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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向桐:科技创新视域下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20/5/7 爱思想 贾向桐 参加讨论

    
    
    【摘要】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在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与生态和谐统一的核心要素。长期以来,科技创新的经济学维度不断突显,生态问题被压制了下来,但从科技创新的实质内涵来看,生态价值本身就已蕴含其中,这也内在规定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基本路径与界限,科技的创新与生态发展具有天然的统一性。生态科技正是这一张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构成科技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可持续性则导引着科技创新的整体方向,这也成为当代科技发展战略乃至整个科技文化建构的时代性议题。
    【关键词】科技创新 可持续发展 绿色科技 生态价值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6
    科技的进步与创新问题构成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以至于“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这一时代所关注问题的关键词。马克思很重视科技创新对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以至于每次看到科技新发现或创新的出现,马克思总是“感到衷心喜悦”,因为科技的创新直接意味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进步,而且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义重大,“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革命的力量”。[1]事实上,自然科学以及人的科学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科技创新不仅仅关乎科学与技术本身的新突破和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且这也直接关系整个人类社会和周围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反言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亦是科技创新的应有之意,这是实现未来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目标与方向。
    科技创新与发展中的全球化生态学意蕴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融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科技的快速更替为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繁荣,由此人类社会也正面临着一个未曾经历过的技术风险社会。随着科学与技术不断渗透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层面,现代社会在整体上(包括社会生产、社会与文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也意味着一系列难以预知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而且,科学技术本身总是直接面对有限经验的世界,这造成我们的现有生活和经验难以精确确定新科技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科学技术风险社会难以回避的原因所在,科技应用的多重逻辑可塑性意味着科技在社会与环境层面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科技革命与创新对传统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态环境的冲击非常直观可见,但又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或无视,当代社会“完整的发展目标,包括经济的增长、教育的提高、性别平等以及疾病与饥饿的减少,如果在没有改变当前环境退化问题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据估计,24%的全球疾病问题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死亡人数的25%与环境危机相关,发达国家的对应数字是17%”。[2]应对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生态问题挑战,已经构成新时代人们面临的一项基本历史使命,而这一时期科技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发展关系至关重要。
    随着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的高度融合,科技创新与其社会应用越来越具有了同步性,从新科学与技术的开发到成熟应用的时间跨度越来越不明显。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科技创新发展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一致性的难度,毕竟技术创新带来的问题尚需时日才能得到确认和关注,而新的技术创新评价表现得又相对滞后。与此同时,新技术创新的社会、政治、生态影响不断扩大,具有了非常突出的全球性效应,科技创新总是整个世界范围的革新,“在今天,气候变化被广泛认为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汽车、电力公司的排放、滥砍滥伐和其他人类活动正在使得地球变暖,破坏生态系统以及人的健康”,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危机无疑是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新相互作用的结果”。[3]这种全球化环境问题的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它不仅需要先进技术的硬件支持,同样亟需相应科学软环境的紧密配合和服务跟进。
    由近代科技文明带动的工业发展,对自然界而言具有明显的高耗能与高污染特征,科学技术在现代性逻辑的联合下强势介入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随之被打破。可见,近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本身就预示着人类生态环境亦将发生一场新的变革,但是,人们的观念只是停留在了科技创新的社会、经济效应层面,这就注定了传统科技发展与创新中会忽视人类生态环境的相应变化。
    为此,康芒纳指出,“科学革命,在现代的物理学和化学上,产生了操纵自然的科学能力”,“只是在后来,这种新技术在科学基础上潜在的致命缺陷才被发现。这就像一个两条腿的凳子。在物理学和化学上发现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第三条腿被丢掉而成有缺陷的了,这丢掉的第三条腿就是环境中的生物学”。[4]人们所理解的“很好”的创新主要是基于经济学效益的,例如熊彼特,正是从经济学角度解读创新,科技创新的几个具体内容主要表现为科技新产品的研发、商业化与推广等环节,科学技术是作为生产要素来对收效与产出对比进行衡量和考虑的。但是,在创新主体与目标的衡量中经济因素并非唯一性的,而且这种经济参数是短期效应的产物,科技创新的经济导向势必忽略与经济“无关”的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和文化问题。特别是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它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这在客观上不但加重了“人的技术负荷”问题,而且也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进而对自然环境的自我承载和修复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使得科技创新与发展本已被掩盖的生态意义再次突显出来。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意义为当代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发展标准,科技创新的视野必须兼顾经济与生态原则的和谐发展,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既给人类带来希望和繁荣,又会带来问题和危机。近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但也同时消耗了自然界不可胜数的不可再生资源,环境的退化是经济发展付出的基本代价,科技发展并不能实现无限可持续增长,这种发展不能超越自然界生态承载的极值,也即生态学意义本身就蕴含于科学技术之中,“地球生态系统受掠夺的总速度,是有某种上限的,它反映了生态系统周转速度所固有的限度。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这个体系将最终趋向崩溃”。[5]因此,要丰富科技创新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内涵,科学与技术的创新必须包含人类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将生态综合价值融入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使其成为创新社会的内在原动力,这是当代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关键。
