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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经济研究的中道方法

http://www.newdu.com 2018/9/4 爱思想 杨正位 参加讨论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皆源于欧洲,前者不时直接风行于课堂与庙堂,后者随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国化而开始“中国化”。平心而论,西方经济学的不少内容反映了市场经济一般规律,38年来对我国经济转轨厥功甚伟,仍需中国人敞开胸怀、不断学习;然西来之学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现象并不罕见,因其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现实,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符。如IMF给拉美金融危机后开的紧缩药方,反而使经济衰退,适得其反;给俄罗斯建议的休克疗法,用药过猛药使经济休克后难以醒来,每人1.5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貌似公平,结果是更大的不公平。如何将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何廉、高鸿业、林毅夫等几代人作了有益尝试,仍待后继者持续努力。
    
    学习西方经济学,某日突然开悟:成名成家不难,对正在流行的一派反着说,从一端跳入到另一端,便能自成一派,说不定成为“开山之祖”,或某一新流派创始人;即使更改一个假设条件,亦可为一小派,经济学的凤冠戴定了。教材里的西方经济理论,似乎隐含一条规律,“理论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从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从供给学派—强调需求的凯恩斯学派—新供给学派;从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战略性贸易—公平贸易等,不一而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概念侧重于“单面”,往往执其一端、不及其余,如讲市场时轻政府、讲效率时轻公平、讲需求时轻供给、讲内需时轻外需、讲理性时轻非理性、讲利时轻义……种种现象不一而足,可能偏离实践,误导政策,影响“致用之学”的声誉。但是,若以中华文明的中道解之,则对立的二者甚至数者,是相辅相成、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就像一幅太极图。从一个个孤立的概念,变成一个个生命有机体,让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智慧里“活”了起来。
    中道或中庸思想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一,是中国人长期尊奉的最高伦理准则与道德理想,是普遍适用的思维方法。中道注重恰到好处、把握好“度”、重视常态、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消融矛盾、稳定社会。中道还讲经权,讲究“中正与权变”,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凡违反中庸,太激烈过分,则物极必反。所以中道还反极端,要求拿捏有度。由“中”致“和”是中道逻辑的必然,守正持中、对立统一、阴阳互动,自然会走向和合,达到和平和谐。在对立统一中达到均衡与和谐,由此天地有序,万物繁荣。这些思想对于修正经济学中的极端思维、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例。当前我国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政府的“更好作用”,这涉及经济学的一对基本矛盾——政府与市场关系。我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自然需要市场的决定作用,否则就会产生大量的扭曲,产生很高的制度成本或社会成本;但政府如何作用,作用多大,得更多考虑国情、发展阶段等因素;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应有一个黄金分割点。政府与市场作用是动态的,二者间的“度”是移动、有波幅的。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不同领域,比例关系不尽一致。从横向看,同一时点各国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不同,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的政府监管过少,资本过度自由——就导致危机,出现了政府失灵。中国是政府是越位、错位和缺位并存,政府手太多、太长、太闲不住,总体上是市场失灵,所以得“简政放权”,更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从纵向看,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市场关系,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几百年来走过了“干预—自由—干预——自由—干预”的反复过程。中国也是如此,1949年前的民国经济相对自由,建国后近30年是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又逐步迈向经济自由。可见,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首先是循实践需要而来,而非按教条与理念而来。
    又如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最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火起来了。其实,此时强调供给、彼时强调需求,因时因地制宜,都是正常的政策需要。西方经济学大致经历了重“供给—需求—供给—需求……”的过程,十九世纪初以萨伊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此说风行100多年;到凯恩斯主义时,十分注重需求;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时又出现了新供给学派,主张“回到萨伊那里去”。到2001年美国高技术泡沫破灭、2008年次贷危机时,又强调扩大需求。无论是萨伊定律还是凯恩斯定律,过于强调供给或过于强调需求,都难免偏执。事实上,经济不景气时,都是供需两手抓,只是侧重略有变化而已,如我国1997年是“需主供辅”,18年后是“供主需辅”。我国当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前面还有一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开的是君臣佐使相济的良方,并非只有一味的偏方。
    所以,如果运用中道方法,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对立概念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比如,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要有“度”、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可能有一个黄金分割点、经济安全和扩大开放可以有机统一、每一种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可能有其优势和不足。经济理论中的各对关系,在经济现实中发挥作用的比例关系有所不同,有的可能三七开,如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垄断与竞争、公平与效率、保护与自由、非理性与理性等,后者应是主流,二者接近黄金分割点。不少关系可能是对半开,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规范与实证、投资与消费、义与利或德与财等。而且这些关系变动不居,因时而化,因地而移,因国而变,逾淮为枳,自然规律。究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对半开好?都得结合实际与国情,把握好“度”(参见中道线: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例,在A点,政府作用很大,比如战时管制经济;在B点,可能处于政府与市场的黄金分割点,市场占主导地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还应看到,经济生活中不少关系不是两两对应,许多是多重关系交叉,如改革发展稳定、投资消费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情况更为复杂,“度”也更难把握。
    
