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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的贸易优势是中国制度竞争优势的体现。自2018 年初以来，美国对中国发动激烈的贸易战。尽管美国大企业和传统的美国政治精英不同意特朗普的关税战争，但他们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通过谈判，中国可以做出一些合理的让步，以换取美方的让步以及放弃改变中国模式的要求。如果中国继续在经济上向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府最终将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美国应该接受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把选择本国社会制度的决定权留给中国人民。如果美国政府在国内采取有利于美国劳动人民而非资产阶级的政策，美国人民就不会受到崛起的中国的伤害，这将是中国和美国劳动人民的“双赢”结果。
原编者按：本文是作者于2019年10月12—13日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尽管今天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已经签署，但本文对该问题的分析依然有价值。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攻势。2018年3月22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征收500亿美元的关税并采取其他惩罚措施。作为回应，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接下来，双方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你来我往的相互博弈。
特朗普忽而承诺迅速解决冲突，忽而突然征收更多、更高的关税，其政策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美国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的主要诉求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敦促中国放弃推动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崛起的许多政策。
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这从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产品进入了日益扩大的市场。中国企业获得了先进的技术，其基建企业已经能够在中国境外运营，建设铁路、公路、机场、海港。大量必要的境外投资，包括初级产品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集中式计划经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总需求不会制约经济增长——所有的制约因素都在供给方面。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对其产品的总需求也必然增长，而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这一点。
当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需要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产出找到不断增长的市场。在改革开放的头10年里，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保证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增长，这足以支撑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快速增长。
然而，10 年之后，居民收入的增长不足以提供GDP 保持两位数增长所必需的不断增长的总需求。1990 年代，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成为推动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总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从2001 年到2007 年，GDP以每年10. 7% 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中国面向全球经济的出口以每年20. 9% 的惊人速度增长，而居民消费每年仅增长6. 4%，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则增长13. 4%。到2007 年，出口占中国GDP的比值达到38. 6%。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一比例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从1991 年到2001 年，国内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5. 7%，而从2001 年到2007 年，出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 /3 ( 31. 7%) 。在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的过程中，中国产品打入全球市场发挥了关键作用。
经济发展的传统政策分析认为，低收入国家无法在国内筹措到足够的储蓄，因而从较富裕的国家获得资本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生产性投资提供的融资大部分来自国内，而非外国投资。尽管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相对于国内投资来说并不多，但它仍然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需要提高生产能力，提升工人技能，改善组织管理，以及掌握更加复杂的产品的生产过程，这取决于能否引进先进技术，而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的规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已经从最初依赖于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发展到现在获得了凭借自身资源去研发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中国在教育和研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卓有成效。2017 年，中国研发投入排名世界第二，专利申请量排名世界第一。一些中国企业，比如华为，在关键产品上采用的本国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技术前沿水平。
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催生了在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很强能力的企业。过去10 年，中国利用参与全球经济的机会，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互惠互利的交易。由中国出资，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作为回报，这些国家同意在一段时间内向中国提供原材料的出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发现，这样的交易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这种“双赢”交易有助于满足中国经济的两大需求:一是使中国的大型基建公司得到充分利用，二是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工业提供所需的原材料。
二、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
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与中国的新型经济关系，美国政府和美国大企业都是相当满意的。2001 年，美国商界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游说活动。许多美国公司在中国设厂，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充足而健康、相对受过良好教育、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美国公司发现，中国政府是一个对商业友好的政府，中国政府在交通和电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有助于提高在中国市场运营的收益率。美国农民也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
然而，大约10 年前，美国政府和美国大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变，这种转变最终导致了2018 年贸易冲突的升温。自2018 年初以来爆发的激烈贸易战有两个不同的根源: 特朗普的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商界对中国不断崛起的反应。我们应区分贸易冲突的这两个根源，以便更好地理解冲突，并思考如何对冲突作出反应。特朗普的政策推动了关税攻势，美国的大企业尽管不喜欢特朗普的关税攻势，却要求美国政府坚持“强硬立场”，通过其他方式改变中国的做法。下面，我们将依次阐述这两个根源。
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是基于其右翼民族主义计划，其中包括主张对进口采取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这与美国政府以往的贸易政策截然不同。
自1980 年以来，美国政府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支持这一政策。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国家都将受益于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然而，自1980 年以来，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从全球经济日益自由的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中受益。美国的一些行业遭遇到了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的竞争。美国资本家将生产转移到那些工资较低的国家，而美国的工人却面临着失业。美国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在此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工人。自1980 年以来，美国劳动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的真正原因是美国大企业和美国政府强加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在2016 年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利用工薪阶层的不满，将他们的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在竞选总统时，特朗普的右翼民族主义立场使他将国际贸易当作一场零和游戏。他声称，美国要想发展，只能以牺牲其他国家作为代价。他承诺将积极迫使所有美国的贸易伙伴屈从于他的意愿。2018 年，正是特朗普的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侵略性的贸易行动，不仅是针对中国，还有墨西哥、加拿大、欧盟和日本。