    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维度
    科技创新与发展的生态化和绿色化是彻底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基础,它构成当前整个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可靠保证,因为科技创新“在增加我们对人与自然如何相关的理解的同时也增加了选择的范围。为了达到生态效率,保护和储存自然系统以及改变消费模式,我们必须寻找科学与技术的持续改进”。[6]科技的持久发展才能够为社会生产提供足够的能源材料和物质基础和条件,而只有创新才能为这种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与思想上的有力支撑,这才使得“创新需要包括长期的可持续维度成为现实”。[7]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可能性与基本实现途径。在科学主义看来,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所以遇到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源自于人类科技发展与创新能力的不足,这种看法当然有其缺陷。毕竟科学与技术不能解决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但同时也不可否认,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仍需新技术的发展作为重要基础,环境问题的确和我们的科技水平本身的有限性相关,这一有限性可能导致生产污染和资源消耗的问题。
    因此,科技创新在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对推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意义重大。须知,传统科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还需以改进和创新相关科技设备的水平为基本目标,在原有技术基础上有所针对地进行创新发展,而推倒原有科技基础从头开始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只有采取那些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要求较低的新技术来取代自然资源密集型的旧技术成为可能时,那些旨在消除自然资源市场价格扭曲现象的政策才有可能,或者更有可能真正地发挥作用”。[8]在此意义上,科学技术的创新的能力和速度的确至关重要,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科技发展水平的程度,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乃至全球整个的科技战略都极为重要,简言之,创新构成科技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基本方法。
    此外,生态学对科技发展及其创新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这种环境评估对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即使是世界上现有的最好技术也无法保证不超过生态承载能力,即不消耗自然资本,因而不毁灭地球支持未来生活和福利的能力”。[9]例如,某种生产加工技术在原来生产模式下生产出了低成本、高消耗、高污染的产品,这种产品实现了厂家利润的最大化,那么未来对这种生产模式的改造应该主要针对原有技术的生态与经济效益方向,创新导向是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低消耗和低污染(甚至没有污染)。所以,在科技创新路径方面,我们总是要强调科学创新在资源再循环和低排放等方面的技术作用,因为是环境方面出现的问题,这使得与生态环境有关的自然科学学科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对气候变化、水源的供应和设施,自然科学可以发挥其传统作用,提供巩固环境政策的创新性技术”。[10]
    不仅如此,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还要求科学技术从原有较为单一的学科创新走向综合的跨学科创新,这是科技发展本身的发展规律,也是科技健康前行的要求,当代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正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科技创新在本质上表现为知识和信息的扩展和更新问题,在当前的信息时代,创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之中的传播和发展速度更快,而且超越了学科的单一性,具体到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生态化的跨学科发展和创新成为重中之重,因此,未来的“生态技术应建立在现代生物学、生态学和信息科学等最新科学知识发展的基础上”,跨学科的发展成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也构成科学创新的基本路径,多学科的综合创新对生态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以各种再生型或低耗型常规技术为补充,形成结构合理的整体性复合型技术网络体系”。[11]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跨学科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可靠基础,这些跨学科新技术也为生态可持续发展开拓了更开阔的空间,为社会发展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与文化效益的统一。
    当然,科技创新对科技政策和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和要求也不可忽视,科技创新理应包括整个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而不是仅关注创新的技术性和理论层面,科技创新理念、思想与管理、组织、服务等环节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新技术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理应也成为一门重要的技术学科。所以,科技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研究应该包括创新驱动的理念与思路、创新模式和机制的优化、人才驱动等诸多方面与人文价值等人文创新软环境的分析和研究。其中,特别是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和应用方面,也是直接关乎科技创新成败的重要领域,“科学在主流环境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许多政策都是建立在科学研究提供的证据基础上”,“自然科学为环境对人以及对国家间发展的环境价值提供了可测量和表述的方法,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生态科学使得我们可以计算与之相关活动的环境效益与投入”,大量生态学相关的研究“帮助我们作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12]这些理论与技术创新会为环境问题直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对于生态学的减量化(Reduce)、再循环(Recycle)和再利用(Reuse)的3R原则意义重大。总的来看,“对发展而言,科学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这是确立关于引导发展与投入政策问题的科学理解。
        
    
    
    科学在面对环境挑战时的作用非常明显。对生态系统功能的理解为我们评估发展决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工具,不断增长的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理解不但使得这一发展具有了优先性,而且确认了围绕这一目标的政策和共识”。[13]
    绿色科技: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
    “创新是提高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绿色技术创新是战略新兴产业向区域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14]我们在强调科技创新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可持续发展对于科技创新的导向和互动意义,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形成的综合性大系统中,社会实践(包括生态实践)的需求会直接激发科学与技术的创新,这反过来也会变革社会实践本身。[15]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影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域界限,当代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总是相对于整个世界范围而言的,与这种境况相对应,科技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良性互动的视野也必须是全球化与绿色化的,这就是说,科学技术在超越区域化而面对全球化的创新与生态环境的全球化是一致的,“将创新与技术政策集中在全球问题和满足全球需要的技术方面”,这种“理解前沿创新的双重性,不仅仅是高精尖技术,强调全球性问题对科学技术政策的关键性”,特别是在环境资源等的压力下,科技的焦点创新更是如此。[16]这决定了绿色化对科技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双重重要意义,科技的生态化才能真正贯通科技创新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而生态化指引的科技创新才能有效推动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实现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
