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积极财政政策应聚焦民生支出和企业减负

    
    
    如何看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称，其背后的主要是结构失衡和民企信心不足所致。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强调保增长，看到经济下行就刺激，结构失衡很难调过来，增长的内在动能也很难恢复。因此，要避免使用刺激政策，防止短期问题长期化。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少人士认为还是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对此，王小鲁表示，政府应该减少点投资，应该把财政的钱更多花在给企业减负和解决民生问题上。
    “民营企业还有很大潜力”
    新京报：如何看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王小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用7%做一个杠杆的话，从1978年到2015年经历了37年的高速增长，这37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7%，2015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下滑到7%以下。
    经济下行是从2010年以后开始的。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大幅度放宽货币政策，并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刺激政策驱动之下，2010年中国经济达到一个高点，但此后持续下滑至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我不大赞同一些学者提出的阶段性、周期性的原因，我认为，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失衡和民企信心不足的问题。
    结构失衡恐怕最主要是长期持续的货币宽松和政府主导的投资过多所致。从M2与GDP增长率看，在过去二三十年，M2增长长期大幅度超过GDP增长，2009年M2增长率甚至接近30%。此后每年也高出五六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宽松的，直到2017年以后才降下来。长期持续的货币刺激必然导致投资过度，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不是说企业没有生产能力和投资能力，而是产品卖不出去，企业经营困难。在结构失衡的情况下，经济还如何实现增长呢？过去若干年资源利用效率下降，产能过剩增加。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力图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但目前只有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有所缓解，仍有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看来仍然严重。而且靠行政手段去产能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副作用。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给经济一个喘息和调整时间，在经济下行中把失衡的结构调过来。如果一味强调保增长，看到经济下行就刺激，那么结构失衡很难调过来，增长的内在动能也很难恢复。
    另一个问题是民企信心问题。中国经济过去37年的加速发展首先应该归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改革中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因素。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贡献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国有企业，而且民营企业相对而言投入更少、产出更高、效率更高。中央提出，需要对民企和国企同等对待，实现公平竞争。但现实情况是，在一些地方，民企和国企仍然面临两种不同的待遇。如果能够解决民企面临的一些问题，使民企恢复信心，民企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可以发挥出来。
    “避免使用刺激政策 防止短期问题长期化”
    新京报：你近日提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是经济失衡、民企信心不足所致，如何解决你提到的这两个问题？
    王小鲁：很简单，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纠正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体制政策方面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基本方向，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做到了，相信当前的经济困难能够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得到克服，经济增长的动能能够比较快地恢复，经济仍然能够进入长期健康发展的轨道。
    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如果放弃市场导向的结构调整，再试图用刺激政策把经济增长率拉上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也不会真正有效，还会把短期问题长期化。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下降，但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在发挥优胜劣汰的调节作用。只要不搞行政保护，不继续刺激，部分长期亏损、低效率的企业、僵尸企业就应该被淘汰。这样效率才能提高、市场的供求关系才能恢复平衡，经济动能才能恢复。如果中断市场出清，搞行政保护和刺激政策，使结构问题不断叠加，短期的结构失衡就变成了长期的失衡问题，会给长期增长带来严重困难。
    新京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吗？
    王小鲁：首先，我们要明确：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于基本的资源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来做，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政府调控并不是由政府代替市场的作用。一定的政府调控可以减缓市场震荡，防止断崖式下跌，但不意味着长期增长率可以由政府决定。政府改变不了客观规律。政府调节代替不了市场调节。刺激政策至多只能在短期拉升经济增长率，但改变不了经济长期变动的趋势。而且，刺激政策会扭曲市场，加重经济面临的产能过剩和债务负担和结构失衡问题，还可能埋下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等隐患。
    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基本上还是要靠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力。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聚焦企业减负和民生问题
    新京报：不少人士认为，还是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
    王小鲁：过去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过度偏重政府投资，但是公共服务支出偏低，投资过度导致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促进了产能过剩、房地产扩张过度，加剧了债务杠杆率上升。
    由于过去大规模的持续投资，目前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再扩大政府投资必然使无效投资越来越多，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上，政府应该减少点投资，把财政的钱更多花在给企业减负和解决民生问题上。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仅是增加投资，减税、改善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其把钱花在无效的投资领域，不如花在给企业减负和解决老百姓切身问题上。
    在企业减负方面，目前由于经济下行，继续大幅度减税暂时空间不大，但继续降低社保缴费负担是可行的。第一，拿出10%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可能还没有完全落实，需要加快、全面落实。第二，以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的力度可以更大。第三，实际上并非只有直接划拨这一条路，还可以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引进民间资本，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变现后划拨社保，可能作用更大一些。
    在民生方面，现在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大多数没有纳入社保体系。他们在城市打工一辈子，不仅父母子女不能随迁进城，离开企业，还要回农村去，养老还要靠自己。这些问题应该尽快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对启动居民消费，支撑经济增长，也将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