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一、为什么要从二元体制的视角讨论体制扭曲差值
计划调节和一大二公所有制模式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实践，以及无数次社会实验证明效率较低。因为其纵向主导的计划和调节机制，无法使生产多少、生产什么、怎么生产随机对应于瞬时万变的社会需求，也无法预测未来需求的复杂多变。因此而无法最优和有效地配置资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和强调市场决定配置资源和两个毫不动摇，其精神就在于此。
一个社会，劳动者要就业，居民要生活，企业要积累和投入，政府需要能够提供公共服务和设施，婴幼儿、青少年和老年人需要获得幼托补贴、义务教育和养老保障，这一切，最为基础的是要生产消费品和财富。如果要美好一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毫无疑问，更是需要保持一定幅度的生产增长速度。
笔者2013年中开始观察经济增长下行，发现人口相对和未来绝对收缩及其老龄化，使得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压力很大：因为从生产方面看，劳动力要素投入收缩的趋势会给增长带来年均0.5个百分点的下行压力；从需求侧看，即使我们有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替代劳动力创造更多的产品，但因人口结构老龄化和人口规模迭代式收缩，生产的需求边界也会相对或者绝对收缩。这个格局的判断使我十分悲观。
然而，当我们对城市和农村，特别是农民，他们耐用消费品和家庭汽车每百户水平，以及收入需求弹性进行数据的城乡对比和国际对比，包括对城乡住宅功能、品质、置换、升级和更新重建变动趋势等分析看，发现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大规模产品生产和建造的工业化还在，经济还有中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中高速增长还会有15年左右的窗口期。
在如何稳定和保持国民经济一个中高速增长的讨论中，学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工业化已经结束，服务业会成为未来增长的新潜能；有的安慰，人口和劳动力减少了，我们还有人力资本红利，还有创新，还有智能制造。实验室团队进行了产业结构变化与增长速度快慢，以及广义技术进步对增长贡献经验数据的国际比较，发现前一种看法基本是错误的，而近50年来许多创新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进入低速增长后，也没有通过创新再次推动经济中长期中高速增长的经验数据证明。他们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年均增长点在0.7%—1%之间，并且是一条近似于平行的曲线。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新潜能到底在什么部位？当然，转轨中国家，体制不顺造成了低效率和损失，体制改革会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出。这是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其体制扭曲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哪些体制与效率和增长潜能直接相关，改革到底会提高多少效率和增加多少产出？笔者没有看到较为满意的文献研究。原因在于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市场经济国家体制是既定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也只是结构转型，一些苏联模式的东欧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都进行了瞬时的体制转轨，它们总体上都没有大规模的体制扭曲存在。因此，找不到现成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学者没有必要去研究一个特长周期中，通过理顺体制来提高效率和获得增长潜能的客观需求。
二、体制扭曲差值的定义与内涵
能够使体制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计算出来，并且能从数理方面估算改革理顺体制会提高多少效率，有多大的增长潜能？在分析一个二元体制国家的转型时，必须在学理上建立“体制扭曲差值”这样一个范畴和最基本的变量。其实这种体制扭曲差值在二元体制国家普遍存在，只不过人们熟视无睹，没有将其与效率结合起来进行逻辑思考。
体制扭曲差值是什么？就是没有体制扭曲下市场经济场景的标准值与二元体制国家因体制摩擦形成的扭曲值之间的差距。笔者最近分类，大体有这样一些方面。
1. 生产领域的体制扭曲差值