    在这里,科学技术在生态可持续发展中起到的特殊作用非常关键,“科学不但是问题的解决者,同时也是结构性和推测性原因的风险制造者。事实上,科学作为一种风险的制造者,可能并不是能够通过‘合理性’实践就能简单避免的”,[17]经济与生态效益共同构成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基本标准,它制约和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未来面貌,这样,新科技创新的主要技术标准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标准统一起来,这体现为科技发展和创新成果的低污染、高效能与可持续性。反言之,可持续的生态化标准成为新时期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它为科技创新的标准、内容与方法论提供了关键导向。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内核在科技创新的助力下,一方面能解放社会生产力,丰富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能保持周围生态环境的丰富多样性,“生态技术被视为减少排放和提高市场效率的重要资源,这种技术在处理像气候变化这类问题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只如此,绿色的环境技术集中在降低环境退化、减少绿色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健康、辩护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提高在资源的使用率等方面的创新”,这样一来,绿色科技极大地满足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这种创新,也减小了物质资料的消耗,提高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生产率和吸引力”。[18]
    从理论与现实实践层面来看,当代社会对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二者的有机结合努力,改变了传统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绿色科技或生态科技的兴起与发展。科技创新发展在综合社会和生态环境双重角度以及在衡量经济增长与环境和谐发展平衡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科技的绿色化实现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的有机融合,“绿色科技是伴随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大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是现时代正在形成的生态文明形态对科学技术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服务的方向性引导和生态化规范”。[19]在这种可持续的生态文明观念指导下,科技创新负担起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任,生态化价值随着新科学技术融入社会结构之中,创新构成科学技术与社会融合的推动力,科学技术在社会结构,特别是生产和消费等结构层面支撑作用中的生态意义更加重要,这样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就表现为如何处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的关系问题。
    更进一步说,事实上要实现科技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平衡科学技术应用存在的双重社会效应,“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也表现在对生态的正负影响上,既有助于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解决,也可能成为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制造者。科技创新提高了资源利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能力,也带来了森林资源锐减、生物物种灭绝、土地沙化扩大,以及水危机、石油危机等资源环境生态问题”。[20]绿色科技及其创新构成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和动力,“用绿色科技引领新发展,在全社会推进生态化生产生活方式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势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是治本之策,而绿色发展关键着力点在于科技创新,用创新驱动发展”。[21]在这方面,技术的生态评估问题起着重要作用,在“生态系统评估(Ecosystem Assessment)为全球不同的生态系统以及影响它们的过程状况提供了详尽分析,具体提供供给服务、调整服务、文化服务和配套服务”。[22]科学技术创新与发展的生态评估联系着纯粹技术性发明创造与人文应用软科学的发展,它们本身亦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使得传统生产模式中真正将“再生循环”纳入必要环节。
    在此基础上,科技的生态创新(Eco-innovation)成为重中之重,尤其是在环境问题上,“生态创新策略需要通过克服市场壁垒而加速环境技术的发展”,进而需要“更有开创性、国际协作和整体性的革新”来面对气候等自然生态问题的冲击。[23]而绿色(生态)科技则兼顾着科学技术的经济与生态效应综合平衡的重任,进一步说,生态或绿色科技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而且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科技文化。须知,单靠新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不能真正解决掉所有的社会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发展和创新应该是和科技本身的发展同步的,创新驱动连接起社会与科学技术的社会整体发展。随着新的科学技术不断融入社会大系统,科学与技术的一系列配套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逐步转化为一种社会体制和文化运行过程。当然,这种社会活动本身并不完全遵循原先设计的技术逻辑,这一活动过程与结果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而且我们很难在从根本上按照科学技术的标准改变技术发展的这种特征,即无法用纯粹技术手段左右其社会后果的多种可能性。因此,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有机融合还需要在技术层面之外通过人们之间的文化价值来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在此意义上也成为现代文化问题。
    结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创新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意义重大,我们对科学技术以及生态问题的讨论还需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人类文化的层面来进行思考。现代性社会的价值观伴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强力介入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使得传统文化观念难以避免技术的功利主义冲击,社会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碰撞在科技创新的急速发展中被无形加速了。而且,科学与技术活动本身就是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科技创新的实质是人才驱动”的内在原因,科学与技术活动都是人的活动,其背后承担着重要的人文文化精神,在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过程中,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是同等重要和关键的因素,“自然科学总是在两个层面起作用,我们可以描述为好奇心驱动(curiosity-driven)和需求驱动(need-driven),它们有时在不可思议的途径相互作用”。[24]我们的科技创新不仅需要需求驱动的创新,也需要以好奇心为代表的纯粹人文方面的创新,而且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从根本上沟通环境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的中介桥梁,特别是随着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问题日渐成为时代性议题,科学技术的文化建设越来越构成这一时代问题的关键研究维度。
