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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也将难以避免，原因在于中国过度依赖外部的市场、技术和资源的发展模式不再可行，需要从国际大循环转向内部循环为主，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全球慢性萧条前景与结构根源
全球正在进入慢性萧条期。2013年萨默斯提出“长期停滞”，也即实现充分就业的“自然利率”或实业投资的平均收益率长期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会出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常态；欧洲
“日本化”趋势日益显现。目前看来，低增长、零增长有较大可能会走向慢性萧条，因为其背后有着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克服的结构问题。
一是全球层面的贫富极度分化。瑞信银行2018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的相关数据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占比64%的32.11亿成年人拥有的财富只占财富总额的1.9%，而成年人占比0.8%的顶端富人拥有的财富占比高达45%。在财富两极分化背景下，富人财富的增值已经不会带来消费的增长，贫困阶层严重缺乏消费购买力，这会导致全球范围内需求的长期萎缩或供给过剩。消费是最终需求，其他原材料、投资品都是派生需求，最终需求的萎缩将沿着产业链从下游往中上游形成持续的收缩压力。由于产业链的全球分布，这种经济收缩必定会全球扩散。
二是消费市场的全球失衡。中国前40年的国际大循环主要是从欧美引进资本技术和高效率企业组织，从资源出口国获取原材料生产制成品，再向欧美出口。而我整理数据发现，1999年G7国家人口占全球比例仅为11.5%，消费却占全球的67%；2016年人口占比下降为10.24%，消费占比则下降了16个百分点，至50.8%。这说明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全球份额已达极限，相对萎缩是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贸易投资的目的地做出战略调整，这是完全正确的抉择。不过，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复杂性。
三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广义制度缺陷，投资风险高企。南部非洲“二战”后的50年几乎没有增长，被称为“失去的50年”。欠发达地区长期缺乏投资和消费能力，也是世界经济长期不平衡的表现，以及全球性产能过剩和慢性萧条出现的重要原因。国际组织通常在贸易层面讨论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比如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全球生产要素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以及要素跨地区组合的失败。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生产要素可分为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本四类。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包括宗教文化、传统习惯在内的广义制度。欠发达的南亚和非洲，人口出生率高，年龄中位数低（比如尼日尔仅16岁），自然资源也相对丰裕，但是资本技术十分稀缺，广义制度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二战后的30多年美欧主导的南北之间生产要素的组合是相对失败的。美国借助IMF等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销“华盛顿共识”，想把有利资本发展的欧美制度移植到欠发达地区去。但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普选制移植到极度落后国家的结果是，培育出更为折腾的“制度怪胎”，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进程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国家广义制度的差异性是客观的，全球化带来不同文明的碰撞，但结果可能是兼容，更可能是冲突。这是跨境生产要素组合失败的深层制度原因，也是全球不平衡和去全球化的根源。
“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去工业化”压力
加入WTO后，中国增长模式已从之前的“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产能过剩→关停并转”转变为“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产能过剩→出口释放”。外部市场不断拓展使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也是经济高增长可持续的前提条件。然而，自2018年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开始意味着这个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比较赞同券商首席分析师刘煜辉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辆踩着刹车下坡的超载重卡”的说法。如果把今年新冠疫情看作中国经济下坡途中的一个大坑，中国经济这辆超载重卡下行中不仅要垫砖填坑，而且要把准、把稳方向盘。前年年底，我曾预测“中国经济将持续下行，实现可控的软着陆，2026年可降落在5%的增长平台上”。在发生未能料及的新冠疫情后，今春我再次预测“今年经济增长率会在±3%之间，明年增长率同比可到8%~10%区间”。4月10日，IMF预测中国增长率今年是1.2%，明年是9.2%。此后由于全球疫情扩散，6月IMF将2020年与2021年增长率分别下调至1%和8.2%。就中长期态势看，我的判断是，如果能控制好系统性风险，未来5年平均增长率仍可达4.5%~5%。当前国际环境已发生严重不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要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国际大循环转向主要依赖内部市场开发，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实现生产、消费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当然，这种转换需要深层的体制机制变革。
