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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萌发与实践，同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有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创新来自实践先行。浙江的改革开放先行，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区域性改革发展史。一直关注浙江发展的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通过新近出版的《常修泽学术自传》，清晰地勾勒出其与浙江改革发展的渊源， 紧扣时代脉搏，与浙江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前行，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浙江开实践先行之先、开理论创新之源，进而从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一、1984年“莫干山会议”—— 为什么选择浙江？
1984 年，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重大事件之一”，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常修泽教授撰写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一文可以看出，“莫干山会议”是由北京和浙江的几位著名中青年经济学者发起并组织的。当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常修泽教授，作为一位参加者保存了会议的部分珍贵史料，并把“莫干山会议”写入张卓元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一书。“莫干山会议”为什么会在德清莫干山召开？从他提供的史料可以看出，这跟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更与浙江的改革开放先行分不开。1979年以后，浙江大力推行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实践探索呼唤着深层的理论思考。当相关人员向省委、省政府汇报拟在莫干山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动议后，省委、省政府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会议开幕时，省领导到会讲话，一方面介绍了浙江体制改革、技术改造和对内对外开放情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对改革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思考。因此,可以说，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丰厚土壤、开国内风气之先的实践和良好的改革氛围孕育了这样的会议。“莫干山会议”在浙江召开，与浙江的深厚社会基础和人文积淀相关，既是偶然事件，也是历史的必然。
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党中央将在1984年10月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推进城市改革。“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改革战略问题。”“莫干山会议”的讨论成果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参考。
二、1987年“浙江大学会议”——“ 国内最早提出建立产权市场构想”之一
1987年11月，在浙江大学召开了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常修泽教授在会上提出《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之所以在浙江率先提出“产权市场”的概念，是因为浙江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
天时——当时党的十三大刚刚召开，党的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就可以大胆地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情况的生产关系。其中，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一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可以有偿转让给集体或个人”，于是，如何“转让”，自然引发大家的探讨。
地利——会议在浙江大学举行，此时实践已经走在前面，浙江和中国其他先行地区一样，早就在进行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的资产评估、产权转让等方面的探索。当时杭州青春宝等多家企业的改革就曾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前往调查研究。
人和——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其他高校的同行一道，浙江大学的一些经济学教授也在努力探索产权改革。此时，已经提出对一些微利和亏损企业进行“包、租、卖”（大的包，中的租，小的卖），那么在哪里“包”“租”或者“卖”呢？于是“企业产权市场”的概念应运而生。
对于常修泽教授的《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一文，产权界专业刊物《产权导刊》认为，“这是国内最早提出产权市场的文献”之一，提出该看法的作者为《产权导刊》的编辑部主任卢栎仁先生。
三、1990年“杭州会议”—— 坚持商品经济改革的正确取向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暨《经济研究》编辑部在杭州新新饭店召开了关于改革取向的理论研讨会。
当时，中国的理论界和社会上对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体制模式产生了某种模糊认识，对改革的这一市场化取向产生了疑虑。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理论研讨会为什么会选在杭州召开？应该跟浙江作为我国民营经济发源地、商品经济氛围比较浓厚有关，与浙江走在改革开放前列有关。
尽管当时氛围比较特殊，但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时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仍派常修泽教授参加杭州会议，阐述其改革的理论主张。在会上，常修泽教授介绍了他与老师谷书堂教授共同撰写的《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明确提出，商品经济不属于某种经济制度所特有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或者说“中性”的生产方式。它的“中性”特点表现在既可以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
随后，《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在卷首发表了这篇论文，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文章中带有的突破性观点，与一年多以后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谈话的某些提法不谋而合。应该说，和敢于发表或转载这篇文章的《经济研究》编辑部、《新华文摘》编辑部以及论文作者一样，浙江杭州这座城市，在历史紧要关头表现出了时代责任感和理论探索的勇气。
四、21 世纪初“浙江发展模式”—— 走体制创新之路
一个时期以来，理论界都在研究浙江的发展模式，甚至把中国经济的成功与浙江发展模式结合起来，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2005年10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论坛”所作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报告中提到，他认为考察“浙江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放到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中之一是走体制创新之路，包括积极推动农村经济体制创新、产权制度创新、流通体制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等。
作为制度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对产权体制创新颇有研究心得。2003年5月，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组的部署和国家发改委的安排，他为《决定》起草组提供了有关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在报告中，常修泽教授建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第一，在产权定位上，建议从更高的层次提“现代产权制度”；第二，在产权内涵上，建议产权不仅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等物本产权，而且还应包括知识产权、劳动力产权和管理产权等人本产权。第三，在产权制度构成中，建议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四个制度支柱。
随后，他进一步从横向的“广领域”与纵向的“多权能”两个维度，对产权的内涵进行拓展。横向上，从单一的企业产权拓展到资源环境产权和人本产权；纵向上，从“单边初始所有权”拓展到“多权能”权利体系，包括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权、农村土地流转权等。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常修泽教授因关注浙江的产权问题而受到浙江有关部门的邀请，作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相关的学术辅导报告，对“广义产权”，特别是其中的“人本产权” 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在考察浙江产权结构时，常修泽教授还发现了“一个秘密”：从税收、GDP、就业等经济流量指标看，浙江的民营经济确实占了大头；而从资产的存量指标看，国有经济的整体存量资产相当丰厚， 除了经营性国有资产、金融性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以外，全省的资源性国有资产非常可观。他认为，从浙江的经济结构可以看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因此提出一个观点——国有和民营经济共同构成国家经济基础（简称“共同经济基础论”），从而为改革提供了一种“包容性改革的思维”。
五、21世纪20年代“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 保护产权和保护企业家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是民营经济第一发源地，一直以来十分重视保护产权保护企业家。2020年1月，浙江省人大率先通过了《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该条例是全国省域层面第一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也是一部为民营企业量身定制的条例。而早在2018年，温州就出台了《关于为温州市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着力保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2016年，我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出现下滑现象，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民营企业家对产权的安全感及预期有一定的关系。根据对多个省份的调研，常修泽教授发现各地在实践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对于改革开放先行地浙江，常修泽教授更是密切关注其产权保护的创新举措。
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要求，2016年8月，他撰写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内部报告，11月11日，《人民日报》以《以公平为核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为标题摘发了报告的主要内容。2017年1月，他又上报了《关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七点意见》，7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他的《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一文。随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则公开刊登了他的内部报告全文。
在本文即将完稿之际，笔者有幸看到了常修泽教授在“莫干山研究院”公众号发表以及凤凰新闻网转载的《义乌发展的人文考察与启迪》，里面记载了常修泽教授2021年4月在义乌考察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常修泽教授讲到考察了义乌的联合国社区之后受到的启发，他在文章的最后形成了三条重要启示，大致意思是：第一，世界各国的发展，找到匹配自己国情的道路就好；第二，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就好；第三，国际之间的交往，相互尊重别人选择就好。这是浙江实践先行和观点创新的又一新例证。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有像浙江大地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实践那样的“源头活水”，才能使理论工作者得以从丰富实践中进行概括、总结，从而形成理论。“根植实践已知，探索理论未知。”常修泽教授与浙江相关的学术研究经历，较为具体而鲜活地反映了实践先行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也为浙江“十四五”时期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启示。