    由于中道线上的比例关系变动不居,很易招来“不科学”甚至“像巫术”的质疑。然而,经济学本非自然学科,更接近社会学科,故有时很难量化或精准为固定值。关于经济学精准性或不确定性的看法,布劳格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必须在‘严格精确而不现实’和‘与现实相关但不严格不精确’之间作出选择”;哈耶克也认为,社会领域研究的是相互联系的有机复杂现象,我们无法获得他们的全部知识;我们做出的模式预测,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精确,只可能是次优的。特别有趣的是,他强调“宁愿要正确但不完美的知识,即使它还不确定或难以预测,也不愿要装点得很精确但有可能错误的知识”,这与凯恩斯的“我宁愿大致正确,也不愿犯精确的错误”,居然惊人一致。可见,观点对立的两位经济学大师,即使一主自由放任、一主政府干预,但对经济学的“不精确性”,有着深刻的理性共识。事实上,不确定性原理是物理学的重要理论,也是经济学“风险管理”中常用的基础概念。最近任正非谈到“方向没有绝对正确,只有大致正确”,也体现了对不精准、不确定的深刻认知。
    
    
    从实践来看,40年来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市场的关系,主题是“放活”,即扩大市场作用,从承认有作用,到“基础”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政府既要简政放权,也要行为规范和服务到位,解决好越位、错位与缺位问题。
    公有/私有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发展混和多元经济、增强经济活力的过程,至今仍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深化国企改革,又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宏观/微观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微观主体过少、不活、创新不足,宏观上既有计划控制后遗症、管得过多过死的因素,也有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节不懂、不熟、不稳的因素,还有对国内外两个大局下的宏观调控无经验的一面。今后,“宏观要稳、微观要活”将伴随经济转轨的始终。
    供给/需求的关系,二者构成市场须臾难分的两个方面,此时强调供给、彼时强调需求,因时因地制宜,是正常的政策需要,可谓阳光下无新鲜事。西方经济学自萨伊以来大致经历了重“供给—需求—供给—需求”的过程,我国40年来走过了“短缺时扩大供给—过剩时扩大需求—新常态优化供给”的历程,当前正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竞争/垄断的关系,扩大市场竞争、保障竞争公平一直是主题,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低价竞销、产能过剩始终与政府行为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减少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的双重任务仍然很重,企业需要转向成熟市场经济的错位竞争、品质竞争、理性竞争。
    公平/效率的关系,从初期的重效率、扩大差距、增动力、增活力,到今天的效率公平并重,更加注重公平、更加关注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地区、行业、人群、代际等差距,建立一个机会更均等、结果更公正的社会,走出传统社会的治乱循环。
    保护/自由的关系,是减少保护、扩大自由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产业有竞争力和“毕业”。
    规范/实证的关系,是减少争论、减少空口号、增加实证、增加数据的过程,当前也到了需关注规范的阶段,更应重福利与公正。
    理性/非理性的关系,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根,强调自利的“无形之手”能达到市场有效,
        
    
    