（1）资本要素配置体制扭曲差值。国民收入在政府财政和企业资本配置方面，标准值：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率25%—28%和转轨国家29.1%；扭曲值：2020年中国32.5%。银行贷款等融资成本方面，标准值：2020年竞争性民营企业7—8%；扭曲值：国有企业4.5%。权益资本净利润率方面，2020年标准值：竞争性民营企业平均6%，扭曲值：国有企业1.64%。
（2）劳动力要素配置差值。一定发展水平农业就业劳动力比例方面，标准值：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均GDP水平中高收入水平时，以及横向人均GDP水平大体一样的如墨西哥、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为8%—12%；扭曲值：中国2020年24%。二元结构转移不同人群工资水平和变化方面，标准值：一般发展中国家城乡和工农劳动力收入水平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不同劳动力人群间工资差距在缩小；扭曲值：2020年中国城市居民工资、农民工工资和种地农民收入间差距为100︰50︰10，改革开放迄今是逐步拉大，而不是逐步缩小，出现了刘易斯悖论。
（3）土地要素配置差值。因为没有竞争性的土地市场，也没有土地要素的市场标准值；扭曲值：2020年在行政垄断的土地市场上价格为259.7万元/亩，划拨使用的土地价格为零，禁止市场配置的城乡土地价格为零。调节水资源分配和土地国土开发率利用率方面，标准值：调水强国人均调水量为100立方米左右，大部分国家国土开发利用率80%—85%之间；中国2020年人均调水量不足24立方米，国土开发利用率71%。以此我们可以计算因土地不能交易，其配置扭曲不可纠正时，以及调水和国土开发利用水平低等，土地不能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组合失去的产出损失。
这一部分体制扭曲差值，使我们通过反实事法，计算出体制扭曲造成的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性剩余要素，以及产出损失；并通过标准值还原法，去模拟和仿真未来如果改革，使闲置和低利用的要素提高其投入的效率，带来的增长潜能多大。（文献见周天勇：“体制剩余：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增长的新潜能”，学术月刊，2021年第4期；，周天勇：“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定量估计”，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7期）
2. 体制扭曲差值与国民经济循环的顺畅和梗阻程度
体制扭曲差值，其影响到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消费—生产…”的循环是不是顺畅，会不会导致梗阻，以及国民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人口总和生育率方面，1980、1990、2000、2010、2020变化趋势，标准值：没有生育干预下为2.61、2.28、1.96、1.63和1.3；扭曲值：在干预人口生育体制下为2.61、2.2、1.3、1.18和1.20。人口流动方面，标准值：与我们同发展水平阶段时的日本和韩国，以及横向与我们同发展水平的墨西哥、马来西亚和土耳其，市民化城市化为75%；扭曲值；中国2020年常住人口城市化63.89%，市民化（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5.4%。国有和集体、城市和农村土地和住宅价格方面，扭曲值：农村集体土地因禁止交易价格为零，2020年农村住宅建造价为960元/建筑平方米但不能交易市场价为零，城镇国有出让土地行政垄断价格258万元/亩；标准值：城镇居民住宅市场交易价格10100元/建筑平方米。这些差值有什么意义呢？
据此差值我们可以以当年的全国居民人均、城镇居民人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平均消费支出，以及土地出让金在地方政府与农村居民间的分配，城市居民房租和房价增值交易收入等，计算因干预人口规模减少、城市化滞后和城乡土地房屋二元体制扭曲造成的国民经济应该有但没有的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损失。
我们也可以模拟和仿真通过土地和房屋市场化和资产化，以及加速人口流动的诸项改革，会给农民带来多少收入，会对城乡收入差距有多大的改善，会增加城乡居民多少消费能力。我们发现，其与城乡居民还有的耐用消费品、汽车和住宅的消费升级，可以在需求均衡方面给未来的中高速增长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市场需求场景。
3. 体制扭曲差值与债务链和货币币值的安全性
首先，我们阅读了有关国家土地资产抵押与货币币值和金融稳定间关系的历史文献，其证明，在债务与币值之间，土地资产有着重要的抵押信用和币值之锚功能。其次，也发现了南非、津巴布韦等国家，因随意逆向改动土地体制的动议和举措，造成了土地资产对债务抵押信用和货币币值之锚的损害，这是这些国家资金流出、债务违约、国际收支逆差、信用评级下降，最后导致其货币大幅度贬值和金融体系崩溃的重要成因之一。再次，进入21世纪以来，通过各国数据的观察，发现在经济低速增长、消费萎靡不振的场景下，货币供应增长要比GDP增长快，债务增长更是快于GDP和货币的增长速度。全球似乎转向了高负债发展的经济模式。
