是，没有增长才是最大的问题。
    （原载《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