目前“去全球化”已被大家所认识，但“去工业化”仍不为大家特别是工业大国中国所理解。大概两年前有位美国教授提出，有两种力量在推动全球“去工业化”：第一种力量是消费的普遍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物质产品消费支出占比必然会下降。我把这个规律也称为广义的恩格尔定律。第二种力量被认为是中国巨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使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几乎不需要工业化。
今天看来，中国一些发展经验难以复制。比如某个镇专门生产灯具，另个镇专门生产袜子或牛仔裤等，这些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通常可达70%甚至高达90%。中国有2800多个县，如果每个县有10个镇，就有近3万甚至更多的镇，如果所有镇都是这种发展模式，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如果中国承包世界所有制成品生产，其他国家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相对就减少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之所以砸机器，原因正在于就业和发展机会被替代。另一方面，继续充当全球制造工厂，对中国本身也已经不是一件好事，因社会边际净收益可能为负，而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环境压力、能源安全、以农民工低廉工资保持成本优势等，对社会和谐发展都是不利的。
当前，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体量很大，大概是21世纪初的五六倍。如果产品没有销路，一些制造业企业就没有现金流还本付息。“举债扩张”“借新还旧”是这些制造业企业维持生存的通行法则。但当债务雪球不断滚大，如果不下决心去产能、去杠杆，就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其实，我国规模扩张型工业化时代已经基本结束。2006年工业增加值占比见顶回落；2010年工业对增长的贡献见顶回落；2012年工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2013年工业就业绝对人数也见顶回落。前些年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投资，客观上帮助消化了重资产行业的过剩产能，但未来这些消化能力也将遭遇衰减。因此，政府需要痛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相比美国的“再工业化”和印度想借美国资本与市场发展制造业的愿望而言，“去工业化”是中国需要认真面对的。中国工业需要减肥，只有“瘦身”才能“强体”，只有中止那些过剩制造业僵尸企业对稀缺资源的持续消耗，才能有更多资源给先进制造业和市场高成长的服务业用于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培育有效率的企业组织
疫情之下李克强总理提“地摊经济”，我理解主要是让底层老百姓能从房产租金和各种摊位费用中解放出来寻求出路。北大国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个体经营者有9766.6万户，就业人数大约2.3亿人。2018年，中国小微企业数量占总企业数量的99.6%，超出国际平均水平，也超出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不过，企业平均寿命低于3年。
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与勤奋的劳动者和庞大的市场相比，中国当下特别缺乏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去创造就业岗位，从事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经营。我在1997年出版《有效利用外资理论研究》一书时就发现，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与一般理论十分不同。利用外资的两缺口模型表明，外资是用来弥补国内储蓄和外汇的不足。但是中国不缺乏储蓄和外汇，为什么还要利用外资呢？我当时的结论是，中国利用外资主要是弥补有效率企业组织的不足。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体量的增长而改善。经济转型的具体要求是从依赖外需转向释放内需，从高投入转向高效能的结构优化，是需求引导、供给适应的市场化。而结构优化和经济的市场化包括经济金融强国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微观基础就是高效率企业组织。营造促进有效率企业组织成长的制度生态环境，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
而培育好企业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转型，特别是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需要从行政管制、主导经济，转向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秩序尤其需要做好三件事：一是保护私有产权，重点避免对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侵权。二是防范商业欺诈，避免企业、企业高管和大股东的欺诈行为损害消费者权益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中国股票市场长期低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市公司内部人员欺诈行为未能得到应有惩戒，而根源在于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帮助企业融资上。因此，政府立场需要作出根本转变，将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建设作为基本国策来推进。三是着力改善消费服务业的生态环境。消费服务业有高成长性和创造就业岗位的巨大潜力，要求我们既要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也要保护生产者合法经营的权益，在市场准入、技能培训与从业资格管理、服务质量监控、纠纷仲裁等环节健全有效的制度保障。
此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也涉及税制和干部任免制度。由于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政府工作重心往往放在招商引资和地方保护上。但随着企业越来越多，产能过剩加剧，为了优胜劣汰更加顺畅，未来税收应考虑向自然人倾斜，向所得税、财产税、消费税等倾斜，这样地方政府也会更有动力在“让生活更美好”的各个方面展开良性竞争。对于干部考核制度的改革，也有三个建议：一是考核指标应将总量指标改成人均指标，以适应户籍松动、劳动力流动的大势。二是引入第三方评估。三是推进地区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质量等全国评选排名，增加社会评价的透明度，引导地方政府间有序竞争。中央政府则可以通过行政区划的撤并，实现对一些低效政府机构的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