    但也走过了一条“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的道路,从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转向了行为经济学的快乐最大化。如同人是理性与感性的混和物一样,理性与非理性同时存在于任何经济主体,只不过二者的比重,对不同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有所不同,正常情况下理性会占据主导,但也存在突变。
    德/财或义/利的关系,是一个管总的大关系,已实现了从轻民财、私财的社会风气,到重财、重民富的大转折,但随后又偏向要钱不要命、贪利不顾义、有钱无德、德不配财的社会风尚,各种造假、贪腐、污染等司空见惯,再不治理即有社会溃败风险。近年义利兼顾的呼声日涨,德财相配的行动日多,此风有望逐步扭转。若能伴以能力建设与制度规范,扩大正向激励,减少逆向淘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让人期待。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有大量运用中道思维的生动案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二元”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不光计划与市场、价格双轨制是二元,城乡是二元,特区与非特区是二元,对内与对外是二元,政左与经右是二元……针对历史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二元式改革有其现实合理性,也体现出高超的改革智慧,“一分为二”、“做好增量”、“以新带旧”也许正是当时的高明之处。这样,从旧体制中长出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增量中国,并与存量互动、博弈,诞生出一个新体制。
    试举两例,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农村改革文件中那么多怪词,像什么“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费解。这句话这么长,能说全、说对的人有多少?如果换种说法,叫“大包干”、“包产到户”,简单明了,一下子谁都记住了。难道是杜润生等老先生吃饱了撑的,故意绕口令吗?其实,这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之一,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体现了道并行而不悖、“至道中庸”的政治智慧。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正如杜老自己回忆的:1982年有一位年轻同志也这样问我,我告诉他:“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那是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时代,必须照顾到几十年形成的“公有崇拜”,改革初期不得不和这个挂钩,不能离历史太远。新制度从旧制度逐步演化而来,自然带有旧制度的痕迹。我们不但要承认这一点,也要利用这一点,事情才能顺利进行。
    二是价格双轨制。同一种产品,计划内国家定价,计划外市场定价,是中国改革和转轨中的特殊现象,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生产资料价格,第二次是人民币外汇牌价,第三次是股票市场价格(非流通股的场外转让价/流通股的市场价),这是我国渐进、增量改革的特征,体制内和体制外并行,体制外优先,以增量带动存量,最终走向市场调节。双轨制虽然从道理上看似“次优”,但在实践中反成“最优”。不彻底、不完善、不干净是其固有缺陷,但它也正是我国的成功之道,在自由市场未立之时,如骤然取消计划,出现“新者未立,旧者已亡”,有了“真空”,则必混乱,“其进弥骤,其途弥险”,欲速不达。如前苏联盖达尔500天“休克疗法”,措施激进到位,但很快经济瘫痪,使俄罗斯GDP总量减了一半,降到美国的1/10,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同样是休克疗法,俄罗斯失败了,但玻利维亚成功了,前者永远休克了,后者休克后苏醒了。一个变量的改变,即事先有无市场机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这个道理如同苏轼所言,“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
    中国的各种试点改革、混和所有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都体现了这种不纯粹、有过渡特点但更适用、更有效的实践智慧。曾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长的萨默斯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制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现实却走向反面。所以从“书斋经济学”到“生活经济学”,从“黑板经济学”到“真实经济学”,还有遥远的路程。
    
    十九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何避免上下一般粗,把这些重要论述落到实处,充分挖掘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价值,结合当代实践灵活运用,是一个重大课题。
    中华文明传统中的中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较大交集。唯物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三大规律,事物是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等观点,以及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与中华传统智慧强调把握好度、物极必反、阴阳互动、和合共生等观点,有不少殊途同归之处。十九大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正确运用中华传统的中道方法,既有利于修正西方经济学中的极端思维、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实践,也有利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要适度、有度,要有底线思维、处理好各种关系、平衡好多个方面、实现有机统一等,这些皆是运用中道思维的体现,比如“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同时,十九大报告充分体现了平衡好各对关系的辩证思维,“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党群关系明显改善”“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等。报告还特别强调平衡与对立统一,如“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等。
    又如,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对于如何做好宏观调控及国民经济管理,权威人士在2015、2016年在《人民日报》连发三文,反复强调“度”,要“灵活适度”、“适度扩大”等,充满了中道智慧。比如,“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处理好‘稳’与‘调’的关系,关键是把握好‘度’,掌握正确的方法论”“避免不适度。无论是需求政策还是供给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政策,无论是发展政策、改革政策还是社会政策,都要把控好‘度’,既不过头,也防不及。即使方向正确、政策对路,一旦用力过猛,不但达不到预期目的,还会酿成风险”。“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有所加大,但也不能放水漫灌,而要注意‘度’,注重精准滴灌,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又防止增加宏观经济的总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找到平衡点”“‘五大重点任务’必须全面推进。当然,落实到一个地区,又会有所侧重,关键在于把握好‘度’”。
    2017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要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在今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
    