未来中国可能也不会例外，甚至程度更大地奔向多货币和高负债发展的模式。因为我们在没有到低速增长发展阶段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需要较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因为我们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来得太早和太严峻，这需要我们将许多的资产用来在一个时段中提前抵押支付用来养老，这就是养老与资产的平衡。因为我们目前的房地产债务、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质量并不高，需要有足够的资产给它们以抵押信用保证和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这样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足够的资产吗，我们的资产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前面已经在讨论国民经济循环提到土地和房屋资产的价格扭曲差值，影响了生产和消费，这里其也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债务和货币的安全。其标准值：城镇的住宅、商业楼、写字楼可以交易和抵押，是资产，可以有债务信用保证和币值稳定之锚的功能；农村、城市和工业中宅地、耕地、林地、园地、集体其他建设用地、城市工业物流用地、独立工矿用地等等，因不能交易（或实际交易不了）和抵押，它们不是资产，是没有价格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没有债务信用保证和币值稳定之锚的功能。
我们对未来15年国民经济进行动态模拟和仿真，GDP乐观数据增长速度分别为5.3%—6.5%之间，相应地货币供应增长可能在8%—10%之间，而债务增长有可能在10%—12%之间，如果交纳养老金的基数缩小和需要养老金的规模扩张，也有可能负债年增长在15%左右。
在这种高负债发展，并且未来消费因人口收缩而低迷的趋势下，因为其缺乏债务与资产变量，费雪货币模型对于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对金融风险的提示，基本上失去了逻辑分析和指导实践的意义。
在债务信用保证和币值稳定之锚方面，其要素如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不能抵押，流动性资本抵押往往形成更大的泡沫，固定资产的机器设备又会贬值和折旧等不足，只有土地和房屋是最好的优质（会升值和折旧慢）资产。
与市场经济国家大部分土地房屋是资产体制不一样的是，二元体制下，很明显，在资产与债务和货币的关系上，我国目前的格局，其资产范围狭窄。因人口迭代收缩和住宅存量规模已经较大，未来住宅数量增长的幅度可能会越来越小；经济活动的线上化和平台化，办公和商业用地用房增长也会下降，其价值可能也会因供大于求面缩水。那么，相对于我们前述的DGP、货币和债务增长格局，我们的债务链和货币币值能够稳定得住吗？显然，如同一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一样，格局如果不变，出事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为此我们将债务和资产变量纳入了新的货币模型，假设各种土地资产化改革的场景：维持目前土地体制、农村宅地资产化、农村农业土地资产化、农村其他建设用地资产化、城镇工业物流和独立工矿土地资产化、调水改土土地资产化等不同的组合方案，进行模拟和仿真。结果是：如果维持现状，债务和货币体系特别危险；如果部分资产化，比例越低，风险越大，比例越高，债务和货币体系越安全；如果全部资产化，中国债务和货币体系相当安全。其原因在于其土地和房屋资产化的滞后，与一些资产化和抵押程度非常高国家不一样的是，这实际是一种国民经济的后稳定优势。
因此，在上述学理和可模拟仿真计算的分析讨论中，体制扭曲差值成为最基本的二元体制经济学范畴。
体制改革就是一种社会试验。如果在今天还摸石头过河，定性地制定方案，去进行试点推广，其成本较大，时间太长，长期效果也真伪好劣很难判断。中央领导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问题导向，要有学理，要深入研究规律，并提出政策建议。我们就是按照这一精神，面对未来可能会发生增长潜能不足、市场需求失衡和经济体制不安全的三大问题，建立模型，编程和形成计算体系，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和仿真试验，去观察可能无数个结果场景。为能更好地谋划和实施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和政策，提供我们的一点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