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丁立：全球化是人类不可逆转的大势

    本文谈四个方面：第一，全球化是人类趋利行为，无法阻挡；第二，中国与全球化以及中美关系；第三，全球化存在负能量的传播，这需要予以纠正；第四，最近美欧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其本质是纠偏（但可能矫枉过正），而非逆全球化。
    第一，全球化是人类趋利行为。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之后，世界各地的人类出于生存与发展的天然需要，都有一个自发地了解自然、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这就造成各自的活动空间扩张，并进而与附近的人类群体相接触。这是早期全球化的雏形，但还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因其延伸能力还十分有限，谈不上真正“全球”程度的伸展。
    当人类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生产力有所增长，劳动产品有了若干剩余，因此复杂性较高的贸易活动增加。一般情况下，当部分人类由于资源或技能不足而无法获得自需的全部生活与发展物资时，就会自发地产生与邻近人类群体的交换需要，以实现互通有无。这个道理，在当今时代已无限扩张。从这一需求在人类中出现的一刻起，人类走出家园，进入外域，投入全球，就成为不可阻挡的天然趋利行为。在人类对地球环境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之后，在人类交通工具取得各种进步的背景下，真正意义的全球化也就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逐步升级。其中，人类出于对自身所处地理环境认识所做的巨大探索，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上述本质上源于经济目的的全球化。
    第二，中国与全球化以及中美关系。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分三个阶段，中国在其中的命运各不相同。第一次全球化，乃伴随15世纪末的环球航行所发生，其背景是由蒸汽机所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于是人类开始大规模打破民族、国家间的地理封闭。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的制度封闭与科技创新的逐渐衰落，国家渐失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先性。尤其是中国在明清时代一度奉行的“海禁”政策，更是与时代潮流相背离。
    在农业时代，中国领先世界。中国人多地大物博，在当时意味着基本生产要素强大。但在工业时代，主要由机器更多标志着生产力，人口规模之要素逐渐靠后。英国发展工业化的纺织，工厂的各个楼面能同时开工，其财富产出远远超过依赖地表的农业耕作。英国靠着蒸汽动力和远洋舰队，逐步殖民了当时世界80%的国家，包括美洲大陆与印度，并半殖民了当时的中国。
    第二次全球化，发育于西方资本主义时期，尤其是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其间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了明显增长。中国非但没有赶上这一潮流，反而深受伴随这一波全球化的全球殖民主义之损害。
    然而，对于起自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全球化，中国没有再次浪费机会。对于这次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中国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已给予一定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全速追赶，以致目前已经走在全球科技革命与经济合作的前列。在这次全球化中，中国走了开放合作的道路，不仅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资本和技术的输入，而且将中国富有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大规模对外输出，形成了大进大出的壮观局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输出的产品与资本均全面升级。中国不仅成为国际货物贸易的顶级大国，而且已实现资本净输出，成为对海外投资的重量级国家。即使是中美双边投资，中国对美投资也有望不久超过美国对华投资。
    假以时日，中国输出的正能量将超过接受的正能量，更说明全球化的互利性。中国是这一波全球化的受益者，自然不愿终止全球化。美国曾期待它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全球化新举措的最大受益者，但发现它至多就是第二大受益者。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近12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达4800亿。虽然中美间的贸易差达1∶4，但毕竟中国能向美国提供高达1200亿美元商品出口的制造机会。此外，最近两年中国每年去美国旅游的人数高达260万。以人均花费8000美元（超5万人民币）计，美国每年又能收入1000多亿人民币。既然全球化是人类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理性行为，怎么可能阻止？
    第三，全球化也存在负能量的传播，这需要各国合作予以纠正。全球化是要素的流动，主要涉及三个要素：人流、物流（器物与货币），以及信息流，包括思想的传播。显然，并非只要人和器物在流动，社会就必定良性发展。更不会由于信息的自由流动，世界就会变得更为安全。明显的例子，是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交通和旅行的便利化，未必使世界更安全。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升级换代，人类早就开启了全球时空的新时代，大众的生活方式早就有了全新变化，这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步，但也给区域内部经济平衡带来挑战，更给极端势力与思潮的传播带来了便利。