然而，特朗普的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美国加剧中美贸易冲突的唯一根源。美国大企业和传统美国政治精英立场的转变也发挥了作用。美国大企业不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或他的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特朗普的做法打乱了它们的供应链和投资计划。大企业主要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不是右翼民族主义政策。特朗普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唯一一位在没有美国大公司和大银行的热情支持的情况下当选美国总统的人。
然而近年来，美国大企业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大企业希望继续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令美国企业感到担忧。中国不再是廉价低技术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中国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在某些产品上已经处于世界技术前沿，几十年内有望在技术上赶上美国。中国正在关键的先进产业中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不只是中低端技术产品的供应国。
美国大企业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其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占据着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这是在全球处于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企业的通常做法。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侧重于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这就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尽管美国大企业和传统的美国政治精英不同意特朗普的关税战争，但他们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他们的目的是向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放弃推动其在世界上迅速崛起的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对关键行业的补贴、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主导角色以及旨在获取最优技术的政策。
因此，中美贸易日益紧张的局势有着复杂的根源，既源于自2017 年以来特朗普这名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一直占据着美国的总统之位，又源于美国大企业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在经济技术领域与美国势均力敌作出的正常反应，源于中国对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长期统治构成了威胁。
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抵制新力量的崛起，下定决心想要继续统治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强国无法想象一个各国经济平等、相互合作的世界，这一动因部分地解释了美国为什么日益抵制中国的崛起。
导致当前贸易冲突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它不是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因素。当前的冲突与过去的冲突有一些相似之处，因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在经济实力上与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接近。然而，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早期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有所不同。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中国经历了一次伟大的革命性转折。从1953 年到1978 年，中国建立了以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和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
中国在这一时期已经奠定后来迅速崛起的先决条件，包括工业基础、受过教育的健康人口、妇女参与经济活动以及国家获得的管理和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民营企业崛起，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国有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它的明确目标是以国有企业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积极地调控经济。
今天的中美贸易冲突是一种制度冲突，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强国与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之间的冲突，后者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统治阶级不仅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霸主地位的一种威胁，从长远来看，更是把中国崛起视为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一种威胁，威胁美国资产阶级继续享有从美国工人阶级榨取巨大财富的“权利”，威胁美国通过其帝国统治和不平等交易关系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的“权利”。
三、中美贸易冲突可能的前景
特朗普总统希望其挑衅行为能迫使中国同意美国的要求。美国的大企业和传统的政治精英也希望中国向美国的要求让步，尽管他们担心颁布威胁性关税政策可能会成为美国政府的标准做法，这并不是他们希望出现的结果。
美国政府并没有力量能够强迫中国屈从于美国的要求。这表明存在着解决这场冲突的一条和平道路。
目前，特朗普在美国选民中的支持率很低，他可能不会在2020 年11 月的选举中再次当选。如果他被取代，我们无法预测谁会接替他，但很可能是一位更传统的美国总统，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的政策将回归到过去更为谨慎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在2020 年后可能会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改变做法，但不会通过关税威胁的方式。下一任总统可能会试图动员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谈判，向中国施压。
不管谁入主白宫，中国都会抵制可能改变其经济模式的极端要求。当前的贸易冲突给美国带来的问题比给中国带来的更严重。美国农民正在遭受贸易战的影响，美国公司一直在大幅削减投资，以应对美国关税攻势带来的不确定性，贸易战有可能导致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这将迫使美国政府与中国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
虽然贸易战造成的总的经济损失一开始对中国来说比美国大，但中国政府在让民众免受这些损失上占据着更有利的地位。由于中国在调控经济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而且由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美国政府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来结束这场冲突。
这说明可通过谈判途径解决冲突。如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进口技术的依赖程度已经降低，并将继续培育以自身资源开发和采纳更好技术的能力。虽然美国商界担心美国失去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他们也不想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也想继续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因素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形成能够迫使中国改变其模式的联盟。
中国政府阐明的政策增强了双方以一种和平、互利、可接受的方式解决这一冲突的可能性。中国于2019 年6 月2 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指出:
【“对于两国经贸分歧和摩擦，中国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
这一立场是合理的，也是谈判解决贸易冲突的唯一途径。
虽然美国政府声称，中国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表明中国正在寻求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但该文件表明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意图。
政治上持中立立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网站上发布的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分析报告认为: 《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明确的原则、目标、措施和行业重点。其指导思想是坚持制造业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目标是对产业进行全面升级，使其更加高效率和一体化，从而占领全球产业链的高地。
这不是成为一个“全球经济霸主”的计划，而是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计划，目的是使其产业处于全球技术前沿。
通过谈判，中国可以做出一些合理的让步，比如同意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放松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限制。
美国应该接受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把选择本国社会制度的决定权留给中国人民。如果美国政府在国内采取有利于美国劳动人民而非资产阶级的政策，美国人民就不会受到崛起的中国的伤害，这将是中国和美国劳动人民的“双赢”结果。
作者：大卫·科茨，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系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译者：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