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以更加开放的状态促进内部改革，形成改革与开放新时代的有效路径

    
    
    加入CPTPP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第一，目前全球体系进入到一个超级重构的阶段。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下，并没有出现美国想要的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体系，反而是在美国经济主导能力日益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整个经济治理体系的危机。这些危机在特朗普时代得到全面体现。虽然“特朗普因素”对于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有加速作用，但世界多元化体系不是在近两年才开启的，不是特朗普开启的，也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开启的，传统的霸权体系处于分解过程。同时，全球公共品的困局开始全面显现。因此，新的贸易板块在未来不会简单维持目前的格局，也就是我们讲的美加墨格局、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体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体系。这三大体系目前依然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这个过渡状态将被谁取代？只要看这三大板块占世界GDP的比重，特别是在未来二十年中所占的比重，就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未来整个贸易体系构建的格局将会朝着亚洲时代走。目前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比例低于25%，而亚洲GDP总量占比已超过了30%。再过十年，预计美国GDP占比会进一步下降到20%左右，而亚洲GDP占比可能会上升到美国在最繁盛时接近40%的比例。可以想象在这种格局下，区域贸易体系是怎样构建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第二，中国版的贸易体系和全球化体系，它的构建途径到底是什么？过去我们是通过加入WTO、通过改革开放，加入到整个世界市场体系之中，这是被动融入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主导的过程。因此要想在全球崛起，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站稳区域脚跟，也就是在主导亚洲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要建立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仅仅是使庞大的内部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成为整个亚太区域的贸易的节点，另外也要在区域贸易体系和格局上确立主导力，这就要求真正把“10+3”模式、把RCEP做好。这里要引起一个思考，在逐鹿亚洲的时代，特别是在未来中美之间博弈从传统战场向亚太区域进行转变的过程中，博弈的基点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从更长时段来讲应该抓住什么关键？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采取“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但在拜登时代会看到这样的策略发生了调整。如果让美国在区域贸易中全面介入，使其成为亚太区域的一个核心主体，这对我们形成中国的亚洲时代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所以我认为在未来，我们要在亚太地区主导中国的亚洲时代构建亚洲的基本盘，一条腿是RCEP，另一条腿是CPTPP。美国目前在反思，重返亚太过程中过度强调了在国防安全领域对中国的遏制，目前看更多是从意识形态、外交为主要切入口来构建其他体系。大国竞争不仅仅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竞争、军事竞争，更多的是经济基础的竞争。中国如果在RCEP和CPTPP这两条腿上都站住脚跟，在逐鹿亚太的过程中就稳定了中长期竞争的根基。无论是经营RCEP还是CPTPP，某种程度上都是中长期经营亚太时代的一个根本立足点。要首先在战略层面认识清楚，然后才要考虑技术层面和策略层面上的问题。
    第三，在战略层面上，我们也要认识清楚不同时段的收益到底是什么，以及这种收益可能通过何种方式形成国内政治的一致契约，这样才可以分析清楚目前的表态以及下一步的行动侧重点和突破点。大家都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战略性的胜利，加入WTO的优势不仅体现在生产贸易的红利上，同时也体现在改革的红利上。根据众多学者和商务部相关团队的测算，加入CPTPP会产生一个增进贸易福利的过程。但在其他方面，我们的收益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的贸易红利空间已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更重要的是改革红利，目前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内生的存量调整导致的利益冲突已经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如何化解这样的利益冲突？如何形成改革的新路径？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我们要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欧美对我们的战略遏制，更重要的是要以更加开放的状态促进内部改革，形成改革与开放新时代的有效路径。制度性开放不仅仅是产品市场的开放、贸易上的互利，更重要的是通过自身的改革来迎接相应的开放，通过开放倒逼存量制度、存量利益的调整。
    这种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复杂的，不像产品市场开放过程中所带来的正向收益，能够从卡尔多改进走向帕累托改进。这是我们要认识的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内部利益的调整以及调整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在各种谈判中的突破点、重点、难点。目前我们每隔两三年就要围绕着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进行讨论，怎样达到制度中性、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使中国的竞争秩序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现在国家已经启动了共同富裕进程。共同富裕所促进的劳工改革、再收入分配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与此有什么关联，这是比简单的贸易收益研究更为深刻的研究方向。新时代改革与开放之间的新的互动关系，是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中之重，是关键所在。
    第四，不要简单地接受某一种规则。我们肯定有阶段性的战略选择和策略性调整，最终目标依然是要落在规则体系上，主导整个亚太未来的变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要在环境、知识产权、数据、国企、劳工等通常所讲的这几大领域中进行简单排序，实际上也会涉及到一些区域性的考虑，因为开放往往是由沿海到内地，由发达到不发达的过程，也可以考虑建设与加入CPTPP相关的一些特区。更重要的是，要对加入CPTPP这样一个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协定框架，形成相对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对于下一步的行动会有更好的作用。
    如何以加入CPTPP为契机，融入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双循环的构建核心是要统筹开放与安全，安全体系的关键是要以国内大市场为主体来构建高水平的、高效率的循环体系，使这个运行体系即使在极端状况下也能够保证正常运行。这个战略思路的背景在于，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加速重构期，整个外部环境出现了一系列逆方向的变化，因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战略。
    但这个战略要想真正构建起来，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在更高水平的条件下构建。其中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要更有效地对接世界市场，同时要以我为主，以我们对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可控性、自主性、可循环性等标准来进行内部大循环的构建。这要求我们对于下一步的全球格局有准确认识，对下一步世界经济的循环模式有全面把握，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在引领全球化、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中找到新支点和核心增长极。因此要逐鹿亚太，中国一定要在经济上站稳脚跟，这是大国博弈中的一个中长期落脚点，而我们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经济落脚点，一定要打造高效、可控的两大体系，一个是RCEP，另一个是尽量通过CPTPP等协议，使我们的战略途径更加多元化。当然，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要真正体现双循环畅通高效的特点，制度、层级的构建是关键，要打破过去碎片化的改革，打破过去对增量改革的依赖，实际上需要通过开放等外生动力来创造内部进一步调整和改革的契机，这方面的意义很大。所以，双循环的构建，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更重要的是要在第二轮制度红利构建上有所作为，这种有所作为依然需要外部开放和内部改革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