    譬如，欧盟一体化作为国际体系发展的划时代变化，给欧盟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但并非欧盟内部所有成员都能均衡受益。尤其是在苏东巨变之后，当时的欧盟出于地缘战略考虑，急速东扩，把一些经济水准未必达标的原华约国家纳入体系。欧盟大国当时的一些领导人愿意供给本国资源，以实现经济上统一欧洲的理想。但欧盟内部允许成员国劳动力流动的区域性“全球化”之规定，容易造成经济相对落后的原东欧成员劳动力西迁的现象，这也是当初这些国家愿意加入欧盟的部分经济理性。廉价劳动力向西欧发达国家流入，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所助益，但他们毕竟与当地劳动力竞争就业机会，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旦矛盾积累爆发，“脱欧”就将成为这些国家的一种考虑。
    又譬如，近年来中东北非大量难民涌入，严重冲击了欧盟的凝聚力。出于经济与地理原因，欧洲是这些难民投奔的首要去向。本来，欧洲富国向贫穷难民伸出援手是其应尽责任，但并非所有欧盟成员都有充裕能力或者道德意愿履行这份责任。然而，欧盟议事规则规定重大事项必须采取共识，但在接纳这波难民问题上，德国采取了强势做法。它不顾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强烈反对，坚决推行所有成员必须按配额接收难民。这一做法有违欧盟规则，不仅有损默克尔总理在本国的政治支持度，而且迫使个别欧盟成员国关闭边界，更有一些欧盟国家民众在强大难民潮面前无奈考虑脱欧之选项。
    再譬如，欧洲申根签证允许签证获得者在签证有效期内在申根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一个签证可以走遍申根各国。但是，如果恐怖分子取得申根签证并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其安全危害显而易见。近年来欧洲屡屡出现严重恐袭事件，一再显示申根签证的安全负面性，这势必给当地民众对全球化的信心带来冲击。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恐袭，对该国的安全观念产生巨大震撼，其后果迄今仍在发酵。特朗普当选总统之“黑天鹅”事件，与他成功激发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亦有一定关系。
    此外，全球化可能更易造成污染流动、疾病流动、毒品流动，以及极端思潮的流动。这本身并非全球化之错，但毕竟是全球化之衍生，因此以上种种伴随全球化的负能量，仍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面对全球化，必须看到它具有追求个体经济利益扩大化的理性，但要谨防由此伴生的对政治、经济、就业、社会、环境、安全、道德等领域某种整体性的非理性。
    第四，正确看待“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被一些人称为“黑天鹅”，即难以预测之事件，可能引起市场连锁的负面反应。这可能是不尽正确的判断。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上台，甚或是苏联解体，其实均非绝对不可预测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的发生，不见得一定会带来连锁的消极后果，甚至不排除带来某些积极的后果。就如苏联解体，本身具有自己的逻辑。
    所谓全球化，既可以通过多边进程来促进，也可以通过多组双边进程来实现，而非只有一种形式。英国退出欧盟，绝非英国不同欧洲大陆来往，而是英国通过更加维护主权的方式来与欧洲大陆交往。英国在就业、难民、财务等领域更少让渡主权，目的在于更为安全地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和安全可以相互促进，但也未必总是一致。在必须两者选一的压力下，恐怕多数国家会选择安全，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经济未必受到损害。英国和排除英国之后的欧盟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和关税的互利伙伴关系，甚至组建双边自贸区。欧盟如果拒绝，那显然是在寻求双输，这并不符合欧盟利益。为了防范下一个成员脱欧，欧盟恐怕要反思未来如何在促进一体化的同时，避免在财政和安全上给成员国带来过大负担。欧盟大国不应以自身大量接纳难民为理由，强迫小国必须接受难民。欧盟决策的一致性必须得到贯彻，大国不能以强凌弱，甚或以道德压力强迫小国放弃主权。
    特朗普被认为是逆全球化的代表，但我看不到这种论述的太多依据。特朗普在竞选与就任总统阶段，从来没有说过美国将要退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他确实说过北约已经过时，那只不过是一句真理，维护北约并非坚持全球化。他确实做到了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这一排他性的区域自贸体系并不代表全球化。他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也是愿意以谈判方式扩大美国利益，而非越过谈判直接将美国意志强加于他国身上。
    特朗普倾向于以双边方式寻求国家利益，这和逆全球化风马牛不相干。只有奉行单边主义，才是霸权主义，而且可能是逆全球化。只要是双边主义，就需要通过谈判来分割利益，而这种方式完全可能是公平的。哪个国家不应谋求本国利益？哪个国家应该通过不公平谈判来压制他国合情合理合法的利益？当然，何谓公平，不应由美国一家确定，而应由谈判双方（各方）共同确定，并且由人类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来衡量。
    认定特朗普发布“禁穆令”，也是对其政令的误解或歪曲。特氏其实要搞“限穆令”，在120天内限制七个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在这期间申请入美者得接受美国审查。审查获批，方可入美。如有涉恐，不让进入美国乃天经地义。如果他宣布永远不准这些国家的任何公民进入美国，那才是“禁穆令”，才是逆全球化，但他都没有。就连他的“限穆令”，在美国也无法得以推行，不是联邦法官判决对其政令推迟执行，就是上诉法庭驳回行政当局的申诉，可见美国要搞“逆全球化”是何等不易。
    上述两个“黑天鹅”事件，乃是英美两国一些民众出于自身就业与社会安全利益，而对国家现行政策的一种纠偏，可以理解。问题是，不要因此矫枉过正。如果真的物极必反，这些国家自然还会摇摆回来。全球化作为人类大势，洪流不可阻挡。但若全球化走过了头，就应适度纠偏。如果纠过了头，再把它平衡回来。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自我纠正的摇摆中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