    经济学常被看作“两难选择”的学问,有选择就有所取舍,就有机会成本,需要两难中拿出最优或次优,中道智慧由此彰显。经济学的中道思维,需要“去完全”、“去纯粹”、“去单极”,避免成为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死”的“文物”,而应成为多方兼顾、活的“生物”,是有灵活度、有弹性、可调整、动态式的有机体。实践中的折中方案往往更接近最优,滑向两端的激进主张常与最优无缘。经济学者的想法若植根于现实,“中庸”则更“中用”;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偏好彻底改变,不愿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往往走向反面。所以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对应关系,应把握好度,回归常识与现实,认清当一方转向另一方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一方排除了一方,不是一面消灭了另一面,而是相对关系的变化,就象阴阳互动的鲜活“太极图”。
    经济生活的中道思维,亟需一分为二看问题,避免自以为真理在手,居高临下地否定其余。凡事皆有两面或多面,好坏同体;假以时日,优劣易位,更需善加调整。增长速度太高太低,收入差距太小太大,改革太慢太快,干预过度或监管不足,开放不足或过度,金融落后或发展过度,工资、物价、税率、利率、汇率太低太高等,都不太好甚或有害。
    经济学的中道思维,还得用事实、用真相说话,早日跳出概念之争,破概念之执。我常对一些争论感到迷惑:争论双方都在概念上做文章,对现实、真相了解少,求善不求真,无视历史、不管事实,理念至上、立场至上,如同王元化所言的意图伦理。哪怕两方观点都相近、只有度的区别,也得争过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由此深感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必要,深感实证方法之紧迫。以此方法观察学者们关于产业政策、国有与民营、后发优势与劣势等争论,会有新的结论:不是要不要或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或“度”的问题,是黄金分割关系问题。
    经济理论尚不妨出现极端,否则似难成一家之言,称其为思想,如不少西方经济学流派所示。然经济政策、经济实践事关国计民生与成败利钝,自当立足人类实践、立足经验常识,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取法乎中;否则偏执一端,特别是从概念出发,将危害国民、国家,对此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实际工作者多有同感:凡事成功,需要“目标正确、方法正确与操作正确”的三统一,缺一不可。康梁变法之误,不在于其目的是否正确、理想是否高尚,而是脱离实际、操作性差,终致“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令人痛惜。如果为了目标不择手段、不管方法、不顾程序正义,往往事与愿违,即我们常说的“好心办坏事”,或西方所说的“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就”。对此,经济工作者当深戒之。
    治世尚中道,乱世走极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需要再造治世盛世。然而,当前国内外极端言论都在回潮:国际上民粹主义、狭獈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封闭保护主义、全球化中的两极分化等都在升温,有的已付诸行动,有可能滑向零和博弈与以邻为壑的境地;国内极端思潮不时涌现、左右激烈博弈,极右者“言必称希腊”,喜欢照搬照抄,民族自信心差,容易自惭自卑,丧失前进的定力;极左者自我封闭,不知外部世界咋样,往往自视过高,枉顾事实与真相,容易自大自狂,丧失改进的动力。昨天,小平同志针对“文革”惨痛教训的谆谆告诫言犹在耳;今天,新党章依然强调“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老路与邪路,皆是死路。于此紧要之际,倡言经济研究的中道方法,对于中国及世界疗此“极”毒、平稳步入常态社会,亦有参考价值。由此我想到一幅对联:上、下联为:“精神中庸上承中华文明/物质中产下接太平盛世”,横批是“中道治国”
    (2016年1月初稿,2018年1月修改。)
    作者:杨正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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