    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不断加速融合发展的今天,科技创新对整个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技术与社会创新的综合发展使得现代技术与社会大系统的相互作用大大深化,从而结合成一个以技术创新为整体驱动的生产——消费不断循环的统一场域。社会运行的技术框架具有多样化、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决定了人们应对新技术创新发展的多样可能性问题。科学与技术既是社会生产与文化的变革者与推动者,同时也是先进、进步生活文明发展的承载者,科技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最终还要上升到科技文化层面。因此,科技创新核心地位的真正实现需要生活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统一,人文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我们从根本上反思近代科技背后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现代性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
    总之,面对当代环境生态问题的挑战,科技与社会的发展都要在“创新中寻找出路”,进而“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25]科技自身就具有创新的本性,其实质内涵中生态价值的开发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提供了前提保障,创新驱动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坚实基础,科技的创新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为新时期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物质与文化框架。这样,“生态与科技相契思想使科技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好奇心而探索的理论、知识,而是赋予了科技人文性责任,并以此指导其工具理性发展方向,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人类自我实现、社会进步发展、生态环境系统优化的重要手段和载体”。[26]因此,科技的创新与生态发展具有的统一性在二者的相互协和作用下都能够得到充分展开,科技的生态化或绿色化正是这种相互和谐发展的产物,从而使得社会性创新真正构成发展的内驱力,而可持续性则导引着科技创新的方向,并将当代科技创新推动到整个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视野之中。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当代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路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TJZX17-001)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5页。
    [2]Gordon Conway et al., Science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BCPC Publications Ltd, 2010, p. 222.
    [3]Daniele Archibugi and Andrea Filippetti, The Handbook of Glob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wiley‐lackwell, 2015, pp. 558-559.
    [4][美]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5页。
    [5]Gordon Conway et al., Science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BCPC Publications Ltd, 2010, p. 220.
    [6][美]赫尔曼·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诸大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7]John H. Marburger III,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a 21st century context", Policy Sciences, 2011, Vol. 44, p. 212.
    [8]李志青:《社会资本技术扩散和可持续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9][美]赫尔曼·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0]John H. Marburger III,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a 21st century context", Policy Sciences, 2011, Vol. 44, p. 224.
    [11]秦书生:《生态技术论》,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12]John H. Marburger III,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a 21st century context", Policy Sciences, 2011, Vol. 44, p. 224.
    [13]Gordon Conway et al., Science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BCPC Publications Ltd, 2010, p. 358.
    [14]Li-yan Sun et al., "Ecological-economic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based on entropy weighted TOPSIS method",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7, vol. 73, p. 554.
    [15] Kenneth D. Pimple, Emerging Pervasiv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Springer, 2013, p. 2.
    [16]Paul Sollie and Marcus Düwell, Evaluating New Technologies, Springer, 2009, p. 31.
    [17]Daniele Archibugi and Andrea Filippetti, "The Handbook of Glob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wiley‐lackwell, 2015, p. 564.
    [18]Ghulam Samad and Rabia Manzoor, "Green Growth: A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pproach",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2011, Vol. 50, p. 487.
    [19]包庆德、邱艳霞:《绿色科技:生态时代的规范与学界研究的进展》,《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12期,第448页。
    [20]黄娟:《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关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33页。
    [21]王娅:《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绿色科技要素》,《科学管理研究》,2018年第3期,第17页。
    [22]John H. Marburger III,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a 21st century context", Policy Sciences, 2011, Vol. 44, p. 227.
    [23]Ghulam Samad and Rabia Manzoor, "Green Growth: A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pproach",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2011, Vol. 50, p. 472.
    [24]John H. Marburger III,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a 21st century context", Policy Sciences, 2011, Vol. 44, p. 209.
    [25]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3版。
    [26]沈元军:《生态与科技相契的困境与破解的逻辑探究》,《黑河学刊》,2019年第5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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